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臺胞成為地道的中國人
1945 年 9 月 20 日，中華民國政府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裏頭定位管理台灣最高層級的「行政長官」，是個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幾乎與日治時期的總督無異，引發了台灣人極大的不滿，紛紛在報刊中檢討批評此一作為。私底下人們稱呼行政長官為「新總督」，甚至連隨中國政府一同來台的半山（日治時期在中國的台籍人士）們也看不下去，如連震東曾投書《臺灣民聲報》，批評：「這將使台灣人民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的姿態出現。」
其中，行政長官公署內的公職與縣市首長，又是由陳儀所指派，導致台灣人在政治參與上幾乎缺席，臺人在戰後參與改造台灣的希望落空。這種政治上的歧視，追究本源，是當時中國對日本的不信任，以及對臺人的歧視，認為臺人被「奴化」，需要再教育。這成了後續一連串「中國化」改造的起點。
在戰後初期，中國政府所派來的臺灣調查委員會，在經過一系列的踏查及與美國當局的討論後，所擬定的這篇〈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便成了戰後初期佔領台灣時重要的行事依據。其中的第四條明確提到：「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並認為唯一的做法唯有「使臺胞首先完全中國化，成為地道的中國人」才能達成。
當時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便在 1944 年的一封私人通信裡明白表示：「臺灣與各省不同，他被敵人已佔據四十九年。在這四十九年中，敵人用種種心計，不斷地施行奴化教育……收復以後，頂要緊的是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
同時間，《民報》在 1945 年 12 月 18 日所刊出的一位執政官員的投書，或許更有力地解釋了「中國化」的政策。這位官員認為：「台胞眼界太淺狹……以為台灣或幾乎變成他省的殖民地，因為眼看著各機關正在一批一批株連魚貫地插進外省的同胞……我們現在除了請外省人來幫忙以外，根本沒有辦法可以清除過去日本的遺毒，沒有方法可以學習祖國的文物和典章制度，為要建設新台灣的中華文化。」
由於長期的隔閡，以及對於日本人的敵視，導致許多外省人士覺得該對臺人「再教育」，認為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而改正的方法，很大一部分體現在「國語運動」上。
一年內學會一種語言就上手
1946 年 4 月 2 日，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了「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藉由國語講習班、說國語運動等作法強力推行「國語」，同年 9月更進一步地禁止台灣人說日語、廢止報紙的日文版等措施。而此時，距離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被中國所接管（軍事佔領）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 1942 年日本統治末期時，台灣日語已經相當普及，尤其是對當時台灣青年層，除母語之外，日文已經成為印刷媒體之公用語，禁用日文等於剝奪他們的發言權，使其喪失對統治者提出任何批判之自由。
當時，一份半官方、帶有軍方色彩的報紙《和平日報》做了一項訪問調查，受訪的 181 人中，178 人反對廢除報紙的日文欄，認為日文欄應再延長 2 年者高達 124 人，這個政策在民間激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彈。而這個政策的影響更是全方面的，對於習於使用日語的知識分子與創作者，衝擊特別強烈。因此有人大力抨擊：「此舉無異等於封死本省人之耳目……連恣意施行鎮壓政策的日本當局，甚至也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才禁止使用中國語。」
奉公守法，即是奴化
除了再教育外，陳儀政府大量搗毀日本相關書報、圖畫、唱片，這主要得歸功於 1946 年 12 月成立的「宣傳委員會」。他們重新整頓了圖書、雜誌、報刊、廣播、電影等事務，並宣稱：「本省淪陷五十年，敵人在思想上遺毒甚深，故光復後，文化宣傳工作極為重要。」此外，除了傳播媒體之外，執政當局更更改帶有日本風味的路名、地名，視之為帝國遺毒、台人奴化的象徵，並換上帶有中華民國色彩的符號。
以道路為例，中華民國政府甫來臺便公布的〈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街道名稱必須符合以下四類：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宣傳三民主義者、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臺灣街道因此成為了帶有強烈「中華民國」風味的空間。
再舉一個例子，關於木屐。《民報》在 1946 年底的報導提到，彼時的新竹市政府下令嚴禁市民穿日本式的兩齒木屐，更派警察到工廠裡禁做，而中式「無齒」木屐則不在此限。
長官公署種種拒斥臺人、鄙棄臺人自日本習來的一切的這些舉動，造成本地人的巨大不滿，更遑論政府當局的貪污枉法，因而有了如王白淵多次投書社論所接露的那種無奈的諷刺：
「在日本統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頭痛，光復後還有『奴化』兩字不斷地威迫著我們。台省現在的指導者諸公，開口就說台胞『奴化』……好像不說台胞奴化，就當不成台省的指導者，似有所失為政者的資格一樣」、「現在我們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祖國化』的社會裏生存。」
這種種的文化歧視和衝突，雙方心理上未被解開的心結，日後則成為了二二八爆發的導因之一。
當為中華民國而死
再中國化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宣達「民族意識」，在台灣移植各種中國的元素，並藉由各種傳統、象徵、意義、記憶的創造，試圖將台灣重建為「正統」的中國。
1949 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更進一步移植中國民族主義式的論述到台灣，將台灣變成中國的縮影。這一連串的舉動，是在晚清以來對中國一脈相承的黃帝論述、文化根源、傳統的形塑的基礎上，更增加了蔣介石政府熱中的三民主義、國父遺訓、反共抗俄等說詞。
這在蔣介石在 1949 年後發布的各式談話可見一班。領袖的呼告，重覆著官方對於中國正統的建構，政治上、道德上、認同上的一脈相承，訴諸家國意識，不斷嘗試激起人民「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的報效情懷。1950 年元旦時，蔣中正對全台人民的公開談話：「我們這一代既為中華民國而生，亦當為中華民國而死」、「擔起救國家、爭自由、維護歷史文化的使命」、「自由中國的同胞們」。
1952 年中華民國國慶，蔣介石提出了四項改造運動，其中一項即是「文化改造運動」，這項運動承繼了政府一貫的說詞：「台灣將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國父的民生、民主、民族主義在臺灣實現，我們深信漢奸必滅、侵略必敗、反共必勝、抗俄必成。」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在政府的領導下，「文化運動」從不間斷，而這種運動總是建立在「中國傳統」、「三民主義」、「國家危難」等概念上。政治學者吳乃德統計，1950、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進行了一連串的帶有強烈民族情結的「運動」，從五零年代初期的克難運動（1953）、建艦復仇運動（1954）、支援武漢學生反共運動（1956）、保衛金馬運動（1958）、支援西藏同胞反共運動（1959），到六零年代的青年自強運動（1962）、青年自覺運動（1963）、毋忘在莒運動（1964）等。儘管主題上可看出小規模的變動，但每每都是以青年為主體、國家苦難為號召的活動。
另一項影響更為重大的政策，則是 1951 年 3 月通過的「國家總動員計畫綱領」。這項計畫要求「依據三民主義與當前國策及民族文化之根本精神，整理固有的，洗鍊外來的，俾能融鑄而成適合雪恥復國需要之新文化」，直白一點的說，就是要從小開始栽培「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經由學校集會、朝會、升旗等在系統性的訓練之下，創造符合中華民國政府所預期的「優秀」的國民，將兒童納入了社會「動員」的一份子。除了學校之外，如學友書局、東方出版社、台灣文化協進會、《國語日報》、《小學生雜誌》等或帶有民間色彩的刊物，經常性地刊登宣導文章，共同創建了一個符合期待的社會樣貌。
《小學生雜誌》中的一篇文章曾提到以下幾段話：「她不愛亂說話，說話的時候都說國語，所以許多人都愛跟她親近」、「我希望將來能考上醫學院，學習優良的醫術……為我們中華民族洗雪東亞病夫的恥辱」等，在在都表現了國家所期待的「國民」是什麼模樣。而這也讓家長與學童又一次薰陶在「新文化」的氛圍之中，使得他鄉中國再次成為許多台灣人想像的「原鄉」。而這種虛構的共體感與連結，也漸漸成為多數人的所認知到的「真實」。
全文修改轉載自共生音樂節2018年專刊。 共生音樂節是是由一群關心台灣歷史的年輕人舉辦、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二二八紀念活動。 今年，共生音樂節邁入第六年，今年的主題為：「查無此人」。 活動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