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為日本第一位臺籍檢察官，返國後卻因政治事件而至今下落不明

大家有拍過個人照嗎？

就算沒有攝影好手扛一堆鏡頭幫你做外拍，也是有過證件或者應徵用的二吋大頭照吧。

若再嫌大頭照看起來太過耗呆、總不像本人，在這個照相手機普及的年代裡，不少人也應該有一抓就到位的斜上 45 度、嘟嘴眨眼啾咪比愛心玩自拍，再按個美肌處理，最後上傳給眾家好友看的照片／照騙吧。

外拍下，可能是光線灑落而夢幻閃亮的面容；大頭照中，可能是端正又清秀的面容；手機裡，可能日常樸實、可愛、甚至搞怪的面容。總之，不管是哪一種個人照，都留下了自己在那段當下的生活故事與動人姿態。

拍個人寫真，不分古今。

距今 70 幾年前，有位剛踏進職場的 24 歲大學新鮮人，也拍下了一張個人照。

照片裡，他穿上了職務專用的儀服，上面繡有華麗的紋飾。本人則是戴著圓框眼鏡，刻意轉個略為斜側的角度，映露出平淡卻略顯堅定的面容。

那張照片，靜躺在展櫃裡。泛黃的老畫面，還滿溢著攝影當時即將踏入職場發揮專長的才學朝氣。因此，在現場看，照片雖然微小一幀，卻曖曖閃耀著引人關注的光芒。

他所穿的衣服，是 1890 至 1947 年間由日本帝國制定，於法庭內專用的法袍。那繁複裝飾及特殊造型，都跟臺灣現行的鑲邊黑色法袍不太一樣。

為了昭顯法庭的莊重感與權威性，這法袍的設計，參考了聖德太子像的裝扮，回頭追尋奈良時代帶有濃厚隋唐風格的古典朝服，與當時西化改革之下所流行的歐洲風格，反而不太相同。

像是那頂繡著雲紋線條的黑色帽子，造型就源自古名「幞頭」的紗帽。雖然照片沒拍到，但其實還有兩條纓帶，會垂在頭的後面。至於衣服，則是全身的黑底長袍，只有在領肩部分，會施以華麗的花紋裝飾，圖案除了有捲曲的唐草紋，還有代表政府的「五七桐」紋章。

依照身分與等級的不同，唐草紋的顏色會不一樣，「五七桐」的數量也不同。照片這套就繡了三顆「五七桐」，兩顆位於正面，還有一顆在背後，這是地方裁判所（地方法院）及區裁判所的等級。若是控訴院（高等法院）就會繡五顆，大審院（最高法院）就繡七顆。

那張個人照的影中人，名字叫做「王育霖」。那應該是他在 1944 年進入京都地方裁判所（京都地方法院）任職時所拍攝的。

日本統治時期，由於往上發展的機會有限而且不平等，法科專業出身的臺灣人，若是要從事法律行業，大多自己開業當辯護士（律師）。只有少數人能夠順利進入國家體制，任職司法官。

因此，這幅臺灣人穿上帝國法袍的畫面，其實是相當少見的；而前往那千年古都任職的王育霖，就是這批少數菁英之一。

他的出身地，也是一座歷史之城：臺南，是府城商人王汝禎的第三個兒子。

王汝禎在府城開設金義興商行，從事海陸產食品雜貨的採購批發。這是王家的主要基業；而因此經營有成的王汝禎，進一步參與了建築信組、大舞臺劇場、愛護寮、寺廟董事、文人社團南社等公共活動與其他投資，成為府城的典型士紳。

王家的大宅，座落在城內大廟北極殿斜對面，古時稱為鞋街，現在則是民權路二段的一部分。那裡是王育霖從小生長之地，不過，今日的風貌，跟以前已經不太一樣了。現在要指那個地方，其實講阿美砂鍋鴨還比較快。

那座宅第，進落相當深邃，兼具店舖、宅邸與廳堂等多重空間格局。喜慶活動時，中庭還能作為活動場地，或請戲班來唱戲。1942 年，王育霖與陳仙槎就在那中庭內舉辦婚禮。

雖是如此大宅，但家門內複雜的人際關係，並沒有帶給王育霖什麼溫暖家庭的感覺。

但即使如此，他有時還是會回想起小時候的經歷，像是常跑到孔廟玩耍；或者與母親在庭院內，一起撿著鳳凰木花瓣的少時過往。府城這片家鄉街區，仍然是他不時回憶與眷戀之處。

之後，他離家北上，就讀臺北高等學校（今址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離開臺灣，足跡踏至海外，前往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今東京大學）就讀。

1944 年，王育霖自東大畢業。但在畢業前，他也好不容易通過了高等文官考試，因此在畢業後，隨即帶著臺灣總督府法務部民刑課囑託的身分，到京都地方裁判所（京都地方法院）任職試補司法官。

終戰後的 1946 年初，王育霖選擇返回家鄉故土。他們一家從廣島搭船離開日本，抵臺後，暫時在臺北市七條通（原來的大正町三丁目，現在中山北路一段 121 巷及林森北路 119 巷）租房子住。此後，王育霖也先後在臺北地檢署、新竹地檢署、建國中學、延平中學等地任職、任教。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育霖雖然沒有直接接觸到事件，卻也掩不住擔憂之情。然而，當時的他可能還無法料想到，之後他會因此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依據妻子陳仙槎的回憶，當年 3 月 14 日下午，王育霖自家中出門；不過他發現沒帶錢包，又馬上折回家。

這一回頭，就跟闖進他家一群身穿中山裝的陌生人碰上了。他們不由分說，強行將王育霖給帶走。

陳仙槎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連鞋子也沒穿好，就要衝出去攔。然而，其中一人卻掏出手槍抵住她，以北京話說了句「妳再多說，我就槍斃妳」。陳仙槎嚇得六神無主，只得眼巴巴看著王育霖被押走。

抓走王育霖的是誰、是哪個單位、被抓去何處，陳仙槎完全不知道，之後也沒有任何消息。約莫一個星期後，才有位男子來到王家，將一張王育霖手寫的紙條交給她，上面大致寫著：他有生命危險，趕緊找人求援。原來，送紙條的男子，因為被抓去問供，曾與王育霖關在一起，所以才受託幫忙帶話。

那男子並不是王育霖唯一委託的人。還有一位莫名其妙被抓的歐陽可亮（北京出生，原籍廣東），也曾與王育霖當了短暫的獄友。

歐陽可亮記得，3 月 13 日，他被帶入警總第二處駐用的西本願寺（今址在中華路的臺北市立文獻館），過著如煉獄般的囚禁生活。

某天，同個囚室的王育霖與他搭上話。兩人因而彼此互託信息，希望對方若有幸活著離開，可以幫忙向親友告知自己的下落。

在外頭友人與學生營救之下，歐陽可亮幸運地在三月底脫身了。不過，他不知道王育霖當時是否還活著。

至於陳仙槎，仍像隻無頭蒼蠅。她四處到各單位打聽王育霖下落，但每個單位都說他們沒抓人，有的甚至說「可能是暴徒抓走的」。

同時，她帶紅包與小禮物奔波求人，卻得不到什麼有力協助。每次聽到哪裡有打撈到遺體，她也揹起孩子、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趕赴去認人。甚至夜裡也不得安眠，她一直夢到王育霖來找她，整張臉腫得很大、牙齒也掉了好幾顆。

這般生活，過了大約半年，身心簡直瘁疲到了極點。陳仙槎決定離開臺北，回到臺南市民權路王家，專心養育孩子。

當然，王育霖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完全是人間蒸發了。

然而即使當時各單位都否認抓人，但我們現在可以從歐陽可亮的回憶得知，在警總的幽暗囚室裡，曾經留有王育霖最後幾日的足跡。

另外，從一份 1949 年底保密局臺灣站臺北組副組長黃錦城（化名）整編的「臺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冊」裡，也可發現「王堉霖」這個名字，「略歷」欄記載了「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建國中學教員」，而底下的「犯罪事實」欄則是一片空白無字。

雖然文字有誤，還是可以辨認出：這是王育霖最後的命運了。

這份名冊是以其他資料整理而成，說明了王育霖的訊息其實有登載在其他資料。只是，目前還無法找到這類文獻，所以關於他的死亡日期、地點、遺體下落等線索，依然還是謎。

從一張英姿煥發的個人照出發，我們自臺南到臺北、自東京到京都，跟隨了一位府城青年的足跡，瀏覽他一部份的生命故事。遺憾的是，故事到這裡就中斷了，只能到此為止，沒有完結落幕的部分。

還有許多與王育霖一樣的人，生命曾經這般斷了線，戛然中止。此後，大多數人不敢再回顧這件事；下一代的人們，甚至不知道有這段過往。

這般無聲且充滿禁忌的靜謐，維持了 40 年。這是足以讓一個新生兒步入中年的悠久時間。

一直到 1987 年的解嚴前夕，民間有陳永興、鄭南榕等人出面倡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8 年總統蔣經國辭世後，監察院也首次對外公佈了 1947 年楊亮功、何漢文提交的官方調查報告，這些都在時隔 40 年之後，重新開啟了人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與關心。甚至於，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年輕觀眾，是因為看了 1988 年底開拍、隔年上映的電影《悲情城市》，才知道原來臺灣曾經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由此開始，大家整理與研究相關資料，也拜訪相關人員與家屬重述一次故事，慢慢回頭拼湊那些突然斷失的足跡與記憶。這段傷痛、噤聲、重新發現、繼而重新對話的過程，陳列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櫃裡。

拾起被隱藏且遺忘的片段，重新回顧過去的傷害，並不是要讓我們再度陷進舊有的痛楚。

那些突然中斷殞落的青春年華，其實在提醒今日的我們，現今的便利與自由，並非自古即有。我們得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並給下一代更美好的未來。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

展期：2016.11.29～2017.5.21

地點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1段250號）4 樓特展室

展覽首先介紹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複雜起因，
以及臺灣各地在事件下的衝擊與因應。
包括援軍抵臺後的濫捕濫殺，
「清鄉」過程中許多本土菁英遭到牽連、逮捕或者自此失蹤。
展場特別展出陳澄波受害著衣及遺書。

中段透過二二八受害者家屬的影片及口述，
呈現其思念及所背負沉重壓力。
最後透過紛起的出版物，以及教科書內容轉變等，
呈現解嚴前後，臺灣社會逐漸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過程。

更多特展資訊：http://www.nmth.gov.tw/exhibition_236_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