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 11 月，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開始一系列關於歷史與自由的講座，這系列的演講呈現阿多諾如何思辨這兩個複雜的概念。他說這個講座的主題這是從他長期思考「什麼是進步（progress）」這個命題抽取而來。
阿多諾首先重述了當代歷史哲學如何確立「歷史的軌跡是進步的，因為歷史是落實自由的過程。」的觀念。
在康德（Immanuel Kant）的歷史哲學裡，歷史提供了人類進入自由場域的可能。這個「可能」的出現，伴隨著「人類運用理性，了解自然定律必然使人朝向自由」的過程。康德認為這個過程就是「啟蒙」。在康德看來，儘管人類社群中永遠都存在著渾渾噩噩之輩，但隨著歷史開展，善用理性了解自然目的（the teleology of nature）的人也會隨之增加。
換句話說，歷史是一個「啟蒙」漸次發揚的過程，也是人類逐漸了解，自己有使自身自由的責任的過程，進而有可能藉由實踐使自己自由。
阿多諾接著說，黑格爾（G. W. F. Hegel）進一步加強這樣的歷史進程，並把這個歷史進程帶到形上學的場域。歷史落實自由的意義，是指歷史是自由的意識落實的過程。這個自由的意識，並不是單一個人的自由意識，而是一個客觀存續的，屬於這個世界的意識。在這個論述裡，歷史是這個客觀存在的意識落實自我的過程，意識落實自我的過程也是自由實踐的過程。歷史因此必然會有目的與方向，不斷地朝著「意識落實自我」的目的前進。
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阿多諾對康德與黑格爾的表述太過籠統簡約，但阿多諾的目的並不是要詳細闡述康德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他的目的是要批判「歷史有方向性；歷史朝著目的前進；歷史的軌跡是進步的」這個的當代歷史隱含哲學的觀念。
康德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為這樣的觀念提供強力的理論基礎，因此在批判時，阿多諾有必要摘述並拆解他們的論述，除此之外，在「批判當代歷史哲學」的命題規範下，他並沒有責任與義務要系統性地、「正確地」重現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
上一段話的意思可以被進一步抽象解釋：如果一段論述有清楚的命題，那麼這段論述的目的理當是要回應它的命題。為了回應這個命題，論述內容可能會挪用多種不同、且有著各自命題與目的的論述。我們在審視眼前的論述對其他論述的挪用是否恰當時，首先要思考的，並不是眼前的論述是否鉅細靡遺地重現被挪用的論述（包含其目的與命題），而是要探討被挪用的論述，在眼前的論述裡扮演了什麼角色。
接著再問：完成這段論述的過程，有必要挪用某些特定的其他論述嗎？ 即便這段論述的挪用扭曲了其他論述的內容，不必然表示這樣的挪用失敗，更不必然表示眼前的論述有問題。
面對挪用過程的扭曲，更有意義的問題當是追問：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扭曲？是為了完成這段論述的目的有意為之？還是這段論述單純地誤解了被挪用的論述？後者合理地構成我們對眼前論述的質疑，但若然是前者，則會將我們帶回到第一個問題：被挪用的論述，在這段論述裡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並將這個問題轉化為：被挪用的論述在這段論述裡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使得這段論述為了完成被挪用論述的角色，要以特定形式扭曲被挪用的論述？換句話說：這段論述有扭曲被挪用論述的正當性嗎？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藉由抽取部份二十世紀歐洲哲人對歷史與戰爭的思辨（這並不表示本文所挪用的所有論述全部取自二十世紀的歐洲哲人），反思我們對歷史的想像。這種選擇，一方面是受制於作者專業知識的侷限，另一方面則是作者的假設：「被選擇挪用的論述，是批判我們歷史想像的有效材料。」因此本文的論述有效與否，與確立這個假設無誤息息相關。
讀者或許已經發現，在某些語句中，「歷史」一詞以粗體呈現，這是為了區別抽象意義的歷史與歷史書寫（historical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的差別，歷史書寫是文字圖像口語等呈現人類解釋記敘與記憶過往，也是我們較為熟悉、目前歷史學專業訓練中較為重視的歷史型態，如臺灣史、生活史等。
粗體歷史則表述事態（state of affairs）於時空中變動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可以指涉具體經驗事態的變遷，但更重要的，它指涉一種抽象的、對變動的理解。這種理解往往體現在對變動的解釋，而這又慣常以探尋變動的起源、過程、結果的形式呈現。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人類社會不平等現象的解釋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換句話說，這樣的歷史未必要是我們所謂的史實（也可以更冒險地說，不是只有歷史系習慣的書寫才能被稱為歷史）。
這並非複雜難解的抽象概念，我們日常生活中對事物的解釋往往蘊含了這樣的理解。例如在「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的標語中，便隱含了一種歷史理解：「國民黨來臺統治期間確立一定的結構基礎以鞏固其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而這樣的結構基礎造成臺灣當前存在諸多不同面向的問題，也因為這些結構基礎的存在，使其即使不執政也能以各種方式維繫其利益。是以國民黨的存續表示臺灣問題的存續，故國民黨不除，臺灣的問題不會被解決。」這個歷史理解有這樣的歷史想像：臺灣的問題不解決，臺灣的歷史便不會往好的方向發展。但因為臺灣的歷史應該要往好的方向發展，故臺灣的問題必須解決，故國民黨必須停止存續。
本文自阿多諾的歷史與自由講座的第一講出發，有個明確的目的。
阿多諾在簡述康德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時，提及了另一位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阿多諾認為，康德與黑格爾「歷史是進步的」這個想法，均無法擺脫霍布斯對人類歷史的結構認識：人類社會起源於戰爭，戰爭的經驗與恐懼促使人類往更好的事態邁進，而這個邁進的過程，就是歷史。
只是在康德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裡，戰爭的意象被轉化為衝突。
為此我們必須重建霍布斯的論述。
霍布斯在思考國家與主權的關係時，提供了一個思想實驗。
他假設在人類群居之前，存在著一種「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裡，人類最關心的事，是如何在嚴苛的自然界中生存下去。霍布斯接著表示，由於在自然狀態裡，人類無法確信自身必然不會受到其他人類傷害，因此為了確立自己生存無虞，人類只能選擇在自己被他人傷害前率先傷害他人，使他人失卻傷害自己的能力。
自然狀態因此是一個戰爭狀態，但戰爭狀態中的個人始終面臨朝不保夕的窘況。為了脫離這種恐懼，人類彼此締結協議，交出部分能使自己傷害他人的權利，構成一個虛擬的法定人格作為保護締約者的存在，並在這個締約者的保護下共存。這個共存的狀態是國家，而這個虛擬的法定人格即是主權。
在霍布斯的論述裡，有意義的人類歷史，只有在脫離自然狀態後才會存在。因為自然狀態裡的人類事態基本上只是不同的生命消損過程，並不存在超越個人意義的變動。
我們可以藉由盧梭對自然時間與人類時間的區別，進一步闡明這個觀念。
盧梭認為，自然狀態裡的人類並沒有時間觀念。他們所關切的是當下的溫飽、享樂與生存，並沒有對未來準備的認識，是以自然狀態裡只存在著自然時間的變動。對人類生活有意義的時間，唯有在人類脫離自然狀態，開始思考超越滿足自身立即慾望時才會存在。因為對人類有意義的時間變動，只有在脫離自然狀態後才會開始，人類的歷史也只有在脫離自然狀態後才會存在。
霍布斯的論述，對逃離納粹德國而倖存，且見證二戰慘案的阿多諾來說有特殊意義。
「人類社會是進步的」這樣的想法，等同於「歷史是進步的」這樣的歷史想像，這看似積極正向的想像，卻仰賴著這樣的前提：歷史誕生於戰爭。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是進步的」這個想法，蘊含「人類社會誕生於戰爭，而戰爭終將導致進步」的訊息。
這其實是行之有年的論述。
在近代早期歐洲，與霍布斯同樣惡名昭彰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檢視羅馬共和的興盛與羅馬帝國的衰頹時便曾分析，常態的內在衝突與戰爭威脅，使羅馬共和社會保持進步的動能。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亦在近年更進一步闡述他《屬於神聖之人》（Homo Sacer, literally the sacred man, or the man who belongs to the sacred）命題時，指出古希臘人視內戰（stasis，其意更近似於血親間的衝突）為轉化人類生活的關鍵，是人類自屬於家庭生活的自然人（zoe），轉化成屬於城邦政治社會人（bios）的必要過程。
這個轉化過程也表示，人的生命狀態，從存粹地活著（living），轉化為必須符合一定社會規範的「好好活著」（living a good life）。易言之，在古希臘，「好」的規範意義是必須符合城邦政治期待。要使人的生命往「好」的方向發展（使人符合城邦政治期待而活著），需要的是一場消解人類家庭依賴的內戰（stasis），藉由內戰（stasis）屏除家庭的私領域，使人成為公共人。
這些論述共享一個意象：戰爭構成使人類歷史往更好的方向前進的動力。
進一步推展這個意象，我們可以對這種歷史想像有另一層認識。
阿多諾所摘要霍布斯、康德與黑格爾的歷史裡，「人類社會是進步的」有兩個必要因素：戰爭（或衝突）與理性。理性的運用，使歷史脫離戰爭而存在，歷史的開展則是理性落實「進步」（往更好的方向邁進，無論是確立主權或確立自由）的過程。
這是一種對理性的絕對信任。理性使歷史自戰爭中誕生，歷史的終結（理性的完全落實）則使戰爭在歷史中徹底消失（理性完全落實，表示不可能再有戰爭）。但這也表示，在理性完全落實以前，在歷史終結以前，戰爭會持續存在。甚至，戰爭的存在是使理性更進一步落實的動力。
這構成一種慣見的歷史想像：歷史的意義在於達到更好的未來。
這種未來是一個理性構築的烏托邦，而人類社會有責任要到達這樣的烏托邦，也因此，人類社會必須要有足夠的動力往烏托邦前進。在這種想像裡，戰爭的意象被再一次轉化，成為構成事態朝更好的未來發展所必要的轉變。這體現了一種觀念：「為了使社會進步，一定的轉變是必須的。」這層「戰爭=>衝突=>轉變」的轉化甚至賦予戰爭某種正向意涵，其中一個能立即反應戰爭正向意涵的詞彙，即是「革命」。
「轉變是必須的」象徵革命的正當性。
事實上，革命這個詞彙本身就含有轉變的意思。當代歐陸語言裡，革命一詞多來自拉丁文 revolutio，其意為按照圓形軌跡移動。這本是一個天文學詞彙，用來指涉星體移動的軌跡，其後被援引翻譯史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對人類政治社會興衰的見解，構成我們所謂的「循環史觀」，表述人類的政治史，只是幾種不同的政體間循環代興的圓形運動。
當然，在這個運動軌跡的轉變裡，「新」的事態其實只是某種「舊」事態再臨。
革命的現代意義有著不一樣的風貌，革命後的「新」必須是未曾出現在歷史中的事態。換句話說，革命後的「新」象徵歷史來到一個不同的階段。這同時象徵對歷史的想像從循環史觀轉化為線性史觀。自此之後，歷史有個未曾落實、在未來等待的目標，歷史要朝著那個目標前進。歷史中每一個新事態的出現，都可能表示歷史朝著目標更進一步，而革命則是促使歷史邁向新事態的必然要素。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分析革命的概念時表示，這種歷史觀念確立了暴力與必然性的連結，而這樣的連結，無可避免地將個人的自由禁錮於暴力的型態裡：個人自由必須要透過暴力方能自壓迫者的禁錮中解放，但於此同時，這也表示自由只能藉由暴力展現。這樣的連結實際上葬送了自由，這也是為什麼以追求自由解放出發，並視革命為推動歷史朝自由前進必要因素的革命，往往以一個喪失自由的事態告終。
對某些經歷兩次大戰的歐洲人來說，視革命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必然要素，只是初步表現了「歷史是進步的」這種線性的、烏托邦的歷史觀念所隱含的危險訊息。
德國的歷史學家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在分析納粹興起背後深層的概念與社會心態淵源時，得到這樣的結論：納粹的興起，只是「歷史是進步的，人類社會應該要往更好的未來前進」這種觀念必然產生的結果。
在此我們理當要重建柯塞雷克的論述。柯塞雷克也認為，「歷史是進步的」表示未來存在著一個由理性構築的烏托邦，為了到達這樣的烏托邦，人類必須想方設法，促使歷史前進。這也表示，一旦歷史沒有朝著烏托邦的方向邁進，即表示歷史的進程因為某種原因延誤，為了使歷史進程恢復常軌，這個造成延誤的原因必須被排除。
換句話說，現在的事態一定存在著問題與困境，使得現在的事態無法到達未來的美好，而為了到達未來，造成現在困境的原因必須被解決。這表示被視為現代困境原因的存在必須被消解，它們一來不屬於烏托邦，二來不屬於現在；它們根本不應該存在，一方面因為它們的存在延宕了我們邁向烏托邦的步伐，另一方面則因為它們沒有生命；它們是必須被解決的「問題」。
這區別了「應該要往烏托邦前進的我們」與「使我們無法前進烏托邦的它們」。我們符合歷史軌跡，這意味著我們更理性，更靠近烏托邦，也意味著我們在心智道德與人格上都更加完善，我們是「更進步的」一群。而它們則不若我們理性，在心智道德與人格上也比我們低落，不若我們「進步」。它們是造成我們無法真的「進步」的原因。為了使我們的心智與道德優勢能完全落實，為了使我們「進步」，它們必須要被排除。
柯塞雷克認為在這樣的歷史觀念裡，它們構成了現代無法邁向未來的智識與道德問題， 而這些智識與道德問題，必須要透過政治方法解決。這種觀念必然會造成浩劫。
法國大革命是第一起「進步的」我們透過政治手段排除它們的慘案，納粹是另外一起，美蘇冷戰也不過是這類浩劫的延續。對他來說，橫亙在美蘇之間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歷史觀念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念的衝突。美蘇的歷史觀念是相同的，他們都信奉著有一個更好的未來，也信奉著為了使我們達到更好的未來，必須要被排除對立的它們。兩者的差異只是視角觀點的不同：對美方來說，進步的是美國及其盟友，該被排除的它們是蘇聯及其夥伴，反之亦然。
只要這種歷史想像存在，歷史前進的軌跡，便會由無數場我們與它們的戰爭構成。
在這樣的歷史裡，人類或許始終沒有辦法擺脫霍布斯「歷史誕生於戰爭」的命題，戰爭也永遠會是歷史神聖且無法切割的一部份。為了到達更好的未來，進步與非進步的戰爭永遠會存續，歷史的進步因此也是歷史的弔詭，邁向烏托邦的軌跡有個銘文：「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這種對歷史進程的批判，看似是屬於歷經二戰恐怖與猶太屠殺浩劫的反思。然而，這令二戰後部分歐洲哲人戒慎恐懼的歷史觀念，其實仍舊盤踞今日。挪用柯塞雷克的話語，這種觀念及其潛在浩劫，並沒有隨著美蘇冷戰消失。
「我們應該過得更好，都是因為它們，使得我們沒有過上更好的日子」是近年歐美選舉時，慣常出現於候選人文宣的句型。這些「它們」，可能是拉丁裔移民，可能是難民，也可能是歐盟。這樣的觀念也不會只限於「政治」場域。
如果再更隨興地延伸這種觀念的意象，「我們可以犧牲某些它們，以達到更美好的未來」是生活中常見的訊息，這裡的它們，可以是員工的假期薪資等權益，也可以是一個人的生命。
無論它們如何改變，不變的是，更美好的未來只屬於我們，它們都將永遠被排除於外。它們不屬於我們的歷史，一種在我們與它們的戰爭中前進的歷史。我們與它們的戰爭，可能會被歷史書寫所記錄，但在這場戰爭中喪失的它們，卻永遠被歷史吞噬。
只要這樣的歷史存在，它們為歷史喪身的必然性也會存在，這構成了阿多諾對「進步」的批判與對歷史的悲觀。要讓這樣與戰爭相依存的歷史終結，或許只能期待歷史喪失「目的」（telos）的瞬間。
對阿多諾的好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來說，這個瞬間只有一個可能：彌塞亞降臨，將歷史時間徹底轉化為彌塞亞的時間。躲避納粹追捕、被納粹視為它們的班雅明，始終沒有等到彌亞雅降臨的那一刻。然而直到最後，班雅明都保有自由，哪怕那是奪去自己存在的自由。
戰爭後的歷史永遠都朝著更正確的方向前進，或許因為書寫的歷史所反應的，永遠都是我們的歷史。
專業歷史學家可能習慣批評歷史書寫裡的目的論，但這樣的批評，並不表示專業歷史學家沒有「我們在書寫一種比它們更進步的歷史」的想像（例如，我們現在寫的，從全球視角出發的歷史，比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族史更為進步）。或許，最重要的並不是什麼形式的歷史書寫，而是什麼樣的歷史觀念。
無論歷史怎麼被多元書寫，我們似乎相信，歷史還是進步的、相信我們活在一個比發生兩次大戰的二十世紀更進步的時代、相信我們不會是歷史書寫裡各種壓迫「它們」的「我們」。只要這樣的歷史觀念存在，我們對自身進步的隱性認同就會存在；阿多諾與班雅明的悲觀會存在；準備被這種歷史吞噬的它們，也會繼續為我們的進步存在。
屬於歷史的戰爭不會消失，歷史也會不斷在戰爭裡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