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愷謙（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在照相機還沒發明或攝影技術尚未成熟的時代，醫者與解剖學家該如何「留住」眼前甫完成的人體解剖樣貌？醫學教科書又該怎樣「再現」各種疾病在患者身上的症狀，方便醫學知識的傳播？動手繪畫與刻版印刷大概是最好的辦法了。 這類醫學繪畫與插圖在過去的西方醫學史中，特別是文藝復興以降，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近年來臺灣書肆裡西方醫學史的中譯著作之出版相當蓬勃：例如英國著名史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的《醫學簡史》與《劍橋插圖醫學史》，以及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的《歐洲醫療五百年》，和皮寇弗(Clifford A. Pickover)的《醫學之書》。因此想對西方醫學從古至今的發展過程或史學研究成果擁有概括性的了解，可謂比以前容易許多。 不過，對於在知識教學與傳播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醫學繪畫與插圖，中文出版市場中還未見有專門介紹之著作。而理查‧巴奈特(Richard Barnett)《病玫瑰》(The Sick Rose: Disease and The Art of Medical Illustration)其中譯本的問世恰可補足這塊需求。 身兼詩人與廣播主持人的多才學者理查‧巴奈特[1]在本書中輯錄了大量彩色圖像，包括揭示臟腑、血管與肌肉的屍體解剖圖，患者身體的病灶繪畫(諸如皮疹、膿瘡、腫瘤)，各式醫療器具與藥物，以及當時與疾病相關的各種漫畫、插圖，並將這些圖像依疾病來分類說明：全書除了導言外，共分成皮膚病、痲瘋、天花、結核、霍亂、癌症、心臟病、梅毒、寄生蟲以及痛風等十個子題。文末並附有詳盡的延伸閱讀書目，以及值得參訪的館藏地點，供好學之士進一步探索。 這些圖像出版的時間點大多集中在1790年代到1910年代這一百多年間。這段時間西方醫學開始以各種形式和當時社會對話：科技演進、工業發展、都市生活、機械化戰爭，以及深刻的帝國主義陰影。 早期醫學史講授與研究的主題往往集中於醫學知識與技術的進步、思想的轉變或偉大醫者的傳記等，籠罩著進步史觀的色彩。然而近二、三十年以來學界開始強調應將醫學放進社會史的脈絡中考察，並關注當時的社會風氣、政經情勢、法律制度面向等如何與醫學互動，乃至於形塑醫學機構、醫療政策與技術的發展方向。 本書亦重視這種醫學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討論取向：舉例來說，書中提到1860年代後期，由於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的士兵罹患性病的比率偏高，引起社會大眾重視。英國政府因而通過一系列的《傳染病防治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然而根據此法，警察有權逮捕與查驗在軍營入口或紮營城鎮一定距離內發現的任何女性。如果檢測後具性病徵兆，女子可能被送往性病醫院，面臨長達一年的禁閉。 事實上，同時期的歐洲男性藝術家不約而同幾乎都將梅毒威脅予以性別化：把梅毒描繪成妖艷、充滿誘惑而又致命的女子。毫無疑問，《傳染病防治法》實施後旋即遭社會大眾與醫學界的撻伐。女權主義領導人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抨擊當局既默許賣淫，又將性病歸咎於娼妓的雙重標準。《傳染病防治法》最後終於在1886年走入歷史(本書頁186)。 透過這樣一系列有關疾病的圖像與敘述，作者巴奈特帶領讀者，具體而微地認識了在巴黎醫學(臨床醫學)崛起的年代，病理解剖、醫院臨床觀察、理學檢查、統計圖表的使用等一連串新作法如何開始引導現代醫學發展，以及疾病和醫學如何介入人群的生活。 令人好奇的是，這些栩栩如生的醫學圖像(特別是解剖圖像)究竟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原來這牽涉到一系列產業的密切配合，互相合作：包括醫師或解剖學家、繪圖師、雕刻師以及印刷師。以解剖學家杭特(William Hunter)的《人類妊娠子宮解剖圖集》(Anatomy of the Human Gravid Uterus Exhibited in Figures)為例：杭特負責解剖以及為每張圖像撰寫文字；以林斯代克(Jan van Riemsdyck)為首的繪圖師則負責繪畫。然後由十六個雕刻師切割雕版，最後再交給位於伯明罕(Birmingham)的印刷師巴斯克維爾(John Baskerville)印刷，才算竣工(本書頁32)。 然而需進一步追問的是，這樣藉由筆觸「再現」的圖像，是否足夠客觀而真實呢？其實早在1885年，藝術家兼解剖學講師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就主張應採用具客觀眼睛的相機來取代人類技藝的不精確。不過，當時的攝影技術畢竟還難以忠實地反映現實，所謂「靈異照片」所在多有。退一步來說，觀者的眼睛也需適度的引導，例如陰影與紋理的運用，才能凸顯出圖像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人為的介入勢屬必然。 換個角度來看，正由於圖像中存在著人為介入，使得史學家得以施展其拳腳：圖像除了反映相關的醫學知識以外，其實還隱含若干思想、審美觀與價值觀。圖像研究於藝術史的學術脈絡中原本就有悠久傳統，近來歷史學界也愈來愈重視圖像作為一種史料，具體作法包括把圖像內容當作文字史料的補充說明，或是注意圖像所表現出文字史料所缺乏的若干特徵：包括色彩、構圖、部局與變形。例如學者韓依薇(Larissa Heinrich)就以曾和美國醫師伯駕(Peter Parker)合作的畫家林華(關喬昌)關於腫瘤的醫學繪畫(出現於本書頁158-161)為例，透過分析病患的面部表情，治療前後構圖背景的轉換，以及伯駕的醫學報告，指出林華的繪畫建構了一個病態化的中國(例如民眾對疼痛麻木、因迷信而拒絕截肢與死後解剖等)，並暗示唯有醫學傳教士才能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2] 本書的圖像絕大部分均來自英國倫敦的惠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惠康圖書館隸屬於惠康醫學史研究中心(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