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運兩種日記：感性的草地紳士劉崧甫與理性的憤青教師簡吉

前文：【二林蔗農事件專題】蔗農事件被捕的劉崧甫，他的獄中日記寫了什麼？

1925 年的二林蔗農事件，對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有關鍵的影響力。

劉崧甫（1898-1971）作為當時二林蔗農組合的常任理事，於 1925 年 10 月 23 日被捕入獄，直到 1926 年 7 月 16 日獲釋，為二林事件坐牢八個多月；劉氏《獄中日記》的發現與整理，能使我們對二林事件進行側面而深入的了解。

不過，提到日治時期農民運動者的獄中日記，就不能不想到簡吉（1903-1951）。

簡吉從一名鄉村教師，搖身變為台灣第一個全島性農民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的領袖，可以說深受劉崧甫等人領導二林事件的影響。[1] 1929 年，簡吉因為農組大會公開決議支持台灣共產黨，於 12 月 20 日被捕入獄，1930 年 12 月 24 日獲釋；他對獄中生活與見聞的記錄，就是 1995 年出版的《簡吉獄中日記》。

因此，簡吉日記與劉氏日記的入獄脈絡、時代背景，大致相符，我們能以此為基礎，將兩者進行比較，從日記的內容了解日治農運人士的不同面相。

漢學鄉紳 vs 日文教師

劉氏日記與簡吉日記最引人注目的差異，就在語文使用方面。簡吉日記全用純粹的日文寫成，劉氏日記則約有五分之四是以中文寫成，五分之一是用日文。

如果說簡吉的慣用語文表露了他新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身分，那麼劉崧甫的慣用語文，就代表他的教養背景，正跨在新舊交接的界線上。舉例而言，劉氏日記愛寫漢詩、常常談論漢籍典故，例如 1926 年 2 月 7 日〈自作獄中感想〉：

雪地霜風冷囚人，日坐攻書夜獨眠，無心黑鉄窗前鳥，薨薨蚊蚋與我親。

另外在 1926 年 3 月 6 日引用了明儒鹿善繼《認理題綱》的話；5 月 11 日特別記載了文天祥與項羽的故事等。然而須注意的是，劉氏日記大部分仍是以北京話、台語、日語詞彙夾雜的白話文寫成的，這表露出劉崧甫不只是融會新舊學，也處於語文交混的文化背景中。

相對於劉崧甫明顯的漢文素養，簡吉則展現出一個新式知識分子的姿態。

簡吉日記不但全用日文寫成，也完全沒有出現漢詩或漢籍典故。比起劉崧甫善於取用漢文資源，簡吉倒是更常記述、評論報刊上的世界時事。例如 1930 年 3 月 22 日記述了日本人在亞洲各地的煤礦開發情形、4 月 22 日摘錄了有關美國科學發展的新聞等等。這種對新聞時事的頻繁關注，是劉氏日記較少見到的。

文學感性 vs 分析理性

劉氏日記與簡吉日記第二個顯著差異，可以劃分為文學感性與分析理性兩種不同性格。劉崧甫常在日記中，以充滿文學性的修辭，表達他的各種情緒。例如 1926 年 1 月 15 日，透過對蚊子的抱怨，影射他對社會的不滿：

汝今天薨於非命亦是平時吸那無道無德無明無白無人知道的血的報應呢！哈哈！這尾蚊的死豈非應該嗎？咳！咳！世間的貪官汙吏！強詞奪理的人們！爭權奪利的人們！貪財害命的人！豈不慎哉？

這是以諷刺的筆法，表達他的激憤之情。又如 1926 年 2 月 3 日：

寂寂寞寞的霧夜獄裡隔壁的友人們都靜肅肅的睡去，唯有獨我翻來覆去的沒事做了睡鄉的客人哩！恰好時鐘鳴了十時了忽然那獄房外像是那貓頭鳥雄雌二羽的聲啼著『苦コ！苦コ！苦！』的喚著那一羽就啼著『久！久！久！久！！。』的答著足足啼了半夜害我眼光光的也沒有睏去。〔……〕豈不是底說我們在獄裡受苦久了的意思嗎？咳！有惻隱心的貓頭鳥兒啊？你亦知道我們受苦久了麼？

這是以移情的筆法，傾訴他在監獄中的苦悶。另外，劉崧甫也極常記敘自己對家人的想念，尤其是對其祖母的思念之情，還有各種家書對自己帶來了安慰；除了對基本社會正義的關注外，他也時常思考人性的善惡問題。因此劉氏日記展現的是一個情感充沛的作者，對身心處境、社會環境有敏銳的感覺與觀察。

如果說劉崧甫思想，較重視哲學式的人性問題、善惡問題，那麼簡吉的思想，就展現出社會學式的進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簡吉的最後一天日記，1930 年 12 月 24 日記道：

（1）像我入獄當時所寫的感想那樣，關於這次服刑，自己並未感到有任何罪惡。違法行為並不一定就是罪惡行為乃至不道德行為，可是，自己連違法的感覺都沒有。

（2）報復主義思想還很濃厚的人，並不把在監人當作人看，即使不研究社會問題，恐怕也需要理解「犯罪的社會性」。任何大罪犯都是從互相影響的社會中出來，可以說是我們所造成的錯誤－如果認為自己是社會一員的話。

（3）在獄內沒有受過其他教誨教育。

由此可見，相較而言，簡吉偏向客觀描述與分析式的記載。他幾乎不記載自己的情感狀態，不諷刺時局、不移情於風景、不義憤填膺地控訴；就算是朋友來信，也只記敘有關政治運動或是日常生活的討論。

這樣的書寫風格，與劉崧甫有明顯差異。簡吉比較流露個人感情的，是 1930 年 6 月 22 日給妻子陳何的信，囑託她好好教育孩子，不過，這也是日記中唯一給妻子的信；另外還有少數幾天，記敘到自己對祖母的虧欠之情，這就是簡吉相當自制之情感表露的全部了。

眾生相 vs 自我相

第三個顯著差異，是兩位作者對獄中生活不同角度的觀察。尤其劉崧甫特別喜歡紀錄「他人」的言行，這對今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的當時在獄庶民的第一手史料。例如 1926 年 2 月 10 日、3 月 1 日都記載了獄友思念家人的悲號聲；3 月 9 日記載了「狂人的聲」，這位獄友是犯了竊盜罪的十九歲青年：

有時哭，有時笑，若哭就急急切切說什麼『咱厝的蔗葉有剝嗎，豆有種嗎？的自問』若笑就『嘻嘻嘻嘻！嘻！！哈哈嘻嘻─衣脫去洗咧！嘻，底看什麼，嘻嘻急緊脫去洗咧姦老母！嘻！哈哈續個個的大哭一場而罷』經過三日間的夜約十一時突然大聲嚷起來，打獄門跳床板音ポンポン的響說著，『反！反！我反給阮子坐天，楊令公起義！反啊！陰陽總反啊！阿却汝作我的軍師，汝若不敢應，心內知就好，反啊。』鬧了二晚後被刑，潑水始息，（不甘願的受禁所致）

類似這樣的記載，令人聯想到當時被殖民者的生活型態與心理狀態，最重要的是，這完全是第一手且無矯飾的觀察紀錄。對於日治時期的庶民精神研究而言，可以做為相當生動的一片拼圖。

相較而言，簡吉日記幾乎沒有這類對其他獄友的紀錄。簡吉對自己在獄中的生活條件，記錄得比劉崧甫詳細很多，這對我們了解日治時期的監獄生活，很有幫助。例如根據 1930 年 1 月 25 日、1 月 26 日、3 月 2 日，對台北與台中刑務所的各種制度（包括普通氣氛、衣服、食物、運動、洗澡、理髮、健康保護＝疾病預防）；還有 2 月 1 日與許多篇日記中，對自己身體狀況的詳細紀錄，都讓今人具體地了解，一個犯人在當時監獄中的生活狀況。

從台灣面向世界的農民運動家

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迎來了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他們開始面向世界，吸收新知、迎向潮流。就此而言，劉崧甫與簡吉是相同的。不過他們還是因各自的養成背景，在知識取徑方面有差異。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獄中書單窺知一二。

從劉崧甫的書單來看，他涉獵了歐美的教育現況（《現代欧米教育》、《現代欧米教育大觀》）；還有經濟學、農村發展（《台湾都市と農村問題》、《最近經濟學之進步》、《農民離村の研究》）；倫理學、歐陸哲學（《倫理學演義》、《懷疑、知識、信仰》、《經濟和倫理》）。不過劉崧甫還讀了很多傳統漢文類的著作，例如《四書白話解説》、《詩經監本》、《晏氏春秋及新辭》等書，其中竟然連《文武二帝救劫真經》這類宗教善書都有。

由此可證，劉崧甫知識養成，不但有相當傳統的一面，也與底層民眾有共通的思想成分；另一方面，他的眼光也相當開闊，對世界思潮與學術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吸收。

從簡吉的書單來看，他涉獵了法學（《六法全書》、《現代法學全集》），基督教（《基督教概論》、《基督教的由來》），地球科學（《地球的起源與歷史》、《大陸浮動論》、《天地的結構》）等學問，當然還有他在獄中賴以獲取新聞的《人》雜誌。不過最突出的，還是一系列有關世界語學習的書籍：《世界語全程》、《世界語研究》、《世界語辭典》、《世界語自學書》、《世界語言書》、《初級世界語讀本》、《世界語新讀本》、《世界語中級讀本》。

這種熱切追求世界語的態度，與簡吉等人對社會改革的理想有關；透過世界語聯合各民族弱勢階級的願望，契合於簡吉的左傾思想。[2]

上述兩本獄中日記的差異，或許可以溯源於兩位作者的身分背景。

劉崧甫與簡吉的年齡雖然只差五歲，但是兩人的出身有很大的差異。

劉崧甫出身於地主家庭，幼年曾在私塾受過三年漢文教育，而後接受六年的公學校教育，畢業後一直到二林事件之前，歷任地方的保甲書記、會計役、國語講習所講師、協議會員；他的人格養成具有傳統地方紳士溫文儒雅的公道伯特質。

簡吉出身於農民家庭，沒有接受過私塾教育，一路從鳳山公學校到台南師範學校，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畢業後也順理成章地在公學校任教；雖然是身處受薪階層而得以溫飽的知識分子，卻對農民困境有深刻的感觸。

也許正如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劉崧甫與簡吉兩本獄中日記，一窺風格互異的日治時期農運家的面貌。

[1] 參閱陳慈玉，〈導讀〉，收入簡吉著，簡敬等譯，《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年），頁 36。

[2] 有關世界語在日治台灣的發展以及與左翼團體的關係，可參閱李依陵，〈從語言統一實踐普世理想－日治時期臺灣世界語運動文獻〉（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