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宗魁 繪者：鄭培哲
總督府臺北中學校、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
1898 年由總督府在臺北成立臺北中學校，戰後改名為建國中學，向來是臺灣高校的龍頭。
然而，成立之初多為居住在臺北舊城區的日人子弟就讀。1914 年，中部霧峰林家的大家長羅太夫人八秩大壽，兒孫考量中部地區仍無教育臺人子弟的現代中學校，當地學子往往要離鄉背井才得以繼續求學，於是發起募款，以為老夫人祝壽的名義向總督府提出自辦中學校的請願，從此誕生了第一間讓臺灣子弟就讀的臺中中學校。
由於當時以車站為中心的臺中市區發展已具雛型，學校便落腳在市區北邊廣闊的水源地旁，由林家成員林烈堂捐獻新高町百十八番地 15000 坪樟樹園的土地做為校地，並請辜顯榮、吳德功等紳商共襄義舉，最後募款 248820 圓。由當時捐款明細可知，個人捐款金額最多者為鹿港辜顯榮的 30000 圓，而發起者霧峰林家成員合計捐款 47800 圓，居家族捐款者之首位。
表面上看來，雖然這是林家透過象徵永恆的硬體建設展現孝道，但其實等於挑戰官方體制，從政府手中拿回教化的權力，與南北兩所官立中學校相抗衡的意味濃厚，因此總督府難以全盤接受。
總督府最初認為，初等的公學校教育只要臺人能夠識字守法，便於管理。但民間興學理由正當，若不答應恐被批評為發展不均、厚此薄彼。衡量情勢後，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回覆：「民間自行創校興學本屬美舉，個人立場上深為感動，惟此舉涉及政府長期之教育政策，故不可能由民間來創辦。」因而決定接受民間捐款，但以公立方式設立學校，將辦學權力留在官方，由政府派駐校長親自管理。
從總督府檔案中申請建校捐獻的清單，得知這項地方仕紳的義舉，是由臺籍紳商與臺中廳長枝德二取得民政長官同意的官方許可，並非超出體制外的反政府舉動。再觀察請願書中的建造明細，學校建造房舍皆依民政長官的要求詳列，經費則由捐款方募集。
臺中中學校校舍遵循近藤十郎發表在《臺灣教育會誌》的兩篇文章所揭櫫的原則設計，主樓採磚造，被師生暱稱為「紅樓」。紅樓雖採當時臺灣校園建築常見、輕快的英國維多利亞風格，但臺中中學校在入口旁的 2 座衛塔，卻有別於臺灣其他相似作品。雙衛塔是公共建築立面常見的元素，在近藤十郎設計的臺北醫院和臺北中學校都可見到，但在這座紅樓另加上如東京霞關大審院、東京府廳般厚重的仿石砌邊框，轉角加上增添厚重感的白色仿石裝飾，更顯威嚴宏偉，塑造獨特鮮明的形象。在眾「紅樓」中兼具精緻與壯美，可謂冠絕群倫。
後來因應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的成立，1922 年臺中中學校改名為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優先供臺灣子弟就讀。當時的臺灣學生民族情感十分強烈，若是遇到帶有種族歧視觀念的日籍老師，在課堂上以「清國奴」這樣的輕蔑字眼辱罵學生，學生便會集體以腳跺踏木製樓板製造聲響以示抗議；後來日本政府在臺中地方欲成立供日人子弟就讀的第二所中學校，提議將一中校名改為二中，因遭到校長和師生抗議而作罷。因此，臺中一中也是日本時代唯一以「一中」命名的臺人子弟中學。
臺中一中歷經 1919 年因學生與日人商店之女戀愛遭阻而發生反種族歧視的抗議行動──「洗濯屋事件」、改制後堅持不改校名的抗議事件、1927 年爭取學生自治的「炊事事件」和響應臺北師範學校學潮的「同盟罷課事件」、1958 年自發募捐支援八二三砲戰的「金門運動」，近年還有 2015 年首開「反課綱微調運動」第一槍等，各種豐功偉業不勝枚舉，以獨立思考和自由主義傳統的學風聞名。
校園本身也見證諸多大時代的動盪變遷，如 1944 年日本軍隊進駐借用、戰後做為「聯勤第十三民主義講習班」和「中國童子軍臺灣省臺中市第二團團部」的教室等，深具歷史意涵。臺中一中紅樓代表的不只是課堂使用的教室，更是凝聚學生團結精神的具體象徵，在許多校園刊物和畢業紀念冊的封面，都能看到學生以繪畫或者攝影等藝術形式呈現紅樓的身影。
戰後因教育普及，學生人數日漸增加，校園空間益發窘迫，在段茂廷任校長時決定將紅樓拆除重建。當時雖引發師生不捨的抗議，但在校友臺灣省議會議長謝東閔的強力支持下，最終改建成鋼筋混凝土構造的四層校舍莊敬樓。不過，數十年來一中師生始終沒有忘記紅樓，2006 年由校友李俊仁建築師設計新建的景賢樓，便在高樓中重現老紅樓的造型，讓經典建築的美感得以延續。2017 年由梧棲林家皆就讀中一中的四兄弟校友，向校方取得設計圖，製作模型贈送校方以茲紀念，2018 年甚至研議完全復舊重建，充分展現經典校舍跨越時代、串聯歷史的記憶載體功能。
附帶一提，與臺中一中同為大正年間紅磚構造鼎盛時期的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舍，命運相似，磚造校舍於 1975 年劉文華校長任內被拆除，新建鋼筋混凝土大樓。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
隨著校園人口的增加，古典配置對稱的原則也會隨需求彈性調整。例如設立於 1922 年的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最初借用艋舺清水祖師廟做為校舍，1926 年遷校至東三線道往南、校園林立的幸町。
1922 年劃設的幸町，是日人居住區和文教區，町內建設多所學校和政府機構，包括：總督府南洋研究的重鎮中央研究所（今教育部大樓和中央聯合辦公大樓）、七星郡役所（今立法院青島第二會館）、幸町教會（今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第二高等女學校（今立法院）、臺灣商工學校（今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總督府商業學校（今臺北商業大學）、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今臺灣大學徐州路校區）等，可謂人文薈萃，是臺北城東校園最密集的文教區。
臺北第二中學校是在臺北三間州立男子中學校中，本島籍學生人數比例最高[1]者。位於眾校之間，校園建築顯得相當低調，除了少許連續拱窗，並沒有太多裝飾，不若第一中學校校舍的華麗威嚴、反映校訓「質、實、剛、堅」，但仍遵循歷史主義對稱的配置。不過，後來因學生日漸增多，於是仿原本風格往西側增建校舍，打破了古典系統的平衡，也反映對稱原則不再是校舍建築必需遵循的圭臬。臺北第二中學校戰後改名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1973 年拆除舊校舍改建為四維樓。
從學校到國會
1898 年，總督府頒布《小學校令》，明定小學校的就學資格為 8 歲以上、14 歲以下的日籍兒童，將教育延伸至 6 年，並增設 2 年的高等小學校。次年再頒布「高等女學校令」，獨立於男子就讀的中學校之外，入學資格為尋常小學校六年級畢業後提出申請。
臺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
日本時代結束前，臺北市內有 4 所高等女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就是現在的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位於清代的文廟原址，日本時代的文武町，總督府和最高法院東側，西南不遠處還有位於以總督乃木希典命名的行政區。乃木町內的軍司令部，可說是以最高規格的嚴密看守、護衛著日人子弟女學生。
而臺籍學生人口較多，原位於西門町臺北廳大加蚋堡艋舺後菜園街的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937 年遷至朱厝崙與上埤頭交界，具備都市計畫的市區擴張意涵。西門町原址則改設為日人子弟就讀的臺北州立臺北第四高等女學校（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部）。第二高女設於第一高女和第三高女之間的臺北城東三線道旁，可看出官方安排校園位置的各種考量。
1922 年，總督府頒布新版《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第五章明訂「校地需在衛生道德上是無害、適合建造穩固校舍的場所」，因此必須遠離遊廓、刑務所、火葬場和病院隔離室等設施。而城內的政府機關和商業用地已經發展建設完備，土地價格較高，徵收負擔過重，也考量未來可能擴張校地的需求，於是 1919 年，專供日人子弟就讀的第二高女學校在城外的幸町最北端十五、十六番地，改制原位置的臺北高等小學校成立，臨樺山町與臺北州廳相望，取其較為開闊的優點，也善用周邊研究設施的教育功能，並附設臺北高等小學校，學生畢業後學力等同中學校，可報考各種專業高等學校。
1920 年，地方制度改為五州二廳，次年，中等學校事務開始交由地方州政府管轄，興建校舍也以州政府所屬的營繕機構土木課設計營造。臺北城內的第一高女於 1933 年新建鋼筋混凝土構造的 3 層校舍（現為臺北市市定古蹟光復樓），而朱崙厝的第三高女也於 1939 年遷至中山女高現址新建校舍（現為市定古蹟逸仙樓），這兩個工程都由曾任職總督府營繕課技手、後轉任臺北州土木課的建築技師篠原武男設計。當營繕機構設計完成後，則以競標方式決定營造廠，在廠商與業主簽訂契約書後得以施工。
從 1932 至 1937 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一覽》的學生名錄可知，每個年級 100 多位學生中，本島人（臺籍生）只有個位數，其餘 90 多位則為內地人（日籍生）。臺籍生若欲就讀，申請條件為：一、成績優異。二、國語（日語）水準高。三、品行好、身體健康、家世清白。
以 1928 年為例，9 名臺籍志願申請者僅錄取 1 位。師資方面，30 名教職員中也只有受到其師石川欽一郎 [2] 推薦、臺北州出生的圖畫科教師藍蔭鼎 1 人為臺籍，其餘為日籍人士。
再從學生家長職業別來看，以 1934 年為例，470 位學生中有 159 位的父兄從事公務員的職業，佔 1/3 以上，次多的商業和會社員也有 149 位，由此可印證從事這些行業、工作地點多在城內一帶的日本家庭，來臺十數年後，其子女都已屆中學校的就學年齡。
1930 年代後期的建築思潮，因為受到 1923 年日本本土發生的關東大地震影響而有了轉變。地震引發磚造建築安全性的檢討，逐漸以鋼筋混凝土為建材，風格也從大正年間裝飾華美的歷史主義樣式，轉變為昭和時代線條明快的簡潔風格，而初備現代主義的理想，只不過細部仍可見些許折衷主義的語彙。
例如第一高女的校舍原為森山松之助設計北歐風格的木造校舍，現僅存一棟「小綠屋」，其餘皆改建為筱原武男設計的鋼筋混凝土校舍。第三高女在西門町時期的校舍也是如此，舊校舍 1938 年拆遷於朱厝崙新校區重建，以紀念皇族參訪命名光榮紀念館。兩校在改建和遷建後，細部設計雖仍呈現精緻的意匠，但整體而言屬於現代主義強調垂直水平線條與機能性的設計思維，如第一高女主入口的拱門、角塔立面兩個一組的拱型開窗，第三高女頗具巧思的玄關門房櫺格圖案窗等。
第二高女最初入口朝西的 Ｌ 型校舍為磚造歷史主義樣式，可見仿石造臺基、磚造屋身、屋頂的三段式古典立面分割，陽臺迴廊設有仿石造的水泥欄杆。屋頂與周邊中央官廳大異其趣，採用校園建築常用的棧瓦緩斜頂覆蓋，與牆面交接處則有腳架斜撐出簷，主入口的部分則以北歐式的急斜屋頂造型，外覆銅板瓦，呈現半木構的趣味，是校園建築親切的風格表現。配置方面考量日照角度，與總督府的設計相同，東、西、南三面設有陽臺，北面則無，反映了地域氣候的特色。
1936 年於北側延伸加蓋的三層樓新校舍，使用鋼筋混凝土構造的平屋頂樓房，表面覆以條紋溝面磚，轉角可看到屬於鋼筋混凝土建材特性的弧形收邊。細部形式如雙組長型推拉窗等，與第一和第三高女新築校舍如出一轍，立面也抹平三段式分割的古典建築特徵，逐漸走向現代主義。
改築完成後的校舍建築配置呈「ㄈ」字型，包圍運動場，至 1937 年為止，使用空間已包含奉安室及校長室、教務室、事務室、普通教室、圖畫教室、圖書室兼會議室、音樂室、裁縫室、作法室、家事實習室、屋內體操場、理科實驗室、機械標本室、地理歷史教室、整容室（盥洗室）、宿直室（值夜室）、浴室和便所等，建坪 1700 餘坪，敷地近 6000 坪。寄宿舍和小使室[3]等附屬設施則配置於南側，與幸町教會相鄰。
其中的「作法室」較為特別，是專屬女子學校的空間，通常位於整容室旁。「作法」是指培養學生養成具有日本傳統禮儀的教育措施，根據 1919 年頒布的《公立臺灣高等女學校規則》，作法教學的目的在於「依據教育敕語的旨趣，在思想、情操、道德上，養成日常生活言行舉止符合我國國民道德基本禮儀的特質，成為社會中等以上具賢慧、勤儉、慈愛之良好習性的女子」。教學內容包括坐姿、立姿、茶道、用餐禮儀等，專屬的教學空間分為日式和洋式兩個部分，分別教導學生在榻榻米和木地板上、使用西洋家具時應注意的行為舉止，可以由此觀察第二高女做為女子學校空間需求的特性。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基於中央政府「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承諾之下對社會的默契，並無長遠建設臺灣的考量，部會機關共體時艱，以不鋪張、不大興土木為原則，並無規劃設置永久性中央機關建築，大多數政府機構都沿用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官方廳舍，如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交通部和鐵路局等。而立法院在臺灣省農林廳之後進駐原第二高女校舍，並以每年 5000 萬元租金的代價向臺北市政府承租學校用地。因此，第二高女成為磚造校舍中，使用歷程最戲劇化的例子。
目前立法院在臺北市的院區共有本部、青島第一會館、青島第二會館、青島第三會館、鎮江會館、群賢樓、委員研究大樓等建築群。而本部之所以選擇第二高女校舍做為棲身之所，是因為考量其區位處於首都核心地區的樞紐位置，原為東三線的中山南路路幅寬敞，行道樹以高聳的大王椰子襯托公共建築的威儀，符合政府機關意象，監察院、教育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中正紀念堂也都前後選址於此路旁。
立法院與原第二高女校舍的連結，緣起於戰前臺北州轄下的中學校財產，於戰後交由臺北市政府接收。當時的第二高女大多數的學生都已遣返日本，於是與同為日人就讀的第四高女併入北一女中，但在都市計畫分區中，這塊土地的產權歸屬於臺北市政府的學校用地，因而開啟了這段立法院長期承租原第二高女校舍的歷史。從建築空間來看，無論是語彙表徵或者空間機能，第二高女皆不適合立法院，但早期為了符合戰後共體時艱的節儉理念以及後來的都市計畫限制，立法院並不打算拆除第二高女校舍，而是修復並改建戰爭末期因盟軍轟炸而造成的損害，繼續使用。
立法院對第二高女校舍最主要的改建，僅止於入口門廳，原本的木造斜屋頂被改為現代主義的長方體造型，表面覆以橘色小口磁磚，但仍可見到原建物三扇窗戶的立面分割，前方出挑寬大雨庇，滿足車輛直接停放在門口可遮風避雨的需求。然而，校舍本身僅能勉強滿足辦公空間，故在原本操場的位置，由虞曰鎮建築師新建白色的議場大廈做為國會所需的議事空間。在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期間，這裡成為學生佔領立法院運動的主要場域。
長久以來，立法院方一直有擇址另建新廈的想法，1993 年提議遷往華山臺北酒廠未果，1999 年提出提議遷往仁愛路空軍總部，都沒有實現。另外還有關渡平原、林口、圓山動物園、信義計畫區、圓山飯店、中正紀念堂、士林官邸、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和三軍總醫院等各式各樣的遷址方案提出評估，也因考量上百億的預算過高、輿論及社會觀感而未付諸實行。
立法院租用第二高女校舍已逾半世紀，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中山南路的院所交織了集會遊行、請願抗爭、出產重要法案的共同記憶，早已是立法院的同義詞。2017 年，原第二高女校舍因民間提報保存，經文化資產審議後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議場則登錄為歷史建築，可謂兼顧文化保存與開發彈性，未來的空間活化令人期待。
[1]1941 年時，北一中臺籍學生比例為 2.7%、北二中為 72.9%、北三中為 11.5%。
[2]石川欽一郎（1871~1945）：日本靜岡縣人，別號一廬，畢業於靜岡縣立中學校、東京電信學校，曾向小代為重、川村清雄習畫。曾任大藏省印刷局、滿州軍總司令部新聞雜誌通訊員、臺灣總督府陸軍部幕僚通譯官、臺北中學校囑託、臺北師範學校圖畫科教師，文章散見《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教育》。曾出版《最新水彩畫法》、《課外習畫帖》。
[3]小使室（こづかいしつ）：駐校勤務工友休息室
本文摘自遠足文化出版《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一代代、一座座的建築物， 記錄當代的美學表現、工藝技術， 塑造了城鄉的變貌， 也呈現人類的文明發展； 是歷史的舞臺，也是時代的見證。 《紙上明治村2丁目》從醫院、學校、中央和地方官廳、 教堂佛寺到土木設施， 帶領我們回到多年前的臺灣， 一覽那些已經消失、但曾經存在於這塊土地上的建築肖像， 重溫以前臺灣城鄉的莊嚴與典雅。
一代代、一座座的建築物，
記錄當代的美學表現、工藝技術，
塑造了城鄉的變貌，
也呈現人類的文明發展；
是歷史的舞臺，也是時代的見證。
《紙上明治村2丁目》從醫院、學校、中央和地方官廳、
教堂佛寺到土木設施，
帶領我們回到多年前的臺灣，
一覽那些已經消失、但曾經存在於這塊土地上的建築肖像，
重溫以前臺灣城鄉的莊嚴與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