作者：湯姆．海登（Tom Hayden）
古巴是一個非洲國家，幾乎就相當於古巴是拉丁美洲國家，但是這個事實罕見有人提及。如同巴西與其他佳勒比海島國，現代的古巴根源於征服、奴隸，以及反奴隸的起義叛亂。
所以，古巴的國際主義凝聚於阿爾及利亞，在 1961 年 12 月，就把武器往那裡運送；我們不能說，這個作為僅只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射，這應該也是自然的行動。運送武器的船隻返程時，古巴帶回了受傷的孤兒、難民與反抗法國人的戰士。
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古巴派遣了 55 位專才，提供免費醫療照護。摩洛哥在1963年威脅阿爾及利亞，古巴派出了 686 位武裝戰士，協助新的革命國家捍衛自己。
這是強固堅實的外交政策，但是，就這麼一個貧窮又是低度發展的國家，如何可能，又為何可能？
打從開始之初，古巴革命黨人就清楚意識到，自己屬於米爾士—以及 SDS 的〈休倫港宣言〉──所說的「飢餓集團」，是第三世界，不是第一或第二世界。比如，《全世界受苦的人》的作者，舉世知名的法農（Frantz Fanon）是在佳勒比海出生，卻在阿爾及利亞參與正義之戰。
法農（Source:wikipedia）
另外，古巴的人道主義還有一個戰略理由。皮耶羅‧葛雷牙塞斯（Piero Gleijeses）是位傑出的歷史學者，專研古巴在非洲的歷史，他認為，「在卡斯楚反覆提出，要與美國探討暫時妥協之計（1961, 1963 與 1964 年），卻又屢屢不得要領之後，他的結論是進攻是最好的防衛。」
古巴駐非洲的一位軍官是這樣表述的，「古巴捍衛自己的方式，就是攻擊入侵者。這就是我們的哲學。美國佬從各個方向攻擊我們，從海角天涯的各種路線。我們必須分散他們的武力，若能這樣，他們就不能前來進犯我們，也不能進犯任何其他國家，即便他們的力量強大。我們的反應必須大膽。」
對幾百萬古巴人來說，非洲是他們的祖國。古巴人的血液流著非洲先祖血液，古巴的先人來自非洲文化，如約魯巴人（Yoruba）及當代奈及利亞的伊博人（Igbo），或者，獅子山的曼丁哥人（Mandingo）。
1920 與 1930 年代的時候，古巴歷經了「非洲古巴主義」的興起，如同法屬佳勒比海群島的「對非洲黑人文化傳統的自豪感」，或者，就像是美國紐約當時出現的「哈林復興現象」，這些都是非洲人離散後，新興的文化民族主義浪潮的一環。
有此理解，就不會不能理解，何以數以千計的非裔古巴人響應徵召，前往他們的祖先家園作戰──剛果、幾內亞比索，與納米比亞──，對抗葡萄牙的殖民主義與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這就是古巴民族詩人尼古拉斯・紀廉（Nicolas Guillen）在 1976 年所說，當時，非洲戰爭開打了：
有許多奴隸是從安哥拉被帶到了古巴…我們對於非洲那些部分，特別會有意識，我們的祖先有很多人來自那裡。這是我所有詩作的基礎…安哥拉是我們的一部份。
尼古拉斯・紀廉（Source:wikipedia）
如果美國人與西方人認為這是共產黨人古巴的帝國主義，古巴人更感覺這是返鄉。如果美國人與西方人認為古巴是蘇聯的馬前卒，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國家擁抱古巴，將古巴看作是三大洲集團的領袖，「亞非拉人民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OSPAAAL）就在 1966 年 1 月在哈瓦那誕生了。
這個選擇值得一書，因為第三世界的會議是在 1957 年誕生於開羅，在 1965 年古巴受邀參加之前，並沒有包括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其後，古巴人的第三世界根源及遺產，再有任何懷疑，也都廓清了。
與此同一時刻，美國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自己也在轉變，它要在美國本土，推動第三世界解放運動。根據 SNCC 史學家卡森（Clay Carson）的看法，SNCC 在「黑土地帶」（Black Belt）推動收益分享的工作，這個訴求是全球農業改革運動的一環。
就在整合派的動能減弱之計，麥爾坎‧X與「伊斯蘭民族」的黑人民族主義及國際主義日漸得到共鳴。1966年 6 月，在密西西比舉行投票權大遊行，詹姆士‧馬里帝茲（James Meredith）遭人射殺，在這個場合，堅定的SNCC成員威李‧里克斯（Willie Ricks）拋出了「黑人權力」（Black Power）這個術語，測試了大眾的反應。
卡麥可最後在六月十六日正式拋出了，里克斯對他說，「現在就丟出！人們已經就緒！」這位很有爆發力，也很有魅力的 SNCC 主席卡麥可，一夜之間，就將自己從左翼社區工作者的身份，推高到了全球的革命舞臺。
「黑人權力」這個用語有些曖昧，意義雙重。對於出身麥爾坎‧X這個傳統的人來說，這是動員年輕人的指令，因為它讓白人最為害怕，暗示了報應與種族角色的逆反。
對於馬丁‧路德‧金來說，起初他對是否使用這個用語，有些遲疑，黑人權力的意思，是要在白人傳統之內，將少數移民群體組織起來，取得權力。斯托克利‧卡麥可則覺得，兩種意思都有。不管是哪一層意思，「黑人權力」一出，白人直接參與的民權運動銳減，同時也贏得了獨立的槓桿，讓黑人社群得以抗衡白人領導的權力結構。
無論是革命蘊含，或是其改革意義，「黑人權力」在黑人之間，導入了深沈的共鳴，他們從 1957 年的蒙哥馬利，一直奮鬥至 1965 年的塞爾瑪事件，卻很少得到表現的機會，他們的不耐之情漸增。
在斯托克利短短的一生（1998 年早逝於癌症），他的各個人生階段，我都有機會與聞；如實說來，他會成為革命份子，是有不可思議的成分。
斯托克利‧卡麥可（Source:wikipedia）
1941 年，他出生在千里達，剛好就在委內瑞拉海岸旁邊，他是佳勒比海島嶼的人，後來他與古巴革命的親和與接近，起源於這個地理連帶。在就讀布朗克斯（Bronx）科學高中時，他在左翼猶太激進群體中長大，那個時候已經加入「公平對待古巴」委員會。
接著，他在 1960 年註冊，就讀歷來就是黑人為主的福華（Howard）大學，彼時，學生靜坐運動正在橫掃美國南方。
斯托克利加入了福華大學的「非暴力行動小組」（NAG），他自己接著一頭栽入，從哈佛大學到馬里蘭，再到密西西比的格林烏（Greenwood）的各種大小對抗，他都參與了，並且因為參與格林烏的「自由乘車」（Freedom Ride）運動，導致他被監禁 49 天，就關在人們望名生畏的密西西比州教養所，俗稱琶漆曼農莊（Parchman Farm）。
最後，警方將他移送阿拉巴馬州的朗茲郡（Lowndes），這個地方的人選用的符號是黑豹，對立於白人超級種族主義民主派的公雞圖像。他在尼肖巴郡（Neshoba）沼澤地區，搜尋失蹤多時的錢尼（James Chaney）、古德仁（Andy Goodman）與史華納（Mickey Schwerner），最後，這三個人是在 1964 年 8 月才被發現，遺骸早已殘缺。
斯托克利全身都在散發奇里斯馬，所有人都在看：高大、俊美、笑容燦爛、視死如歸，傑出的社區組織者，能言善道。我們彼此算是相當熟識，即便在斯托克利離開白人左派圈之後。
在洛杉磯華茲（Watts）暴動後一年，1966 年 8 月，他來到了紐華克，十一個月之後，紐華克也出事失火了，他在我們這個社區對八百位年輕人講演，並以一種觀望的態度，鎮靜地解釋，何以在事關黑人的事件中，像我自己這樣的白人組織者，不再適合擔任領導的角色。不久之後，我們又走到了一起，我鼓勵他走一趟古巴。他是早就在準備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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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國人若真在非洲戰鬥，包括斯托克利‧卡麥可，那麼，會產生什麼地緣戰略的效應？三十個戰士不會產生任何實質的差別。斯托克利明顯犯了錯誤，在於他認為「黑人權力」運動勢將在國際範圍的基礎上，「必然與日增強且更為清晰」，意思是他在非洲的角色僅只是改變了地點，從事相同的鬥爭。
斯托克利與美國黑人在非洲對抗葡萄牙殖民者，或是，對抗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些行動在獲得媒體報導與散播後，或許可以揭露華府與那些國家的白人政結構，歷來就有強烈的聯繫，因此就可對準華府的虛偽，予以凸顯，也可能進一步對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加油添火，並向國際各個角落推進；但是，這終究也只是政治上的可能性。證諸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
不管當時作了什麼計畫，斯托克利的全球行程完成了，但卻顯示，他已經自外於 SNCC 與「黑人權力」運動，他處於孤立地位，而還在兩年前，他卻還在美國領導這個運動。不但是斯托克利離去，SNCC與黑豹黨之間，也因為在美國的革命領導權與意識形態爭論（包括要訴求黑人民族主義，還是採取聯合陣線），裂痕愈來愈大。
SNCC的logo（Source:wikipedia）
在美國，聯合陣線這個概念或許算是無法達成的幻想。斯托克利所承受的各種威脅，貨真價實。但是，流亡在外的斯托克利，原本在美國有些什麼積累，也應該作個盤整。
他在美國有大量的追隨者，人群之夥可以匹配於馬丁‧路德‧金博士，並且已經在重新活化麥爾坎‧X的遺產。他的「黑人權力」論述，以同名為書，進入了暢銷書榜，共同作者是漢密爾頓（Charles Hamilton）教授。金博士在1968年華府召集「窮人大遊行」的時候，在斯托克利領導下，組織「黑人聯合陣線」的計畫已經在美國首都進行。
試想這幅光景，將會帶來何等潛在的衝擊，華府的多數人口是黑人，「黑人權力」運動就在這形同是聯邦政府屬地的地方，設置了總部，領導人又是斯托克利‧卡麥可！
若能如此，在地方舉辦的示威遊行，就同時有了「全國」示威遊行的性質。國會代表權的要求就能如同長茅一般的銳利，刺向聯邦政府的雙重標準。與各外國使館的新關係，將會如花盛開。
每一個聯邦雇員，以及政府及他們的員工走到街上，讀了新聞報導，必然都要感受衝擊。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遊客，等於是在距離白宮大門咫尺之遙，就能參訪美國「黑人權力」的首都。對於美國既有秩序的守成者來說，這些變化也許會讓他們太過難以消受。
暗殺與反情報的各種計畫與威脅，可能就會針對斯托克利而來。美國沒有能力容納一位黑人革命份子，認為他帶來威脅，但這個人還僅在五年之前，還是一位年輕的社會民主黨人，參加了「自由乘車」活動。這個情況很像美國在1959至1966年間，美國也沒有能夠找到容納古巴人的方式，直到革命燎原，擴大到了亞非拉三洲大會這樣的規模。
然而，走向國際傳媒之路，就是斯托克利遠離了其根源之時，他在SNCC與市民不服從運動的位置，他對本地人的培力工作，就此漸行漸遠。
斯托克利到了非洲，成為美國流亡者，這個時候，美國各種民權運動剛好正在傾倒，或分裂到了難以修復的地步。SNCC 在美國、在國際間都是步履維艱了，這又如同 SDS 在 1969 年以後的情境，當時「氣象人」這個派別走向更能戰敢戰的路線，將 SDS 這個組織拋在腦後了，那是個關鍵時刻。
1963年「向華盛頓進軍」（Source:wikipedia）
SNCC 與黑豹黨很快地消褪，與此同時，更為主流的民權運動的訴求，開始有了成效，通過選舉，許多黑人市長當選了，還有其他黑人成了官員，他們多少都在卡特總統團隊下，整編了進去。
國家機器給予實質的改革（一人一票），從此，這就成為美國方式，藉此將憤怒之火，從街頭燃燒的拒馬，導引平息。南部各州，獲選為地方公職的黑人，數以百計，接著就是黑人市長當權的新時代，從 1967 至 1979 年間，至少有 20 人當選，所有人都是相對溫和，他們得以勝利，無不可以歸功於民權運動，也都必須歸功於類如斯托克利這類先行者。
發生在都會區的這些起義造反「革命」，事後證明，其實是可以圈限在一定範圍的風暴。
古巴當年的革命強化了社會的風暴（蒙卡達、馬埃斯特臘），最後取得政權，擁有了仍可運作的政府，即便備受美國勢力的圍攻；在美國，這些起義造反，卻是致使許多革命組織遭致孤立、分化，也遭人滲透。
在洛杉磯，暴亂後的「重建LA」之允諾，竟成鬧劇。黑人公務人員無法強制執行投資，儘管先前曾作此承諾；反之，實況是投資從城市中心出走，中產階級也逐漸離去。相同的情況也在紐華克、底特律與芝加哥發生：大量白人離開、企業集團不再投資，興起的是幫派，從事地下毒品經濟。
不過，總地說來，六十年代的起義造反許多年後，產生了國會的非裔與西班牙流派，最後，就是總統歐巴馬的出現。人們是可以論稱，美國各大城市的暴動帶來了改革，不是革命。至於古巴，如同我即將在下文論證，在古巴革命導引下，有了第三世界的革命高潮，其後，浪潮回饋島嶼，改良古巴人民的生活所需。整個行程是迂迴前進。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聽好了，古巴很重要！》唯有了解我們共同的過去， 才能明白正常化的突破何以能出現， 進而了解古美關係的糾葛 會從這裡走向何方。 ── 湯姆‧海登 阻礙美國與古巴復交的原因， 冷戰只是表象 真正的關鍵是美國帝國心態的全球戰略與經濟利益 在 55 年的外交禁令下， 古巴雖被主流媒體邊緣化， 但從未被世界孤立！
唯有了解我們共同的過去，
才能明白正常化的突破何以能出現，
進而了解古美關係的糾葛
會從這裡走向何方。
── 湯姆‧海登
阻礙美國與古巴復交的原因，
冷戰只是表象
真正的關鍵是美國帝國心態的全球戰略與經濟利益
在 55 年的外交禁令下，
古巴雖被主流媒體邊緣化，
但從未被世界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