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史學家湯恩比曾說：「文化的碰撞多會產生『挑戰與回應』的過程」。雖然他的看法以文化為單位來觀察，忽略許多細節，受到後世許多的質疑與討論，但仍可由此知道文化衝突始終是值得好好認識的議題。就像清末那段與西方接觸的烽火歲月。
然而，清國光緒 27 年（1901 年）六月，與中國相隔一個黑水溝，日本統治的臺灣島，發生了一件離奇的「百斯篤病人溺死事件」。這起案件讓人匪夷所思之處，在於這位百斯篤病人不因病魔纏身而喪命，卻離奇自殺溺死，日本引進的新醫療技術藏著駭人聽聞的秘密？事實究竟如何？
案起
在這暑氣正烈的夏天裡，有層陰影壟罩著臺灣島，死亡的案例件件傳出。本案可從一則報導談起，明治 34 年（1901）6 月 21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五版有著一篇看似簡單的報導〈病人の変死〉（病人的非自然死亡）：
死者為清國人，身分不詳，暫居於艋舺，此次搭乘小蒸汽船「飛達丸」是為了回到故鄉。然而，就在 6 月 20 日上午 8 點，飛達丸於淡水接受檢疫時，檢疫員發現死者臉色鐵青，有發燒的現象，因而確定死者患有「百斯篤」。檢疫員緊急利用檢疫船欲將死者移往隔離所，但在移送的過程中，死者突然跳水。搜救隊搜救至 12 點皆無發現死者的蹤跡，因此推斷死者已經溺斃。
根據檢疫員供稱：死者在移送隔離所途中，突然想上廁所，但死者又不願意在檢疫船上直接向水中排泄，因而改讓死者在飛達丸的甲板上方便，以利清洗消毒。怎麼知道回到飛達丸後，死者突然縱身躍入水中。檢方也以檢疫員的說法為依據，判斷死者是因為擔心被關入隔離所而決心求死。
本案就此結束？不，死者突如其來的自殺甚為怪異，且案發過程都只是現場目擊者的口供拼湊而成，本案顯然仍有諸多疑點未明：
一、何謂「百斯篤」？為何上船前未曾發現死者患有此疾，而需要檢疫員上船檢疫？百斯篤患者又必須被隔離在什麼樣令人恐懼的地方？
二、檢方判斷清國人不願被隔離而決心求死的依據為何？清國人又有什麼理由非死不可？
報導中未曾提起的隻字片語，背後勢必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需要被逐一破解。
推案一：嫌疑犯一號
本案的死者為「百斯篤」患者，發現死者患病的檢疫員與死者的互動最多，他是本案最有嫌疑的人，但他有什麼理由殺害死者？這可能與檢驗百斯篤的方式有所關連。
百斯篤，日文寫為「ペスト」（pesuto），為德語的 pest 音譯，意指「鼠疫」、「黑死病」，英文為 plague。日治臺灣，鼠疫的好發期是每年春季到秋季，根據統計，十個鼠疫病患就會有八、九個死亡。
總督府認為，臺灣的鼠疫主要來自中國，因此，面對鼠疫的猖獗，總督府並非無前例可循。在病源地的中國，包含鼠疫在內的各種瘟疫，早從東漢晚年就有相關紀載，人類與鼠疫的千年戰爭雖然屢戰屢敗，但也因此醞釀出許多「傳統」醫病的方法，例如清朝末年的余德壎所寫《鼠疫抉微》就是集結過去抗疫名作所出版的。
傳統漢人認為鼠疫來自「地氣」，也就是地上的毒氣。老鼠最先接觸因而死亡，人接觸死鼠的穢氣後染病。[1]
由於鼠疫來得實在太快、太無聲無息，死傷太慘重，在鄉里間逐漸出現疫鬼抓人的傳說，要透過祭祀、儀式、作法才能夠驅除鬼怪，出現所謂的瘟神信仰、木蓮戲演出、天燈驅鬼等辦法。
只是根據日本醫師引進西方的醫療體系研究，推翻漢醫所謂的「地氣」說，發現鼠疫其實是細菌侵入人體，造成噁心、戰慄、發燒、眼球潮紅，淋巴腺腫脹等症狀。
不過，雙方對避免鼠疫的方法則有些許的類似。在漢人的經驗累積下，鼠疫的防範強調居住空間要灑掃乾淨、要有陽光照射並且要開窗通風，讓毒氣消散；當掩埋鼠屍時，要掩住口鼻，站於上風處；村裡若有疫情，最好在陰涼有風處躲避，若無處可躲，則需舉家遷移至地勢較高、有樹之處，保持清涼舒爽，避免眾人的擁雜造成毒氣迅速擴散。
至於日本當局，也以保持乾淨為重要避疫政策，只是根據當局的觀察，真正保持生活環境整潔的漢人少之又少。
日治初期，當局對臺灣島的鼠疫處理顯得捉襟見拙。明治 29 年（1896）5 月，臺灣鼠疫橫行時，當局立刻組織警員與醫員為檢疫委員進行戶口調查，並將病患送進「避病院」隔離，也一併清掃、消毒病患居住的住家與市街。日本政府甚至在 10 月公布「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確立了對抗鼠疫的 SOP。然而，雖然日本政府給了隔離院內的患者妥善的照顧，卻仍有八至九成的患者不敵鼠疫而死亡。
直到明治 31 年（1898），才有北里博士在臺北避病院試驗血清治療法，以種痘的方式催生人體的抗體；明治 33 年（1900）於臺南醫院開始辦理血清疫苗預防接種計畫，在日本人間的鼠疫疫情才稍微被控制。
由上分析看來，在船上發現鼠疫患者確實會挑起整船乘客、船員以及港口檢疫員緊張的神經，但在日本政府已確立處理規則且越來越瞭解病狀的情況下，將患者隔離並消毒船隻，應該是最能避免疫情擴散的方式。檢疫員幾乎不具有伺機殺害死者的理由。
那麼，嫌疑人會是與死者有過互動的船員嗎？
推案二：嫌疑犯二號
飛達丸船員引領死者來回於檢疫船與飛達丸間，同樣有機會下手犯案。但他又有什麼樣的理由呢？
這與飛達丸乘客被海關檢驗出患有鼠疫造成的衝擊，應有所關連。
根據日本政府在明治 32 年（1899年）制定的「臺灣海港檢疫規則」與「施行規則」，船隻必須在基隆或滬尾（淡水）的海港檢疫所進行檢疫。檢疫由警部補擔任檢疫官負責統籌，公醫擔任檢疫員，等待船隻投錨於檢疫所前，登船檢查。檢查結束後，乘客依序下船通過檢疫所登陸。但整個檢疫過程，船隻必須先停留在檢疫所前，待乘客紛紛下船後，才能再次拔錨移往棧橋停泊，非常耗時。因此，之後船隻入港前，檢疫員便會搭乘檢疫船提前登船檢查，船隻直接向棧橋航去，當船隻到達時檢疫也已完成，乘客再依序下船。
若檢疫出傳染病患者，將移至檢疫船帶回檢疫所進行隔離。隔離前，患者必須褪下衣物進行全身消毒，行李也會進行石炭酸（苯酚）、昇汞水（氯化汞）、石灰水或蒸氣消毒，接著送入隔離所休養。當患者病狀逐漸消退，經過醫員檢測血液中已無細菌存在，會移往快恢室，以石鹼（肥皂）洗淨全身後，等候退院通知。
可以說整個過程費時，也無特效藥，若是船員們也被發現染病，可能造成行船的阻礙。若在船上發現傳染病患者，船隻也必須隔離、消毒，以消除病源。如果船上的患者患有的是鼠疫（百斯篤），船隻則必須停船 7 日、霍亂（虎烈剌）與黃熱病等停船 5 日，若檢疫員需診定病狀，停船 2 日。
一經停船，船員與船運公司都會蒙受巨大損失。根據明治 31 年（1898）大阪商船會社的須磨丸停船 7 日的經驗，停船一日的損失大概在 400 圓到 450 圓之間，因此七天總共虧損約 3150 圓，再加上 1000 圓的消毒費還有貨物腐壞造成的虧損，實在是一筆很大的數字。[2]
根據以上調查，船員確實有可能因為公司虧損的壓力，而暗中殺害死者，掩埋船上有人感染鼠疫的真相。但從檢疫到隔離治療的過程來看，死者生前宛若不定時炸彈，全程必受到檢疫員的監控，否則船員自己也有可能遭受感染。況且，鼠疫患者已經被檢疫員發現了，無論如何船隻都需停航 7 日，船員的動機可說毫無意義。那麼，兇手又會是誰？
結案：兇手推斷
排除兩位嫌疑人後，我們可以確定死者是自殺身亡的。但當時，鼠疫已經逐漸得到控制，死者選擇自殺的理由是什麼？又或者有某種力量推動他自我了結？
檢方的說法甚是有趣，他們認為死者是因為畏懼被關入隔離所而決心求死的。然而，死者所懼怕的「避病院」、「隔離所」、「隔離室」都是日治時期對抗傳染病的主要方法，漢人卻將避病院比作鬼門關，將檢疫員視為海夜叉。
這一層恐懼的陰影雖然隨時間慢慢沖淡，但層出不窮的挑戰阻擾著西醫在臺灣的發展。例如本島婦人認為「接受觸診」是大忌，讓隔離所束手無策；另外，漢民以為要身體強壯者才能承受疫苗副作用的痛苦，因此逃散他鄉不願注射疫苗。
要對症下藥，就必須解決漢人堅持「傳統」的態度，當局改派臺籍醫生組織隔離所取信本島人，例如曾經倡導「天然足」的黃玉階設立漢醫隔離所，以漢醫的方法符合「男女授受不親」的診療方式，也同時以士紳的名聲，提升漢民對隔離治療的接受度，甚至受當局委以百斯篤預防組合幹事，施濟醫藥。
由此來看，死者生活的鄉里間，確實有許多關於西醫的可怕傳言。因而當他被檢疫員確診為鼠疫患者後，與其選擇面對可怕的隔離與治療，還不如投水尋求最後一絲「求生」的機會；然而，如此的謬論，在日本人眼中是難以解決的「文化隔閡」，當局曾嘗試利用漢文化「傳統」推倒這道名為「傳統」的高牆，只是在本案死者的心中，這道藩籬似乎過於高大。
現場還原
明治 34 年（1901）6 月 20 日，淡水檢疫所的檢疫員帶著肅殺之氣登上蒸汽船飛達丸。近來鼠疫擴散的消息使得人心惶惶，即便當局早立下明確的「臺灣傳染病豫防規則」，仍擋不住鼠疫爆炸性的傳染力，尤其面對臺灣島上的漢人，他們的不合作運動，多次讓鼠疫消退又漲。
檢疫員一登船就看到角落那個漢人打著顫，滿眼血絲，臉腫得分不清哪裡是脖子，哪裡才是下巴。檢疫員上前要求漢人拿出證件，但是他不僅聽不懂也拿不出證件，甚至因為懼怕而縮成一團。這跟傳聞的一樣，漢人把檢疫員當作索命鬼，將隔離所視為送命所，他們寧願相信傳統的民俗方法。確實，民俗醫方減緩病患許多的痛苦，但是問題並未因此解決。根據細菌學研究，鼠疫是細菌入侵人體造成的病症，曾經聽說透過鼠疫的血清進行治療，除此之外，並沒有特效藥。至少，送進隔離所受較好的照顧，才不會橫死街頭，將細菌傳播。
周圍的乘客代替他回答，說他要回清國。就是那個清國，本島的鼠疫可以說是從那裡的船帶來，在漢民的生活環境中擴散，那個汙穢不潔、擁擠、不透風的生活環境，人與鼠類宛若生活在同個空間，多麼恐怖！漢人卻反過來懼怕當局的措施？！
檢疫員掩住口鼻，踢了踢那個清國人，作勢要他起身跟著檢疫員走。這時幾個船員前來關切，幫忙開路，引導清國人前往檢疫船。其實，船員們也是一臉不願，因為代表著這艘船將要被隔離 7 天，也代表船員們就少賺了 7 天的薪水。但在檢疫員的監視下，他們又有什麼辦法！
在前往檢疫船的途中，清國人忽然停下腳步，說他想如廁。檢疫員作勢要他直接對海排泄，但是清國人搖搖頭。檢疫員簡直白眼要翻到後腦勺了，要他回到飛達丸的甲板排泄。再次，船員引領清國人回到飛達丸的甲板上，檢疫員隨後監視。檢疫員觀察到清國人仍然全身顫抖，是鼠疫症狀的關係，抑或是他仍在害怕？據說在本島鄉里間，相傳隔離所就是閻羅王的住所，進去必死無疑。
在檢疫員失神的剎那，前方傳來騷動。檢疫員跑上前，卻不見清國人的身影，只見船員不停道歉，說清國人突如其來地跳下水，他也無法及時拉住。這下，他真的去見他們口中的閻羅王了。
對清國人來說，比起面對西醫治療所帶來的未知與恐懼，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容易許多！但是他應該不會知道最近有種血清療法聽說有些效果，還是說這個新療法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毒殺」？！
「百斯篤病人溺死事件」結案
[1] 余伯陶，《鼠疫抉微》：「疫從地氣而來，鼠先染疫而死，死鼠穢氣薰人，感之即病。」
[2]詳情見〈基隆通信（六月三日報） 須磨丸船客のペスト〉，《臺灣日日新報》，1898.06.10，第四版。
參考書目
- 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1 期（2004.01），頁 87-93。
-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二分（2004.06），頁 331-388。
- 范燕秋，〈鼠疫與臺灣之公共衛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 1 卷第 3 期（1995.03），頁 59-84。
- 鈴木哲造，〈日治初年台灣衛生政策之展開─以「公醫報告」之分析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2007.09），頁 143-180。
- 梁瓈尹，《國家與檢疫：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制度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 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余伯陶，《鼠疫抉微》
- 《臺灣人物誌》
- 《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總督府府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