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與各級學校統稱為「官學」或「儒學」。「官學」顧名思義，就是由官府所興辦。除此之外，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國設立「社學」，「社學」是一種民間興辦的學校，招募十五歲以下的子弟讀書，講授禮俗、律令等內容，美其名是使幼童沐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其實也是宣傳政令的一種形式。
朝廷幾次要求地方「重建」社學，可推測社學並不成功，由於地方官失職，或受限經費短缺，部分社學設立不久後就廢棄了。若以科舉入仕為目標，作為預備教育的蒙學，主要以宗族興辦的族學，或私人興辦的孰學為主，尤其又以「族學」最具代表性。
宗族領袖會將一部分族田的收入作為興學之用，因為讓族人入仕為官，是維繫宗族勢力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算是經商之家，也會培養一、兩名子弟學習文理，準備科舉。族學一般只收納宗族成員與近親子弟，課堂人數約在十人左右，既有教育族人的目的，自然不太需要煩惱學費，良好的族學擁有完善的膳宿制度，飲食、課桌、文具、衣物等必需品一應俱全，表現優秀的學生還有額外獎勵。
童蒙教育依程度分成「蒙館」、「經館」兩種，前者是提供識字、生活知識一類的基礎教育；後者則是為了參加科舉而設。授課時間依學生而有所不同，農家子弟只能在農閒的季節上課，這種課程被稱為「冬學」。
不必忙碌農事的蒙學約在三月開學、秋季結束，亦有在冬季結束的。清代中期一本名為《訓蒙條例》的蒙學要點指出，為了使童子定心讀書，建議從正月十五日開課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結束，期間除掃墓祭祖、納糧繳稅暫停上課，其餘十個月的課程不宜中斷。當然，這也僅是理想規劃，大概只有富貴家庭能達到如此完善的教育目標。
蒙學教育每日上課的時間和農業社會的作息是一致的，除少數夜間課程，大多是從日出到日落。童蒙教育是人格培養的基礎，所以特別講究禮儀，要求學童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落實經典上的禮制。其次才是傳授知識，授課先從識字開始，讀《三字經》、《千字文》等「小學」讀物，教師分段講解大意與生字，有時在木片上寫幾個難字，懸掛在牆壁，像單字卡一樣讓學童反覆練習。每日放學前，學童須抄寫及朗誦今日學習的文章，複習過後才能放學。
稍微識字以後，便開始學習寫字，臨摹顏真卿（709-785）、柳公權（778-865）等名家的字帖，體會他們的心境。寫字就像人品，一點一畫務必莊嚴方正，絕對不能輕挑，而紙張剪裁應當不偏不倚、磨墨則不宜急躁，書法的每個環節，彷彿都蘊含著為人處事的哲理。若將來成為一個學行兼優的名士，隻字片紙都會成為人們爭相收藏的翰寶，所以書法是蒙學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明代初期，用人強調實學，科舉沒有定式，只要能根據儒家經典作答，要寫成散文或對句都沒有關係。大約在成化晚期（約 1487年），科舉考試的應答才有公式套路，稱之為「八股文」。所以明代中期以後的科舉考試不但須嫻熟儒家精典，還要遵守八股文格式，蒙學教育也特別注重作文，一個有志於科舉的學童，五歲學習寫字，十一歲左右就要熟背四書五經，開始作八股文，直到他考中進士之前，每一次的應試都離不開八股文。
蒙學的教師通常有一、兩位，教導班上年齡各異（約從五歲至十五歲）的子弟，遵循著孔夫子「因材施教」的理念，根據學習進度而調整課程。教師以有效學習為目的，授書內容在精而不在多，假如學童每日能學習兩百字，則只教一百字，不致使學童產生壓力。有些教師把簡單輕快的詩歌彙編成一書，在學童倦怠時，讓他們朗誦詩歌，使其恢復精神。
要將好動的幼童調教成知書達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明末清初的小說家蒲松齡（1640-1715）科舉屢屢落第，長年執業於教館，寫了好幾篇抱怨的詩文，他說塾師有四苦：一是工作的時間長，上課又勞累；二是教書的環境差，教室與桌椅不備；三是生活居所克難，枕席與蚊帳殘破不堪；四是膳食粗糙，經常都吃青菜豆腐。清代初期的書畫家鄭燮（號板橋，1693-1765）也寫了一首〈教館詩〉，生動地描述他考中科舉前，在教館的悲慘生活，詩云：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半飢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寃仇。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却當年一半羞。
鄭燮形容館師是件下流的工作，客寄在他人屋簷下過著慘淡的生活，活像是個沒有枷鎖的囚犯。若教學輕鬆，家長嫌他懶惰；功課多的時候，又惹得子弟不高興，幸好考上科舉，才可以脫離這種令他感到羞愧的生活。
除了有幸獲聘至豪門巨賈之家，否則明清時代的塾師待遇大多差強人意，每年收入依學生多寡、孰師資歷等標準，有著不小的差距，少者不到十兩，多者則達五十兩。多數塾師大概都如蒲松齡、鄭燮一般，只能勉強溫飽，教課之餘還替人打官司、寫狀子多賺取一點業外收入。
因此讀書人也絕不會把塾師當成一種嚮往的志業，固然有些名士被禮聘到家塾執教，但許多塾師是由還在考科舉的士子來兼職。有些自知再考不上會試的生員，實在不得已了，才把教書當作一種行業。簡單講述了明代的蒙學，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明代的官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