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施提督認得我！若是冒名頂替，情願認罪！」
清康熙 8 年（1669），山西巡撫衙門的公堂上，一名福建軍人哀哀告饒，臉上的表情寫滿了無辜。
他已經是第十三個在此大喊冤枉的被告了，所有這些嫌疑犯的辯白大同小異，就連最後這句「施提督認得我」，也幾乎如出一轍。
控告他們的這個人名叫陳嵩，也是一個從福建被調動到山西來開墾荒地的水師官兵。不知為了什麼緣故，他竟出面舉發自己的同袍，說他們有許多人假冒了原本應該來到這裡的士兵。
即便整個福建軍人的移民集團裡，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面證實他的指控，陳嵩仍堅持自己所言句句屬實。而當那些被告異口同聲地說出「施提督認得我」的時候，他只是冷冷地告訴審案的巡撫：
「──只教施提督認去罷！」
這些被指控的嫌疑犯，究竟是正牌官兵，還是冒名頂替的小老百姓？看起來，解開這個謎團的鑰匙，就掌握在「施提督」的手裡。
而「施提督」究竟是誰？這一大群原來屬於福建水師的軍人，為什麼會大老遠地跑到北方內陸的山西來呢？
這故事，得講的更遠一些。
二、先來談談「施提督」
先來談談「施提督」。其實這位仁兄的名字你應該也挺熟，他就是歷史課本裡時常提到的施琅先生。
康熙元年（1662），鄭氏政權剛剛從福建沿海轉進臺灣、建立據點，清鄭之間的對峙仍然緊張。
清代，統治中國的滿人來自亞洲東北。這個民族擅長的是騎馬打仗，而不是乘船當水手，若要與鄭成功的軍隊在海上作戰，他們只能去找那些同樣懂得操駕船舶的漢人，來幫忙組建一支水軍。
清廷於是找上了十餘年前從鄭家叛逃過來的施琅，並且給了他一個提督職，以及一個新的軍隊編制──福建水師於焉誕生。
意氣風發的施琅，除了帶領這支水師打下鄭家所控制的廈門與金門以外，還曾經兩度發動對臺遠征。雖然這兩次軍事行動都為颱風所阻，但無論如何，當時的施琅確實在福建沿海掌握了一支龐大的水軍，並且頗得清廷的信任。
然而，政治風向的變化，也像是阻擋施琅的那兩次颱風，來得又急又猛，並且出乎意料。
康熙 6 年（1667），僅僅十三歲的小皇帝尚未親政，整個國家的重要決策多半出自四個輔政大臣──就是《鹿鼎記》裡提到的鰲拜、索尼那些人。且不細說他們幾個老屁股的權力鬥爭，其實在這種合議制裡面，要是大頭們的意見時常互相衝突，各種決策的方向，也可能隨之轉彎。
清廷的對臺戰略也是如此。
康熙初年，施琅的攻臺計畫原本受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幾年過後，倡議和談的聲音似乎又壓過了主戰派。於是北京派遣的招撫使節兀自坐上了帆船，渡過海峽，到臺灣找鄭經談判去了。而仍然想要發起一場大戰的施琅，只能坐在冷板凳上，旁觀這一切局勢的變化。
更糟糕的是，整個福建水師的軍事實力，從康熙 6 年開始就被大幅削弱。
這年，中央政府接受了一名官員的提案，把幾個從鄭家投誠過來的水師將領召入北京，並且將他們麾下的軍人安插到內陸與北方各省去開墾荒地。說穿了，這一舉措的用意，就是要讓這些福建官兵就地解散，並遠離家鄉。
所有這些變化來得極其突然，不過，施琅並不因此而改變他的主張。
當年 11 月他再度上奏，向朝廷請命，意欲進攻臺灣。隔年正月，施琅收到了回覆，中央政府對於他的戰爭提案不置可否。只是命令他到北京來做進一步的報告：
渡海進剿臺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著提督施琅作速來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便定奪。
然而，當施琅千里迢迢地北上說明他的作戰計劃以後，福建水師竟也跟著被解散了。
施提督被留在了紫禁城裡，他手下的水師官兵同樣接獲命令，被分散調動到數個不同省份去屯田墾荒──也包括北方的山西。現在，你知道故事一開頭的那群福建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那個距離家鄉如此遙遠的地方了。
三、清廷為什麼要解散福建水師呢？
清廷為什麼要解散福建水師呢？一種可能，是為了要壓制逐漸膨脹的福建軍人集團，防止這幫傢伙起而叛亂。
前面說過：清廷之所以要起用施琅這類鄭氏舊部組建水師，是為了應付海上作戰的需要。
不過，在滿人征服中原的過程中，漢人軍隊的叛服無常，是他們時常碰到的一個問題。降清將領常常是在亂世裡審時度勢的聰明人，一旦風向有變，他們很快會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抉擇──包括造反。滿人入關以後，總是為了這類軍隊領袖的叛變問題而頭疼。
而面對施琅，他們的頭只怕還要更疼一些。
實際上，施琅自己就是一個「叛服無常」的典型案例。順治 3 年（1646），當清兵從北方南下、鄭芝龍決意投降的時候，施琅也曾轉而為清軍效力。等到鄭成功起兵於海上，聲勢變得壯大了，二十來歲的施將軍立刻又轉投國姓爺陣營，另謀發展。
站在清廷的立場，任何一個像施琅這樣的降將，都必須小心提防。當他們的對臺策略轉了彎，這一大群投誠過來的福建軍人不再能夠派上用場，自然也成為打擊的對象。
於是施琅被召入北京，清廷另外還給他安排了一個虛職，讓他自此「閑散無事，前後十有餘載」，直到他有機會再度被起用為止。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這樣的安排只是為了要把施琅強留在北方，免得鄭家的問題還沒解決，便又在福建沿海養出一個擁兵自重的軍閥。
施琅的遭遇不是特例。如果我們觀察其他許多降清明將的例子，你會發現清廷控制漢人降將的手法，其實頗為一貫。
就說鄭芝龍好了，他老兄當年投降的時候，心裡的盤算是要跟清政府討個閩粵總督的位子，使其家族勢力能夠繼續雄踞於南方，猶如他當年與明政權之間維持的那種羈縻關係。
哪裡知道，說服鄭芝龍投降的滿人貝勒博洛，與他痛快喝酒交陪了三天，竟然在大半夜裡把他挾往北京，活脫是一樁預謀綁架案。總督什麼的也就甭提了，鄭家老爸就像一頭鯨魚被抓上了岸，從此任人宰割，福建沿海的鄭家勢力，也跟著分崩離析。
十年之後，發生在施琅身上的事情，其實也與當年的鄭芝龍若合符節。只不過，這回清廷針對的不僅僅是將領，還包括那些基層官兵。
整個福建的水師軍人集團被徹底打散，分別被調動到好幾個不同的地方，墾荒務農。這樣一來，清政府不用額外再找預算來養這些兵，還可以名正言順地分化其集團勢力，太賺啦。
不過，這些福建出身的官兵，完全有理由抗拒這樣的安排──他們一輩子就生活在靠海的南方，你現在一紙命令，就要叫這群吹慣了海風的水手收拾細軟，到遙遠的北國內陸去展開全新人生，誰跟你幹哪？
他們於是祭出了各種辦法，來抵抗這道命令。
最極端的一招是叛亂──施琅北上後數月，裁撤水師的消息傳到福建，他手下的兩名軍官隨即合謀奪取漳州海澄，意圖將這座重要港口獻給鄭經，並轉而投身該政權另謀前程。儘管這兩個人的偷襲計畫並未成功，但其中一位名叫鍾瑞的軍官（據說那之後他改了個名字，叫金漢臣），日後確實活躍於鄭家軍隊之中。
另一些軍人的選擇是直接放棄清政府發給的糧餉，冒著被通緝的危險，斷然逃離所屬部隊。
這類案例多不勝數，康熙 7 年以後，川湖總督蔡毓甚至直接上疏告訴皇帝：就讓他轄境內的福建移民通通回家去吧！因為這些水師官兵根本就不懂得怎麼墾荒務農，而且逃亡的情況太多了，要一個一個抓回來，實在麻煩。
最後，還有一些軍人不叛亂也不逃跑，他們乾脆叫人來假冒自己的身份。
根據現存檔案：施琅的直屬軍隊裡，有個軍官就曾在部隊移往山西的時候，找了一些小老百姓來頂替那些本該跟著移動的軍人，並且被政府所查獲。
不過，到底是誰會願意來做這種冒名頂替的事情呢？
不妨想想：在山多田少、人口稠密的福建省，總有許多生計無著的貧苦百姓。現在，只要交換一個名字，就能擁有一個在異地謀生的機會，政府還提供耕牛、作物種子以及租稅優惠。儘管去到那裡，恐怕再回不了家鄉，也總比餓死要強上一些吧。
這樣說起來，大概會有很多福建的官兵都不想離開家鄉，也大概會有很多福建的貧苦百姓，都想要遠赴山西去討生活。這兩種人，完全可以拿他們各自的願望，互相交易。
那麼，故事一開頭的那群福建人，有沒有可能也是冒牌官兵呢？這機會，恐怕還真是不小。
四、這些福建人的身分究竟是假是真？
可惜的是，故事只能寫到這裡為止了。
所有這些福建人的身分究竟是假是真，歷史學家全然不得而知，因為這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在傳世史料當中，只留下了兩件殘缺不全的檔案。若我們想要寫一部懸疑小說，這或許是個不錯的起頭。但若打算寫個完整的歷史故事，檔案遺留下來的線索，恐怕遠遠不夠。
歷史有時是這樣子的一門學問：儘管上窮碧落下黃泉，總也難以尋得百分之百的真相。然而，研究者仍可以嘗試考索種種細節與脈絡，努力重構故事背後的歷史情境。幸運的話，我們或許有可能從一個側面，更好地理解故事裡的人。
這個故事從一群福建的軍人移民，說到了在亂世裡伺機而動的施琅，再說到清政權與降將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明清易代的歷史變局。鏡頭不斷向高空拉升，故事的視野隨之越趨廣遠。你會發現：從時代的鉅變，到一樁基層軍人的冒名頂替案，所有這些故事的脈絡都是互相連通的。
當那些愁容滿面的水師官兵踏上了前往山西省的旅途，他們其實都只是棋盤上的落子，受制於遙遠的政治角力與利益謀算。為了抵抗那樣的命運，他們於是相應地做出種種選擇，或者叛亂，或者逃亡，或者冒名頂替。其中一些人的行動片段地紀錄在史料當中，繼而成為你眼前的這個故事。
而我們對故事裡的這些行動者一無所知，檔案裡面只有一個又一個的名字。
大部分情況下，你其實很難訴說一個僅僅只有名字的人，曾有過什麼樣的故事。但歷史學提醒我們注意人所置身的環境，把握現象背後的脈絡與成因。
一個刻意偽造身分的人，我們對其人格、心理、思想的認識，可能極其有限。但假若把單一的個人或事件擺放在總體的結構底下觀看，我們就有機會，得到比一件檔案、一個名字還要更為豐富的故事。
這篇文章差不多要結束了，至於北京城裡的施提督，是否認得故事裡的那些福建人呢？恐怕永遠是一個謎。
不過，我們已經說完了一個故事，所謂「真相」，往往也不見得是故事裡面，真正重要的事情吧。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 關於康熙 8 年山西巡所審理的福建軍人冒名頂替案，現存的審問紀錄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7 本，〈山西巡撫殘件〉，頁 603a-606a。你可以在這裡（編號 24 開始）找到全文。《鄭氏史料三編》收錄這件檔案的時候，於題名後補充說是「陳嵩誣控案審問口供」，不過，我們不知道該書編者何以確知本案確係陳嵩誣告。
- 還有一些檔案也報導了關於移駐山西的福建軍人，同樣參見《明清史料己編》第 7 本，〈兵部殘題本〉，611b-613b；〈兵部殘題本〉，614b-617a。
- 被安排往各省屯墾的官兵以「不諳耕種」為由希望返回家鄉，此事紀錄在一件清人的奏疏裡面。參見余縉，《大觀堂文集》，收錄於《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9 冊 1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3，〈奏疏下‧墾荒回籍安插疏〉，頁 35a-36b。
- 關於施琅，歷史學界的意見較為分歧，比較陳舊的論辯時常聚焦在他應該是「民族革命的罪人」抑或「大一統的功臣」。其實一個十七世紀中國的地方軍人領袖，心裡是否懷想著這些現代人的問題或者願望，頗令人疑慮。無論如何，這裡只想提醒讀者：我們可能會在各種不同的文獻上，見到各種關於施琅的意見與評斷，包括他是否如本文所述，是個「叛服無常」的軍人。環繞在施琅周圍的歷史評價問題，可參看陳芳明，〈鄭成功與施琅──臺灣歷史人物評價的反思〉，收錄於張炎憲等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1996），頁 13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