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幅員廣袤，會試與廷試既在京師舉行，各地的舉人免不了一趟遠行。自宋代起，距離京師較遠的地區，官方會給予趕考的舉人「公券」，自啟程至還鄉，費用均由公家給付。
明清時代的舉人考進士，官方也會提供赴考旅費，記錄典章制度的《大明會典》簡約地寫道：「當考中鄉試，身分成為舉人，出示官方的憑據，官方應當給付路途的津貼，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
明代官方並給予考生一種准許在驛站食宿及使用車馬的憑證，稱為「郵符」。但往返皆補助的政策在崇禎十三年（1640）有了改變，兵部尚書楊嗣昌（1588-1641）實行了一項新政，即會試沒中的考生回程沒有「郵符」，造成一些考生流離不能回鄉，甚有在異鄉自殺者。
當時在翰林院任官的楊士聰（1597-1648）感慨道：「祖宗延續下來的法度，難道就因為楊嗣昌而廢除？節省了一點錢，而失去了士子對朝廷的恩心，也失去了遠方的民心，這不是一個好政策。」
觀察楊士聰的一席話，可知官方的路費補貼對於考生是至關重要的，但不足的旅費又該怎麼補湊呢？宗族中往往有一部分產業是作為興學之用，稱為「義莊」（義田），因此有宗族支持的考生便可從中取得獎助學金及旅費。鄉里間的士紳也會與地方政府合作置產，提供利息給考生使用，士子參加鄉試前，地方官設宴款待的活動稱為「賓興」，因此這類的組織泛稱為「賓興莊」。
在各大城市中，同鄉人士為凝聚地緣意識而設立的場所稱為「會館」，其可作為招待同鄉聚會，或推廣商務之用。明代在永樂年間，就有官員在京師成立會館，但明代的會館大多是提供在京同鄉仕宦的俱樂場所，一般同鄉人士反而不能使用。
至清代初期，才開始有專為提供原鄉考生住宿設立的會館，例如安徽歙縣會館於乾隆六年（1741）制定的規約寫道：「本會館創立的目的是專門為了舉人上京趕考之用，其他的貿易商人，自行尋找寓所，不得在會館居住，及在此停放貨物，以免失去會館設立的本意。」會館既為幫助考生而設，嗣後考生高中，自然也會有所回饋。
至此，已知考生的旅費籌措與京城投宿場所，那上京趕考的旅途過程又是怎麼樣呢？或許是因為前程未卜，考生的心情多了分忐忑，少了點玩興，記述上京旅途紀聞的作品並不多，最為詳實的是清代中期一位名叫林柏桐（1774-1844）的廣東文人，他在《公車見聞錄》中介紹了上京的路線，及其對應的交通工具，並告知應當攜帶的用具與各種注意事項，如此難得的旅行指南，廣泛的在考生間流傳，並被修訂刊行，成為上京趕考不可不讀的寶典。
林柏桐說凡是要北上者，建議尋找個性接近，且能夠信賴的人結伴同行，稱為「約幫」，如此既能互相照應，又可排遣寂寞。但人數太多反而容易意見分歧，所以他認為同行人數以二至四人為最佳。
林柏桐來自廣東，上京路線的選擇不少，常見的有五種，最快約需七十天，慢則需耗費九十天，有的路線要花費精力轉換舟車，有的路線景色單調，他分析了各路線的優缺點，提供考生選擇，並介紹途經各地的食物名產，讓考生在勞頓之餘，還可以品嘗佳餚，調養身心。
交通工具方面，雇船應當先注意船身是否完好、船艙空間是否清潔，然後在船票上寫明價錢，及船員人數，要求船家不得私運貨品，以免耽擱時間。為避免船家中途捲款，船費不宜一次付清，交付頭款後，其餘稱為「包封」，航行至某處後再分次繳納。江南有句諺語：「搖船三樣手，神仙、老虎、狗。」意思是說縴夫屈身拉船像條狗，撐篙的人使力高呼像隻老虎，揚帆的人則如同神仙般操控自如，有這樣的船員才是條好船！
至於雇車應當注意牲口是否健壯、車輪是否堅固，車票上寫明每日行走路線，付費方式亦如船隻，分次交付「包封」。到站前數十里，宜先派人前往旅店打點住宿事宜，稱為「打店」，以免到站已過晚，致使旅店難覓。到達旅店後，預先算好今日住宿費用，次日食用早點後便可以快速展開旅途。
轉換交通工具時，應清點行李數量，並注意封條是否完好，期間可能會遇到前來搭訕的仲介，應當婉拒他們的生意。途經關口、官員查訪，務必配合，據實以答。若船上的旗桿懸掛「奉旨會試」的旗子，查驗的吏員知曉旅行目的後，通常不會為難考生。當然，考生在出發前就得告知隨行同伴絕對不可以攜帶私鹽、違禁品與窩藏人犯。
除了交通資訊外，林柏桐還貼心的列出衣物、棉被、書籍、藥品等必需品清單，並提醒考生，攜帶的文具用品宜選擇輕便耐用的，食物應預先分裝，途中拿取較為簡便。綑綁行李多需繩索，最好出發前多帶幾條，因為北方繩索價格不菲。
林柏桐旅途的終點是北京的廣州會館，到達會館後，會館內有專員接待，協助考生前往禮部衙門處理報到事宜。以上所說的是清代中期的旅途狀況，《公車見聞錄》中有些是清代特有的現象，例如前文已說明會館的性質在清代轉變為專為考生而設，又如林柏桐說到站若早，就有時間剃頭，這是清代「薙髮令」的關係。林柏桐還提到旅途切勿攜帶鴉片，因為鴉片在清初已有吸食風氣，至雍正年間被定為違禁品。此外，書中其他部分與明代上京趕考的過程是相當接近的。
吳中四才子（俗稱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1470-1524，字子畏，又字伯虎）在考完鄉試後，巧遇一位名為徐經的富家子弟，兩人十分投緣，且都要上京參加會試，兩人遂結伴搭船同行。這便是林柏桐所說的「約幫」，而唐寅與徐經選擇走水路，可能不是偶然，因為兩人的故鄉都是江南，俗諺說「南船北馬」，比起顛簸的馬車，南方人更樂於搭船。
關於沿路的住宿場所，林柏桐以旅店為主，至於經費有限的考生可能是借宿於一般民家。景泰五年（1454）的狀元孫賢（1423-1477）回憶起他趕考時，曾投宿民家，主人擺出一桌佳餚熱情地款待，孫賢覺得可疑，詢問主人當天是否有其他宴會，主人答道：「我昨天夢到狀元來訪，所以準備酒席。今天您來到，相信這個夢不會錯了！」孫賢聽了心中竊喜，後來果真狀元及第。這故事可能都是後來附會的，但可由此推知趕考借宿於民家的情形是確實存在的。
通過以上的考察，大致可知明清時代士子趕考的交通狀況。正所謂知易行難，即便熟讀了旅遊指南、路程圖引，若沒有實際走一遭，恐怕不能體會上京的艱辛。南方人不適應北方的氣候，但為了趕赴二月的會試，又非得在寒冬中趕路，還沒到京師，壯志已磨去一截。沿途中更有許多意外是書中沒記載的，諸如盜賊打劫、流民阻撓，以及各種勒索與詐騙，輕則錯過會試，慘則性命不保，只是礙於篇幅，不能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