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令人傷心的故事，也是一段汙名化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白癡」、「低能兒」是汙辱他人的名詞，但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詞彙出現，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歷史促成了一群人被貼上標籤。
心智障礙和肢體障礙的區別，在於內在和外在的差別。外在的障礙，像是不良於行、斷手、斷腳，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功能上的障礙，像是聽障和視障也較為容易以物理性判別。但心智障礙無法從外表加以判別，所以一開始「發現」這個族群的過程，其實有點曖昧。
發現心智障礙者
對於心智障礙的認知，亞洲社會是如何開始的？
這和我們對於西方文明的理解有關。
明治維新時，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奠基者，將西方的文化和相關的理念介紹到日本，在他眾多著作中，有一本相當重要的書，稱為《西洋事情》，內容是寫他到歐美國家所做的觀察，關於社會福利設施的機構，他在書裡提到「盲院」、「啞院」和「癡兒院」等。
由於《西洋事情》成為當時學校的教科書，也成為普及的觀念。除了福澤諭吉的推廣，明治維新後主要由田中不二麿主導教育制度，他參觀歐美的教育設施和制度後，將其導入日本，為了心智障礙的學童，參觀過美國賓州的「白癡」學校。
福澤諭吉所處的時代，日本對於心智障礙的認識主要由西洋引進，雖然是參考美國的制度，但美國當時對於心智障礙的理解來自法國。法國對於智能障礙的理解則來自 18、19 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與法國大革命，他們開始思考無法勞動的「非正常」人之地位與待遇。
一開始，歐洲的收容對象主要是「貧民」，但這些人還是得被強制勞動，增加生產力。不能勞動的人就被劃分到「救貧院」中，其中可能包含孤兒、肢體障礙、盲人、聾啞、精神障礙、老人和智能障礙等，全收容在一起。後來，收容對象逐漸細分出不同需求之人。17 世紀時，則開始有男、女區別的設施。
日本社會在明治維新後，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採取西方式的相關措施，在時代的變革中，很多以往的下級武士、農民在新時代中無以為繼，對於無法自立的老人、孤兒和障礙者，便都給予食物的救濟。
除了食物的賑濟，日本的社會福利設施也在西方的影響下建立起來。東京市「養育院」建於 1872（明治 5 年），是亞洲最早的近代社會福利設施之一。當時因為俄羅斯的皇太子要到日本訪問，既小且貧的日本覺得乞丐、流民、肢體障礙或精神病患都「有礙社會觀瞻」，所以將東京裡的這些有礙市容的人都關起來，收容了 240 名。
然而一開始，「白癡」並不在收容的對象中。
「病人安置於病院中，殘疾、盲人、瘋癲者都收容在不同地方，每一間都有看護，也給予療養。」
這一時期對於「瘋癲」和「白癡」兩者其實有點混淆，「白癡」一直到 1886（明治 19 年）才開始明文收容規定。
明治維新衍生出的障礙劃分
明治維新是個變動的時代，當時很多人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不管是否精神上有問題，或是智能上無法適應新環境，都被集中收容到「福利設施」中，視為社會的弱勢。這些被時代所排斥的人，由於環境變動得太快，常人無法好好認識他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到了 20 世紀初，現代化已經有點成果了，我們才逐漸開始區別這些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人。
「低能兒」與「白癡」有什麼差別？
這跟教育制度有關。日本自引進西方的教育體制後，發現有些孩子無法在體系中表現「正常」，於是開始了相關的討論和研究。在 20 世紀初期，日本認為「白癡」無法教育，而「低能兒」則是在教育體制中表現不好的人，但「低能」不像身體殘障，可以從外表看出來，那要怎麼分辨出「低能」呢？
就從「放牛班」開始。1890 年代左右，明治政府推行新的教育學制 10 多年後，發現有一些兒童跟不上學習進度，於是針對這些學生再特別編成一班。
後來有學者開始寫書討論。學習院大學的教授大村仁太郎在《兒童矯弊論》中表示，他並不認為「低能」是種「病」，但是一種「瑕疵」，他把許多性格上的缺陷加諸到學習能力不好的兒童上，像是思想散漫、怠惰、抗壓力弱、偏執、不潔、偏食等。大概可以想到的壞習慣都把它們跟學業成績不好畫上等號。然而，大村仁太郎也注意到社會和家庭的原因所造成的學習障礙，他沒有把所有的問題歸咎於學生的性格瑕疵。
當時對於心智障礙逐漸形成一套階梯次的理論，乙竹岩造的《低能児教育法》就塑造出一個光譜：普通—劣等—低能—白癡，而這是以教育系統和學業標準所製造出來的體系。最底層的「白痴」，有時會被和「瘋癲」畫上等號，都被視為無法醫治、先天性的問題。
其餘的「劣等—低能」則是性格上的缺陷或感覺器官和大腦疾病所造成的問題。此時也有人注意到家庭所造成的壞習慣，或是學校裡的因素，像是教師的教育方式、狹小的教室、空氣的狀況等，多方面討論造成學生學習障礙上的各種因素，而不只歸咎於學生本身的性格。
為了要教育低能兒， 1909 年開設了「白川學園」，透過研究園內的學生所寫成的《低能児教育の実際的研究》，脇田良吉的分法與乙竹的系統差不多，將兒童分為「普通兒」、「低能兒」和「變態兒」。「變態兒」是無法根治的，其餘在「普通兒」和「變態兒」之間的都是「低能兒」，需要住在機構中特別教育。
脇田良吉所指出的「低能」範圍很廣，從學習能力有問題、身體比較虛弱、無法適應團體生活等，都可以是「低能」的一部分。「白川學園」所收容的學員從學習能力低下到虐待動物的人，也包含偷竊癖和流浪漢，這些都成為「低能」的一部分。
「白癡」是無法教育的嗎？
「白癡」在明治時代的概念，則是「完全無法教育的兒童」，不可醫治、無法受教，但日本特殊教育的先驅石井亮一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即使「白癡」也有受教的可能，後來我們稱之為「特殊教育」。
出生於佐賀鍋島藩的武士階級，石井亮一在幕府末年與明治維新初期長大，幼年還是接受漢文的教育，熟悉《論語》、《大學》等書，也學習武士道的精神。16 歲時獲得藩內選拔，到工部大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東京帝國大學）考試，但體格檢查不合格，無法入學。
期待去美國留學的石井，後來改念私立的立教大學，接受 6 年的教育。他在 1874 年進入由美國聖公會威廉斯主教於築地所創辦的「英語塾立教學校」，石井亮一就學期間也受到感化，受洗為教徒。立教大學的姊妹校立教女學校在 1882 年成立（明治 15 年），畢業後的石井亮一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立教女學校擔任教師，除了教授外語，也教育女性外國的發展狀況和現代女性該有的思想，是日本最早提供女子教育的學校。
明治 20 年左右，日本的福利事業也開始展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西化之後的日本，缺少傳統救荒濟貧的組織，以往在鄉里間可以得到救助的單位，在新時代中無法生存，而新時代的福利設施又尚未建立。再加上明治 20 年出現很多自然災害，讓很多人拋家棄子，社會上出現相當多的孤兒需要養育。
此時出現的「岡山孤兒院」和「東京救育院」就是為了新時代的需求所創設，石井亮一也成為東京救育院的創辦者之一。1891 年的濃尾大地震，在岐阜和愛知等地造成大規模的傷亡，死者超過 7000 人，震後產生相當多的孤兒，也出現經濟無以為繼、只好販賣人口的現象。
從宗教相關團體，如基督教和佛教等相繼出動救援孤兒，石井亮一的東京救育院也加入孤兒的救助和收養。由於濃尾大地震的慘況，造成許多無人收養的女性，石井亮一深感福利事業的重要性，他在災後帶著一些孤女回到東京，在基督教會的援助下，先在東京創設「孤女學校」，教育她們，讓女性習得一技之長，未來可以勝任保母、教師、助產士或是傳道的工作。
在收容孤兒和教育孤女的過程中，石井亮一理解到智能障礙者的存在。在當時對於智能障礙的教育是認為「無法教育」、「免除法律責任」，採取「隔離政策」，對於石井亮一而言，著手智能障礙者的教育還帶著可能教育的信念，他深信在神之前，每個人都平等。
石井亮一，日本特殊教育先驅
石井亮一沒有單純相信透過神蹟就可以照顧這些智能障礙者，由於他的英文不錯，他積極參考當時外國的文獻，知道美國的做法分為大規模的收容與隔離，也有小規模的機構。
在參考的資料中，對智能障礙教育研究最為重要的就是法國醫師 Edouard Seguin 在 19 世紀首創的智能障礙教育，成為後世特殊教育的先驅。他後來到美國開設小型的智能障礙收容機構，並且透過教育和工作方式，讓障礙者具有一定的生產力。
石井亮一將他的研究寫成《白癡兒其研究及教育》（1904）一書，認為「白癡」在身體的發育和運動方面都異於常人，甚至在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上也有障礙。在精神上的問題則會導致語言障礙、或偏執、缺乏注意力等。
此一時期經常將「白癡」與「瘋癲」兩者混在一起，石井是第一個嘗試區分 2 者的學者，他認為：「瘋癲一開始具有一般的智能，但後來消失了。」相對而言，「白癡」則是一開始意識就相當貧弱，但在程度上可以漸漸的進步。
石井亮一的想法後來落實到他所開設的滝乃川學園，他的妻子渡邊筆子也支持他的理念，兩人一起為心智障礙者的教育努力。渡邊筆子 於1861 年在長崎出生，是日本婦女教育的推行者。她原先在華族（貴族）女校當教務主任並兼任法語教師，她對法國醫師 Seguin 的心智障礙教育方式也相當熟悉。
石井夫婦兩人都曾經到美國賓州 Irwin 智能障礙者學校參觀，回國後才創立了滝乃川學園。由於日本對於心智障礙的認識還相當少，所以石井夫婦也負責師資的培育和教育設施、教材的準備。
一開始設立的學校有農園、宿舍、教室和研究室，石井除了收容智能障礙者，也想要研究智能障礙者的相關問題。然而，明治末期時的日本政府沒有資助相關的設施與研究，石井夫婦的研究經費來源大多都是自己的貸款和基督教會的贊助。最後由於經費用盡，滝乃川學園只好暫時關閉。
隨著時代的推移，日本社會也開始注意到財團法人的建立和組織方式。20 世紀初期有些大學是以法人的方式建立，像是同志社大學，相關的法律也慢慢建立起來。石井夫婦在 1919 年發起第一次的董事會，之後也找到大財閥澀澤榮一贊助，由澀澤擔任第 3 任的理事長。
在解決資金問題後，滝乃川學園的再次重新張開，石井想要發展的研究機構也建立起來。本來在東京巢鴨的學園，後來移轉到東京近郊的多摩，這裡比較符合石井理想中的學校。在武藏野臺地上，空氣相當清新，可以將農場、工場、雞舍、禮拜堂和住宿場所等設施都建立起來，從幼兒到年長者的生活、教育、訓練、勞動和醫療都包含在其中。石井亮一對於「白癡」的治療與教育，成為日本特殊教育的先驅。
當教育改變，「白癡」與「低能」還會存在嗎？
透過「白癡」和「低能」的概念，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對於這兩個概念的認識，是隨著日本政治、社會、經濟所轉變而形成的，也就是在明治維新後所發現的一個新的族群。
隨著新的政治體制，有相當多的下級武士和農民變成赤貧，無以為繼，到處流浪。明治政府所建立的教育體制也產生了相當多不適應的學童，這批無法進入新時代規範的族群，從瘋癲、智能障礙、窮人等，逐漸被劃為特殊的族群，日本政府就依據不同的狀況加以分類、收容、研究。
「白癡」和「低能」可以說是時代和社會變動下的產物，透過相關概念的形成，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現代文明對我們的影響，造成了什麼樣的差別待遇，甚至教育制度區別了那些人。在石井亮一之後，隨著「白痴」和「低能」的討論，相關的醫師和心理學家也進入這個領域，透過病理學的研究和訪談，後來也發展出測量心智障礙的量表。
當然，並不是否定以往也有智能較低的人，但在明治維新、實施新教育以前，他們可能只是生活在農村，負擔繇役（封建統治階級強制農民承擔的、一定數量的無償勞動），過著「正常」農民的生活，，不會被劃分為「低能」或「白癡」，也不會因為學業表現不好就被歸類為「低能」，成為需要「矯正」的對象。
如果「白癡」和「低能」是因為教育體制所產生出來的，當教育的方式改變，是否這樣的族群就會消失呢？歷史很難處理假設的問題，但這或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