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昱翰（康乃爾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1934 年 3 月 1 日凌晨，滿洲國新京（長春）。
滿洲的冬天還遠未結束。
天色未亮，車隊在冷冽的風中緩緩駛向郊外駛去。
新闢的大道兩側排列著士兵；士兵們面前是一落一落稀疏的人群，睡眼惺忪地揮舞著太陽旗與五色旗。車隊最終停在了一座圓形的土台下，乘客們踏出車門。為首的是一位戴著圓眼鏡、穿著藏青色龍袍的清瘦青年。他在士兵與其他隨員的環繞中走向土台。
如他的祖先們一般，他向天地致祭，宣讀禱文。禮畢，他在晨光中坐上車，向城市的方向折返。
穿越還是一片荒地的「新市街」與略顯陳舊的老城，車隊回到簡樸的「宮殿」。穿過裝飾著彩帶、旗幟的正廳，青年與他的隨員們拐進一個小房間，房裡供奉著青年祖先們的牌位。向祖先們致祭、禱告後，青年換下龍袍，穿上一身藍黑色的西式大禮服，在眾人簇擁下走進正廳，坐上設置於講台中央的玉座。他的文武百官們則抱著各自的心思，向他行禮……
這一天，愛新覺羅溥儀，清王朝末代皇帝，在被迫退位二十多年後終於達成夢想。
在這片與他本無淵源的先祖故土，他再度成為了皇帝。
但十一年後，他也將嚐到現實的酸楚與幻滅的苦澀。自一開始，滿洲國的誕生便映照著參與者們各自的夢想與野心；而滿洲國的消亡，也正反映出這些夢想終將不敵嚴酷的現實而破滅。
同床異夢
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是唯一一個亞洲的帝國主義強權。
日本菁英們自信於自己國家的成就，相信日本將是領導整個亞洲的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也對歐美列強感到無比焦慮。於是，被統稱為「亞洲主義」的思潮日漸受到矚目：亞洲各民族必須團結起來，共同對抗西方的威脅。
「亞洲主義」其實並無具體的定義，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倡亞洲民族的團結，但他們對「團結」的想像卻大異其趣。
對許多日本菁英而言，所謂「團結」理所當然應以日本為核心，而地處中日俄等新舊帝國交錯之處、多民族混居的滿洲，便是實踐這種「團結」的理想場所。
滿洲廣袤的土地與豐富的天然資源吸引了日本野心勃勃的政客、軍人、資本家們。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後，便逐步展開了對滿洲的經略。透過戰爭，日本取得關東州租借地、南滿洲鐵路以及鐵路沿線的附屬地，設立特許公司「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滿鐵」）以及保衛鐵道與租借地的軍事機關「關東軍」。以此為起點，日本勢力滲透進入滿洲內陸。
1910 年代末期，日本的經濟危機，讓日本一些軍政界人物相信，必須佔有「滿蒙」以確保日本經濟的自給自足。與此同時日本也面臨著挑戰：急遽擴張的蘇聯威脅著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經營；中國與朝鮮日趨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對帝國的擴張造成影響。控制滿洲的必要性似乎越來越迫切。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滿洲事變），便是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幫青年日本軍官們獨斷而為的冒險行動，意圖驅逐反日的張學良政權，將整個滿洲置於日本控制之下。然而軍人們也認識到，要直接征服滿洲是不切實際的。幾經考慮，他們決定推動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將滿洲自中國分離出來。於是，身為前清遜帝、理論上的滿人「大家長」的溥儀便成了值得拉攏、利用的對象。
溥儀與他身邊的支持者們長年以來、汲汲營營於尋求復辟滿清的可能。醉心於帝王夢的溥儀本人姑且不論，許多忠於清朝、痛恨民國的「遺民」們也對五四運動以來反傳統、崇尚西化的風氣痛心疾首。中國新一代知識份子對於儒家思想的攻擊令他們難以忍受。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崛起，也令這些人感到恐懼。
於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提供了他們一個重建心目中理想的「中國」的機會。
儘管溥儀的小朝廷裡也有像「帝師」陳寶琛那樣，對日本頗有疑慮的人，溥儀最終還是在關東軍的策劃下前往滿洲。
除了關東軍與溥儀的小朝廷，滿洲還有眾多地方勢力存在。張學良政權崩潰後，日本人必須得到這些地方軍政領袖的合作，以塑造滿洲獨立建國的「民意」。這些人物當中固然有如熙洽這樣支持復辟、立場親日的人物，也有許多人，如袁金鍇、臧式毅，態度顯得相當消極。
但在關東軍的威逼利誘下，這些地方山頭紛紛「贊同」了建立新國家的主張，成為滿洲國第一代的高級官員。
滿洲國這輛拼裝車，就這樣倉促上路了。
打造新國度
對日本來說，滿洲是供應帝國經濟資源的基地，也是抵禦蘇聯、進入中國的前線。
滿洲國的成立，意味著日本得以逐漸排除其他勢力的阻礙，獨佔對滿州。在「內部指導」的名義下，日本技術官僚在滿洲國政府裡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他們便是滿洲國實質上的決策者，與推動建設的推手。
日本技術官僚自認對滿洲現代化有相當大的貢獻，首都新京的建設總是他們津津樂道的案例。長春原本只是鐵路上的一個中型貿易城市，後來被日本人選定為滿洲國的首都，更名為「新京」。日本人在新京進行了大規模的都市計畫，引進當時最新的都市計畫理念，建立起嶄新的現代化城市。在滿洲國末期，新京已成長為擁有 120 萬以上人口的大都會。
除了城市，滿洲土地利用也有顯著的變化。1930 年代的日本農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日本當局期望透過移民來解決農村人口過剩與貧窮的問題。後來的十年間，日本政府傾全國之力推動「滿蒙開拓移民」，在當局的主導下，滿洲各地建起了「開拓村」。到滿洲國滅亡前夕為止，有約 30 萬日本農業移民居住在滿洲。
在滿洲國的開發方面，財閥資本佔有重要的地位。滿鐵是滿洲國早期最主要的投資者，除了鐵路本業之外，也經營煤炭、煉鋼、電力等事業。主政的關東軍與技術官僚積極吸引日本國內財閥前來滿洲投資，特別是發展重工業。對軍方來說，滿洲國的重工業是要供應軍事需求。而對財閥來說，則期望透過滿洲的市場擺脫 1930 年代的不景氣。這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旗下擁有化工、汽車、電機、煤礦等事業的鮎川財閥。1937 年，鮎川財閥領導人鮎川義介將財閥的主要持股公司「日本產業」遷往滿洲，並更名為「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滿業」）。在滿洲國官方的主導下，滿業成為滿洲重工業化的重要推手。
儘管軍人與資本家的目標各異，滿洲的重工業化仍取得了可觀的成果。而大批的日本白領階級—技術人員、專業人士、學者等—也紛紛渡海而來，為政府和新設立的企業服務。這些人當中有不少人是抱著亞洲主義的信念前來，期望能將滿洲國打造為各民族團結合作的理想國。
這些知識份子有各自的立場與意識型態，其中亦不乏在日本本土遭到打壓的左傾份子。他們關注中國局勢，在滿洲組織社團、智庫，或在官方支持下深入民間調查研究基層社會，冀望在滿洲國的社會改革可以帶動整個亞洲的改造。此外，一些日本的宗教團體、慈善團體也在滿洲國展開活動，提供社會救濟。他們的努力，呼應著滿洲國所標榜的「王道主義」。
在滿洲國，「王道」是一個被反覆強調的口號。
這個出自儒家思想的詞時常被用來對應西方帝國主義的「霸道」，標舉有別於西方的東方的價值。「王道」對不同的思想家而言有著不同的定義。對支持溥儀復辟的「遺民」而言，「王道」意味著儒家倫理的復興與傳統社會秩序的恢復；而對一些日本知識份子而言，「王道」代表的是亞洲民族的和睦共存。在滿洲國初期，一些思想家，如橘樸，致力於探索、闡述「王道」的內涵，調和中、日民族的關係，並將滿洲國視為實踐理想政治的實驗場。
對這些人而言，以「王道」自我標榜的新興滿洲國代表著無限的可能性。
五色旗下的陰影
然而，滿洲國的現實終究容不下這些美好的理想。
作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滿洲國必須為帝國的需求服務。如前所述，1930 年代的日本面臨著來自內外的挑戰，不利的國內經濟與國際局勢，使得日本進入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代，軍方的力量日益膨脹，民間也漸漸瀰漫起好戰的氛圍。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期間，日本國內的大眾媒體競相支持關東軍的侵略行動，鼓吹愛國民粹，將日本形容為國際秩序下的無辜受害者。
當日本正走向戰爭，滿洲國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
在這個時期，天皇在日本漸漸被塑造成為半人半神的存在。原本理應與日本天皇地位平等的「滿洲國皇帝」，再也無法與天皇平起平坐。1936 年，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公然宣稱，滿洲國皇帝的地位是來自於天皇的意旨。言下之意是，關東軍作為天皇意旨在滿洲的代表，自然可以肆無忌憚地擴張權力、遂行支配。歷史學者駒込武指出，這樣的發言無異於徹底否定了「以民為本」的王道主義政治論述。滿洲國就這樣失去自身僅有的主體性、信念與理想性，徹底淪為日本的禁臠。
隨著滿洲國統治日益穩固，關東軍和日系官僚的權力也持續擴張。儘管日本不允許雙重國籍，這些在滿洲國位居要津的日本菁英，也無意成為「滿洲國人」。滿洲國直至滅亡為止都沒有制定國籍法；在滿洲任公職的日本官僚，也從來不必考慮放棄他們的日本身份。他們所效忠的國家，始終都是日本而已。
即使在民間，日本人與滿洲各族居民的隔閡也非常巨大。日本移民在政策保護下建起的開拓村，實際上是掠奪了原本屬於當地人的土地而來。而這些移民多半也沒有與當地居民融合的意願。雙方的衝突持續激化，也令越來越多的當地居民倒向反滿抗日的立場。
1937 年全面爆發的中日戰爭進一步激化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日本從滿洲國徵調大量物資支援戰爭，使得滿洲農村居民遭受到極大痛苦，處境悲慘。而為了動員滿洲國人民參與戰爭，當局也嘗試灌輸人民國家意識：如其他日本殖民地一般，滿洲國人民被要求學習日語、信奉神道。喪失理念與主體性的滿洲國，只為了日本的利益而存在；也因為它沒有自己的靈魂，滿洲國只能拷貝日本的同化政策統合它的人民，命令他們為日本的理念而戰。
然而這樣沒有靈魂、名實不符的傀儡國家，又怎麼可能有力量召喚人民的忠誠與認同呢？
滿洲國的成立出自於謀略與現實，揉合了理想主義。但終究，理想屈服給了現實。
滿洲國的遺產
滿洲國隨著日本帝國的崩潰走向消亡，但它的影響至今猶存。
數以萬計的人們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前往滿洲國，當地更有數千萬人被捲入了這個幻滅國度的歷史。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戰後東亞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是岸信介、朴正熙、孫運璿……等。
戰後日本一直不乏為滿洲國辯護的聲音，一些曾在滿洲國活躍的人，緬懷他們在滿洲的日子；也有人強調滿洲經驗對戰後日本的重建與發展有重大意義，更有人惋惜滿洲國夭折的建國理想，滿洲國對這些人而言，不過是場未竟其功的現代化實驗。
然而在這場壯闊的實驗中，無辜被捲入其中的人們，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遭遇過怎麼樣的苦楚？
參考書目
- 山室信一著，林琪珍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新北：八旗文化，2016。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kefield Publishers,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