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亮宇
@往前閱讀：社會福利的崩盤如何拖垮了1980年代的荷蘭經濟（上）
上集提到，我們可以將20世紀的荷蘭病歸納出幾點病徵：失業人口與社福支出大幅增加，過度仰賴出口天然氣所得，以及政府大幅舉債等等。在下集裡，我將繼續討論荷蘭政府究竟開出哪些藥方來治療荷蘭病，民間又如何配合，才漸漸脫離荷蘭病的煩惱，甚至達成受到國際關注的荷蘭奇蹟。
治療荷蘭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個病同時具有多種症狀，不僅需要強效藥，同時也得多管齊下才行。底下，我就來一一介紹荷蘭政府從1980年代開始採取的幾種藥方。
診治荷蘭病的藥方1：利用抑制工資上漲和減少工時的策略，創造更多就業
首先，荷蘭政府將目標鎖定在處理就業問題。政府的策略是降低工資成本，因為此舉不僅可改善荷蘭貨品與服務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在政府施予的壓力和導引下，荷蘭勞方（工會）與資方（雇主）代表們，於1982年簽署《瓦森納協定》（Wassenaar Accord）。其中，工會接受在未來幾年薪資成長將受到限制的政策；雇主同意減少裁員和降低每周工作時數；政府則同意部分工時之勞工也納入社會福利體系。這個《瓦森納協定》，也標示為人熟知之「波德模式」（polder model）的開端。
（延伸閱讀：淺談荷蘭今昔勞工法發展史）
這個時期，荷蘭成功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從1985年開始，直到2003年之間，就業人口每年幾乎都以1到3％的幅度成長。在2003年至2005年之間趨緩以後，就業人數在2006年又開始增加。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臨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曾經預估，荷蘭的失業率將會下降到比結構性失業率（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3.5％還低。這段期間的創造就業機制，就是往後被稱為「荷蘭奇蹟」的例證之一。
診治荷蘭病的藥方2：縮減政府規模與公務員工資成本
其次，政府將治療荷蘭病的目標，轉移到重組政府財政，特別是縮減政府的規模和成本上頭。由Ruud Lubbers領導的內閣在1982年組成後，曾提議要從1984年1月起開始，減少政府雇員薪資的3.5％。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提案很快遭到政府雇員的工會反對，還經歷一場幾乎是荷蘭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罷工。不過，就在私部門的勞資雙方接受工資緩漲的提案以後，公部門工會發現他們逐漸被孤立了。故事最終的結局為，1986年起，公部門雇員薪資縮減3％，但工作時數也從每周40小時減少到38小時，每年另可以增加12個額外的假日。
診治荷蘭病的藥方3：重組福利國家體系
第三個治療荷蘭病的藥方，是進行福利國家體系的重組。政府一方面要減少各種社福方案的支付金額，另一方面則要減低請領社福津貼的人數。與此同時，政府還試圖重新打造福利國家的誘因體系，以減少政府福利體系的負擔。例如，如果一個荷蘭國民有「工作賺錢」跟「不工作並請領津貼」等兩個選擇，前者的誘因將會更吸引人，等同於鼓勵原先接受津貼的人，再度回到職場。
於是，1987年，政府將津貼比率，從原先工資的80％減少到70％。1991年時，本來有項提案主張未來津貼的給付，也將考量此人先前工作累積的年資多寡，沒想到引來25萬人在海牙進行強烈示威遊行。當時的執政聯盟成員工黨（PvdA）和基督教民主黨（CDA）也在隨後於1994年的選舉中，失去很多選票。
1992年時，政府又引入一個財政誘因到私部門，包括提供獎勵給雇用身障勞工的公司，以及在身障員工遭解雇時給予的補助，推動雇主更有責任地將身障人士整合進總體勞動力。
在1994年，津貼請領者的總數首次下降，但在1996年至2002年之間，數值又開始上升，在2003年達到98萬8千人。這個數值大約是德國與美國的三倍，以及瑞典的兩倍。2005年，根據工作能力（working Ability, WIA）的工作與收入法（Law on Work and Income）取代了身心障礙法（Law on Disability, WAO），是另一項重要的轉折。
新法案將因疾病或者身障等原因造成的失能者分為：低度（低於35％）、中度（35％至80％）與高度（超過80％）；等三個級距。其中，低度失能者原則上是靠雇主提供服務，政府不提供津貼；嚴重程度超過80％的失能者可請領相當於他們上一份薪資的75％的津貼。介於中間的那群人，仍舊可以請領津貼來支持生計。這個新法案上路後，成功停止了上漲中的津貼申請人數，2012年時，失能請領津貼者已減少到81萬6千人。
診治荷蘭病的藥方4：重組政府財政
如同上集所述，「荷蘭病」的病徵包括過多的政府預算赤字（支出）。即便荷蘭能暫時從販賣天然氣得來大量收入，但這項收入來源總有一天會終結，治本方式應是減低政府支出，並讓政府財政回到常軌。
荷蘭病的治療期間，幾任內閣都採取各類措施，試圖重整政府財政。除了前面提到由Lubbers首相領導的內閣，1994年起，在由Wim Kok領導的「紫色內閣」（purple cabinets）時期，財政部長Gerrit Zalm引入新的預算程序，各方達成共識，為接下來期間的政府支出設定上限，即便政府收入增加，支出並不因此而增加。此外，內閣同時也採行保守的經濟預測原則，以防各種未預期因素影響到實際經濟表現。
診治荷蘭病的藥方5：加入區域貨幣整合
最後，荷蘭政府也從1980年代起，逐步加強其加入區域貨幣整合的步伐。
當時，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設定五項加入條件，其中最關鍵的一項為，申請國之預算赤字必須不超過每年GDP的3％，整體債務也不能超過GDP的60％。雖然在1997年時，荷蘭債務依舊占了GDP的72％，但由於其他四項條件皆已達成，而且比起歐洲許多國家，荷蘭的表現已相當不錯，因此仍被接受加入。荷蘭貨幣價值被認定為每2.20371荷盾（Guilder）兌換一單位的新貨幣：歐元（Euro），並在稍後正式引介給大眾。
歐元上路後，理論上所有參與國家都得遵循一致的貨幣跟財政規則。然而，現實情況總是不盡人意。適逢2003年的經濟低迷，荷蘭政府仍然無法將赤字壓在GDP的3％以下。政府因而引入更緊縮的財政措施。終於，在2006至2008年之間，預算出現小幅剩餘，政府債務也減少至50％左右，符合低於不超過GDP的60％的標準。這個情況，再加上極低的失業率，顯示荷蘭在經過十幾年努力後，默默締造出一段「荷蘭奇蹟」。
荷蘭奇蹟後，新的挑戰到來
荷蘭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1950至1960年代的努力，不僅走出戰後的經濟衰退期，也建立起整套福利國家體系。從1970年代起，荷蘭病的問題，則開始困擾著荷蘭。但從1980年代起，又經過一番改革後，荷蘭在21世紀前後，在降低失業率、降低依賴社福津貼人口、降低政府負債和赤字等方面均表現亮眼，獲得國際注目，並贏得「荷蘭奇蹟」之美名。
不過，服用任何藥物，總是會帶來副作用的。如同因為打造福利國家體系，而埋下荷蘭病症狀一樣，荷蘭自1980年代以來為了擺脫荷蘭病的努力，雖然讓她創造一段荷蘭奇蹟，卻也同樣留下一些副作用。更可怕的是，美國掀起的金融海嘯，和隨後的歐債危機接二連三地向荷蘭襲來，考驗著政府與民間的應對。
那麼，2008年後的荷蘭，能否在逆境中突破重圍，繼續創造荷蘭奇蹟呢？這又得留待未來再說了！
＊參考資料
陳雅慧，2012，〈共生、妥協 以商立國〉（@超連結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3818#），《天下雜誌》，第248期。
黃志隆、張世雄，2005，〈就業成長的達成與社會安全的維繫──荷蘭社會改革的理論爭議和政策意涵〉，《歐美研究》，第35卷第2期，頁405-458。
Andeweg, Rudy B. and Galen A. Irwin. 2014.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the Netherlands (4th edition).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Wim Kok（Wikipedia） @超連結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m_Kok
作者簡介：陳亮宇，大學在台灣讀政治系和公共行政研究所，現在是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除了喜歡逛荷蘭博物館，還很喜歡荷蘭零食。希望天天都有炸魚（kibbeling）、可樂餅（kroket）、小可樂餅（bitterballen）、糖漿煎餅（stroopwafel）和薯條（patat）可以吃。
本文原刊登於荷事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