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衛香港農業奮戰的這三十年

作者：鄭肇祺（加拿大卡加里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序言： 環保界的聯署宣言

2016 年 9 月 9 日，香港的環保界發起了「停止暴力威脅 堅守環境正義」的聯署行動（將於 9 月 13 日結束），從分享出來的訊息看到，「由中午開始短短六小時，已有超過 86 個團體及 1621 個人響應」。 ¹聲明當中提及了「每個人都有健康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及「我們支持的，絕不止是朱凱廸個人，而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兩個重點意見。

本文整理從環境運動角度來看的新界環境政治，從而分析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如何成為香港三十年來的農業發展及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新界農業環境變遷

現在我們稱的香港，可以分為三部份。 1841 年及 1860 清朝對英國的兩場敗仗後，割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予對方。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包括離島如大嶼山，則是在 1898 年以 99 年為限租借予英國。當地村民曾抵抗英國接收新界，在 20 世紀時和殖民政府屢有土地糾紛。殖民地政府以在新界丈量土地的資料，給予 1898 年前持有土地的宗族「原居民」身份，之後立村的為「非原居民」村。²

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動盪時期，數以十萬計的移民逃難到香港，因為都市住屋環境及工作機會缺乏，加上糧食供應為政策重中之重，政府在 1950 年代時空投單張，鼓勵到新界租地耕種。以現今的社會、政治分類來說，這些移民也屬非原居民。

自二戰以後，新界原居民出現移民潮，以脫離窮困的鄉村生活，亦因此出現大量稻田可租予新的移民進行耕作。難民、移民以朋友、親戚網絡，進入新界，以蔬果、雞豬、花卉等經濟作物，支持家庭收入。當中，由富商嘉道理家族成立的嘉道理農業基金，及另一個約瑟信託基金，在發展農業所需的水利、種苗等，提供了慷慨的協助。³

1960 至 70 年代，可說是新界農業的黃金時期，透過政府蔬菜統營署及菜站系統，以及其他肉類供應的渠道，新界農民支援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因為菜價不俗，農民的家庭經濟也逐步改善。

不過，由於 80 年代起中國開放出口大量農產品到香港，加上自由貿易的擴張，以及從事農業人口老化及減少（從 1971 年的 34,000 人下降至 2011 年的 5,800 人），因此香港的農產品自給率一直下降，至 2000 後，香港的本地蔬菜供應約為 2%，而 1980 年的本地菜與進口比例為 8:2 。⁴

表一：香港農業變化（1963- 1994）

資料來源: 漁農署年報（1963/64, 1973/74, 1983/84 and 1993/94） ，整理於 Cheng (2009)。⁵

另一個與香港農業衰退息息相關的是土地問題。

簡單而言，在 1898 年後，原居民是可以自由買賣其土地，二十世紀中葉起，政府意圖在新界建立衛星城市，解決都市土地及人口問題，因此新界就成了其與原居民及發展商（開發公司）的角力場。一些非原居民村進入由原局民控制的鄉議局網絡，也參與了這場角力。

其他非原居民，他們的土地多為租用的。在九十年代前，農地價格相對便宜，但農民多選擇以長期口頭合約的方式使用，而非購買。他們的農舍，雖然逐漸在用料上有所改善以變得堅固，但由於在政府紀錄上屬於「寮屋」，如有拆遷，賠償金額可低至數千元。在 1981 年政府進行寮屋的普查後，新建的寮屋屬違法建築。

直到 2008 菜園村事件前，這些非原居民散戶在政治上只能依附在鄉村的原居民網絡。在土地利用上，除了因農業減少而造成廢耕外，都市化以及自 1980 年代生發案引致新界農地被改為貨櫃場等高污染活動，⁶當中的利益關係，使政府、一些銳意從中獲利的原居民、以及發展商從對手變成盟友，促使了香港可從事農業活動的範圍的大幅縮減，也導致了一群以環境保護、綠色生活、農業復興為主軸的運動者，在過去三十年間成為一個時以分散、時以集結的社群。

上述的鄉村、土地、農業及政治結構，緊扣而成了 2016 年新界選舉的多元聲音及緊張脈動，以及近日的朱凱廸事件，以及環保界的發聲。在理解什麼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時，我認為要從整個新界農業運動的發展去切入，方才能分析為什麼朱先生能高票當選，而同時收到人生性命的威脅。

從反核到慢熱的有機運動

我在碩士班階段研究有機運動 （ 2007-2009 ） 時，聽說過一些在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環境運動先鋒，首個參與的事件，都是 1986 年的反核運動，亦有部份人在八十年代初期已開始引入有機耕種的資訊，並進行實踐。若以綠田園基金會（ 1988 ）的成立為起點，香港從下而上的有機運動已經持續快三十年。

與 2010 後的農業土地運動相比，我認為有機運動較為偏向綠色生活運動，即為從生活節奏、消費、甚至從事餘閒、兼職或專業生產，利用有機食物回應社會的各種議題，包括環境、食物安全、性別分工、社區關係、貧窮、人口老化等，都可散見於不同社會福利、商業及環保機構中。各種的參與者，不少同時關注數個議題，並同時具有不同身份。相對於政府，他們處理議題時較有彈性，如 2008-09 年反基因改造木瓜的小型運動，及前後的種子保育討論，各單位的合作是短暫，但溝通緊密，同時個別團體會在有興趣的議題上繼續發揮，使其一直發酵。

在處理和新界土地相關的問題上，有機運動參與者在我研究期間，一直意識到問題存在，尤其是有機農夫在找尋未受污染的泥土、水源的農地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到地主租出意願不高的問題。加上九十年代後農地有價，要長期租用同一處農地非常困難，購買土地更不可能，租金也因個人、團體對農耕的需求以一直上調。換句話說，可供有機耕種的土地，受困於各種因素，並非具有理想的小資本的行動者能覓得合適的土地，實踐長期耕種的計畫。

在這場相對溫和的運動中，漁農及自然護理署一直扮演重要的仲介角色，建立有意耕種人士及地主的溝通渠道，一些對環保、鄉郊生活持直面意見的地主，也樂於把田地租出。可是，能找到理想的農地耕種，仍是困難重重。

我沒有收集有關 2008 年立法會投票的田野資料，除了尊重受訪者在投票上的隱私，同時也是由於當時社會對農業相關的問題意識沒有出現。相對於農業上各種政治，從我和不同人士聊天時的觀察及感受，有機運動參與者多以其生活上的需要、以及候選人的政績作考量，決定在選舉上的投票意向。

順帶一提，有機農業團體、個人在立法會選舉的漁農界功能組別上，並沒有投票權。在這個狀況下，我所形容的慢熱，也是指新界農業議題在 2009 年前，一直屬於小眾的話題及處理對象，縱然假日有機農墟（市集）出現、電視節目相繼報導農夫故事、以及週末採摘士多啤梨（草莓）活動興起，都市選民及議員並沒有對農業的政治生態予以關心。

慢熱的有機運動也帶來了農業的轉型。香港政府在 2000 年正式把有機農業列入政策範圍，協助農夫轉型。另外，以食物安全、環境保護及本土生產為前提的農業，也在中國食品事故頻生的情況下，逐漸引起香港市民的關注。我認為，這場從 1980 年代開展的生活運動，除撒下了種子外，也作為了養份，供應 2009 年後強而有力的農業運動。

各個運動的匯流

2009 年菜園村事件爆發，受興建高鐵香港支線而影響的石崗菜站（後稱菜園村）的農民，因不希望其寮屋被拆、鄉郊務農生活被取代，在投身都市保育運動的朱凱迪等人協助下，成立關注組（村民）及支援組（運動者），反對收地、拆村。過程中，兩個小組合作和原居民代表、鄉議局、區議會、立法會議員開會，並動員學者、社會運動網絡、媒體等提出替代方案，反對港鐵及香港政府犧牲這群在同一土地上生活了 50 年，經歷不少於三代的非原居民。

這事件後來引發 2010 年初的反高鐵運動，號召了過萬人包圍立法會，並把立法會建制派、政府、港鐵（身兼鐵路公司及發展商）及鄉事派的利益等公緒於世，雖然議案通過，運動功敗垂成，但也成為日後一些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啟蒙運動。

高潮過後，新界的農業、土地議題成為更多人了解香港社會、政治問題的切入點。除了朱凱迪等成立的土地正義聯盟，協助菜園村搬村及介入新界土地政治外，新界東北、南生圍、豐樂圍等土地發展，都獲得了數以千計的人持續關注、參與。

另外，本土研究社的成立及多個以土地規劃為重點的民間研究計劃，以及各個民間研究者（如朱凱廸、陳劍青、林芷筠、劉凱龍、鄒崇銘等），都以筆代耕，提供政府、發展商以外的論述。有機運動團體及環境保護組織，也相應在土地問題上聯合發聲，提出「沒有本地農業，那有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及「農地農用」等口號，同時在各自團體上加強樸門（  permaculture ）、回收工藝（ upcycling ）等的實踐，這些加強了的社區、個人連結，當為 2010 年新界農業運動的新現象。

2016 選戰: 從新界到城鄉的政治生態

2016 年立法會選舉選戰，在近年香港面對中國政治介入的憂慮，以及 2014 年雨傘運動前後政治光譜的分散等因素影響下，一開始的焦點放於香港獨立、泛民主派分裂等民主議題。朱凱迪參選新界西地方直選，似乎並沒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第一個民意調查時，朱的支持度為 2%，他亦因缺乏財源，需求發起小額（港幣 999 ）的群眾募資（眾籌）作為參選經費。我雖然身在國外，未能參與觀察，但從網上報導及朋輩網絡中跟進，可以看出這些年來參與環境、農業運動的人士都發揮創意，或是加入助選，以單車、重用的物資等打了一場另類選戰，或是在不同階段予於支持（endorsement ）。⁷

朱的政綱，超越了新界及農業政治，涵蓋了墟市、民主、香港前途自決等，反映其城市及鄉郊保育運動者的背景外，也嘗決從自決的角度，帶給香港市民願景。

9 月 6 日的選舉日後，朱凱迪獲得超過八萬票，成為票王（雖然其本人不喜歡這稱號）。我不可能了解八萬人的個人投票原因，網上分析也多不勝數，但我認為，這突顯了本文初提及的聯署聲明中「我們支持的，絕不止是朱凱廸個人，而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這句話。

在二十世紀到現在，新界的政治生態一直在轉變，結合 Agrawal （2005）的Environmentality 及 James Scott （1999）的 Seeing like a State 理論去分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⁸我認為，香港市民把世界環境、民主、社會運動培養出來的視角，透視本地農業變遷，理解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發現其與管治、政治及個人的連結。

在這個過程中，政權的權力在生活大小部份的滲透，並不足於塑造一個又一個的順民，由於個人的意志及從生活上的學習，促成了一場從生活到政治表達都含有反抗意識的運動。因此，政權、商家、甚至目前的既得利益者（如部份原居民）的勢力擴張，不一定為香港帶來絕望，而這群香港人就如 Tsing 研究松茸與人的互動中提及，⁹了解受破壞後的廢墟 （ ruin ），我們需要的是保持希望（ hope ）。

從新界的政治生態學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目前朱凱迪受到人身安全的恐嚇，確實是如聲明上「每個人都有健康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的立場息息相關。如果因為社會結構中的暴力控制不了人心，而取緒於行動上的暴力的話，民心的向背就更加呼之欲出。在香港，種植一棵蔬菜，是一場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角力。但願未來，那只是一棵單純健康又美味的新界油菜。

※本文於 2016 年 9 月 10 日由菜市場政治學網站上載，作者授權非營利團體直接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