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北條家五代，除了北條早雲（正確地說應是「伊勢宗瑞」）草創霸業，以及力抗上杉謙信及武田信玄的「相模雄獅」北條氏康外，其餘三代中包括了少有人提及第二代氏綱，和最後兩代令人又惋惜又不滿的氏政及氏直。尤其是對北條氏政的批評，自江戶時代以來便不間斷，直到現在超過數十年大河劇的渲染後，氏政亡家誤國的形象恐怕已深植人心。[1]
在一般的評論中，對於氏政早期軍政能力的評價還是相對正面的，只是到了著名的小田原之戰前後，幾乎所有人一面倒的批評他，這場戰役也成為了他多年來被詬病的唯一主因。如今，我們再重新討論一下北條氏政是否真的「自作自受」。
關於氏政，整體的批評圍繞在「沼田問題」、「名胡桃城事件」至小田原之戰已成定局為止，這六個月期間的決定「一錯再錯」。普遍來說，指責氏政的「錯」一般不外乎以下三點：第一，低估秀吉；第二，陽奉陰違；第三，猶豫不決。
然而，從結果而言，以上三個指責其實都存在兩個共通的錯誤──「倒果為因」和「只往北條家身上找問題」。以下簡單地說明「沼田問題」、「名胡桃城事件」的經過、氏政的「三宗罪」以及「三宗罪」的兩個共通謬誤。
首先，稍微介紹「沼田問題」和「名胡桃城事件」的經過。
自從秀吉平定四國及九州，便將目標轉向東國。成功招降上杉景勝及德川家康後，秀吉在天正十六年（1588），即小田原之戰的前兩年，已經向關東及奧羽的領主們宣布立刻停止戰鬥，一切交由他本人來裁決（當然，是否會公平公正是另一回事）。以關東地區來說，起初只有一直被北條欺壓的東關東領主們立即附和，並且希望借助秀吉的力量遏阻北條家。
聽聞消息的北條氏政及氏直父子是否對秀吉視而不見（低估秀吉）呢？非也！
秀吉透過招降不久的德川家康向北條家呼籲後，北條父子回信表示原則上願意順從，只是雙方在如何落實臣從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及認知上的誤差，不過並沒有影響到推進和平的進度。
所謂的分歧及誤差，當然就是指如何解決與關東各個敵對領主們存在的領土邊界問題。對於秀吉來說，只有三字原則：「我做主」，其他以後再說。這固然只是秀吉一廂情願的想法，放眼各地先後抵抗過他的大名們沒有一個是乖乖聽話、瞬間停戰的，在實力主義的戰國時代，拳頭比嘴巴好使，沒有武力在戰國時代絕對無法生存，即使要降服也要爭取最大利益，這才是戰國時代武士的生存教條。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指責氏政沒有立即停戰是不合乎現實的。而且就結果看來，除了北條家外，沒有一家因為停戰問題而徹底「抄家亡國」，北條家落得如此下場又是否因為爭取最大利益（所謂的「名胡桃城事件」），仍有待我們在下面再說。
沼田問題
回到有關領地問題上的分歧，當時各地都發生領地劃界的爭議，這裡我們只談論其中最關鍵，以及關係到對氏政評價的「沼田問題」。
當時的沼田是真田家與北條家正在爭奪的地區，連同附近岩櫃地區的足利長尾、壬生等上野國領主們的種種利益瓜葛，早在織田信長死前（天正十年，1582）便開始，再加上後來真田家由德川家康保護，又曾與上杉景勝有過交道，問題就更加複雜，斷不是秀吉一聲令下便可以立即停止的。
不過，如今秀吉已經平定西日本，對東日本的壓力日漸增強，北條家在德川家康的強力規勸下，也率先派出重臣北條氏規上京向秀吉表示願意臣服，並且接受裁決。秀吉在種種考慮下決定容許北條家拿下沼田、岩櫃兩地區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給更早前已臣服的真田家。秀吉希望藉此換取北條家完全服從，讓當家氏直或者前當家氏政上京拜會秀吉。
基本上，北條氏政及氏直相當滿意這個安排，同時為了避免刺激秀吉，除了下令領內領民準備總動員以防萬一，與其他領主的邊界糾紛都盡可能不做大動作。原本一開始仍有所顧慮的氏政也逐漸軟化，準備在實際拿到沼田、岩櫃地區的三分之二後，便會在同年底或明年春夏之間上京回謝。
從以上的簡單回顧來看，北條氏政及北條家其實絲毫沒有怠慢秀吉，而且算是很早便通過家康與秀吉交涉。讀到這裡，想必大家便回嗆說：「那名胡桃城事件呢」，下面我們來看看。
名胡桃城事件
雖然當初秀吉以三分之二與三分之一的比例將領地分配給北條家與真田家，但事實上史料並未清楚指明，這是因為秀吉只是表面上滿足北條家，以早日使北條家降服，自然沒有必要定明具體的內容。以目前的情況看來，秀吉是立於不敗之地，只要北條家願意先上京，領地的劃分再算便是；若北條家拒絕，就等同給予秀吉借題發揮的機會，秀吉也是隨時能反手出拳的。
只是，事情的發展卻朝向稍為不同的方向……
到了天正十七年（1589）10 月，沼田、岩櫃地區之內三分之二的領地大部分都已交納，北條氏政也準備好集金上京，於是先派了兩名家臣上京通知秀吉，就在他們出發後不久便爆出名胡桃城事件。
「名胡桃城」位於上述的沼田、岩櫃地區之內，從史料來看，名胡桃城是屬於真田家那三分之一的區域，但十分鄰近北條家剛拿下的沼田。10 月下旬，真田家向秀吉投訴北條家的沼田城將豬俁邦憲（北條氏邦家臣）突然派兵強行佔領名胡桃城，事發當時，北條家雖然略比秀吉早一些接獲事件的情報，但已經出發上京的兩名家臣卻無從得知，待他們到京都時便不明不白地被已經氣得想要殺人的秀吉當面罵倒。
另外，秀吉當時以為前來的是氏政本人，當他發現來的只是家臣，怒氣更是難消。直到同年的 12 月初，兩位家臣被盛怒的秀吉放回小田原城，這時北條家高層才發現秀吉早已知道名胡桃事件，以及對氏政還沒上京一事火冒三丈的消息，氏直急忙寫信給負責與北條家聯絡的秀吉家臣盡其所能地解釋，另外又再拜託岳父家康幫忙說情。
氏直強調沒有奪取名胡桃城之說，他們只是收到原本的名胡桃城主中山某的請求，說當時有消息指出上杉景勝會南下犯境，希望北條家支援云云。至於氏政上京遲延的問題，氏直辯稱早前已通過秀吉家臣通報，由於搜集經費耗時，最快同年 11 月才能上京，但秀吉得到的資訊是 10 月，於是當時見到的是兩名家臣時便暴跳如雷。
那麼，究竟氏直是砌辭狡辯，還是誤會下百辭莫辯呢？遺憾的是目前的史料除了真田家單方面的供稱外，已無法肯定或否定氏直的說法。平心而論，不論誰是誰非，事件都反映多方交錯的邊界地區要由原本的交戰雙方自行交割領地，絕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另外，較舊年代的相關書籍提到這裡的時候，會引用一封無註明年份，但剛好也是在 10 月下旬由氏政寫給豬俁邦憲的書信，信中提到感謝豬俁邦憲送貢魚產後，便寫了「你那邊的守備配置，不可大意要小心注意」一句。因此，不少舊派史家便認定了氏政就是在背後煽動一切的真兇。
不過，這個判斷是不夠穩妥的。第一，書信沒有寫年份，即使看氏政的簽名判斷，也無法斷定是名胡桃城事件當時的文件；第二，豬俁邦憲本來就是鎮守邊境的將領，以上的句子套到任何時候也是毫無矛盾的，更難以坐實是氏政對豬俁邦憲指示處理名胡桃城事件的證據。
無論如何，就算氏直在 12 月初寫信辯解，也來不及消弭秀吉與北條家之間出現的不信任及猜疑。11 月中下旬，秀吉已命令北條家周邊的領主準備動員，對北條家作出最後的警告。
這裡要注意的是，秀吉最為不滿的先是氏政沒有在 10 月份「按約」上京，這是失信輕忽的問題，其次才是名胡桃城事件。在秀吉眼裡，不論名胡桃城的真相為何，結果都形成北條家挑戰、藐視秀吉權威，以及公然違反豐臣政權指令的行為。
「三宗罪」之謬誤
從上述所見，這完全是一個各方聯絡、溝通出現時差，並且情報掌握出現問題的一連串失誤，導致秀吉有這樣的理解。而這裡不僅是北條家低估了秀吉的反應，同時也顯示秀吉負責與北條家溝通的兩名家臣（津田盛月及富田一白）在整個過程上沒有做好通知聯絡及指示的工作（後來兩人也被秀吉批評為「有失重託」）。
另一方面，北條家眼見事態惡化至此，除了嘗試調解，也為了一絲可能，開始進入備戰的兩手準備。眼見秀吉已經張牙舞爪地要出兵討伐，北條氏政、氏直及家臣們因此擔心氏政上京會被扣押作為人質藉以威脅北條家，於是反過來請求秀吉先作出保證。
這樣聽來，或許有讀者會覺得「明明北條家已經大難臨頭，居然還有種反過來討價還價，氏政未免太厚顏無恥了」。然而，如果氏政真的因此被秀吉抓住、殺害或者以他的人身安全來威脅北條家的話，北條家又是否應該束手就擒？到時候才決定反抗的話，意義上跟本來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差別又有多大呢？
在當時的武士觀念，無條件向對手示弱只意味著自己的懦弱及無能。北條家的擔心不是毫無道理，而且同樣的要求也曾成功實踐在德川家康身上，當時看在眼裡的北條家有這個期待也絕非不合理。
當然，北條家有北條家的期許及要求，氏政上京及名胡桃城的連番失誤對北條家來說是不幸，也是昧於外交工作的失敗所致，但卻不只是氏政一人的問題。不過，如上面說過，在這場角力上，從一開始便立於不敗之地的就是秀吉，不論北條家如何回應，秀吉從未放棄使用「戰爭」這牌子，問題只是秀吉動用此牌的時機而已。
最後，再來說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指氏政之所以敢「造次」，是因為他妄想拉攏德川家康與北方的伊達政宗聯手，結成「東國反豐臣同盟」，但最後卻高估了家康及政宗，最終平白被欺騙云云。
可是，這指責其實也是一大謬誤，的確德川家與北條家在神流川之戰後便結成同盟，在小牧長久手之戰時也有很多聯絡，但當家康選擇服從秀吉後，除了降服後的首幾個月外，沒有跡象顯示家康有陽奉陰違，與北條家暗中串通對抗秀吉的跡象。相反地，上面已提到家康在秀吉宣布要平定東日本後便強力勸說北條家盡快表態效忠，而北條家也很快做出回應，後來的事態發展已如上所示。
至於伊達家又如何呢？
的確北條家與伊達家在政宗時期有合作關係，但目的是夾擊共同的敵人佐竹家，而不是秀吉。兩方只有同意在應對秀吉的問題進行溝通及互相知會，但從目前遺留下來的種種情況來看，隔著佐竹家之外，還有上杉家在越後隨時待命出擊，北條、伊達兩家在地理上也難談得上能做攻守同盟，更何況當時伊達政宗的目標是盡快吞下蘆名家的領地，對於伊達政宗來說，其實巴不得北條家幫忙頂住秀吉呢！
以上大概簡單地檢討了普遍對氏政不智地招惹豐臣政權的主要指責，可見當中存在一定的武斷、先入為主的成見，同時也沒有考慮秀吉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的立場及態度變化，造成最終所有矛頭都指向北條氏政的身上。
最後筆者要強調的是，此文並非說明在北條家的滅亡過程中，氏政僅是一個無辜的可憐蟲，或者全都是秀吉的錯。筆者認為氏政作為北條家的最高決策者之一，本應負上不可推卸的政治決策責任。不過，重點在於我們不能把所有錯誤及偶然統統歸納為他的性格所致，繼而輕率地判定他是一個愚昧的歷史人物。
不要忘記，氏政才是真正將北條家的勢力版圖擴展到最大的一任當家！筆者相信，眾多曾與秀吉交鋒的戰國大名中，沒有任何一人從一開始便有迫使秀吉一定會放過自己的必然把握，命運的交錯往往只有分毫之差，只是氏政及北條家剛好沒法跟上大家步伐吧。
[1] 題外話，大河劇中常看到氏政吃飯要蘸兩次醬油的故事，其實是江戶時代的軍記物為了解釋北條家家散人亡的原因，而將問題推到氏政身上。其實都不過是事後諸葛而已，不必當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