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芩
說到法國文學家，許多人都會想到雨果（Victor Marie Hugo），即使是對法國文學並不特別關注的讀者，或許都聽過他的《巴黎聖母院》（鐘樓怪人）和《悲慘世界》。因此有人這麼描述他的重要性：雨果是長達一世紀的傳奇，他本身就是時代的化身。
許多文學家、藝術家在世的時候，其作品並不受到重視，甚至過著默默無名的生活，也可能遭到政府迫害、人們唾棄──就像盧梭一樣。然而，雨果作為一整個 19 世紀的代表文學家，生前就受到政府重視與法國民眾愛戴。1881 年在他 79 歲生日時，巴黎從 2 月 25 日開始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到了 27 日，六十萬人的遊行隊伍從他家所在的街道經過，穿過香榭麗舍大街直到巴黎中心，共持續了 6 個小時。仰慕者走過他巴黎寓所的窗前，巴黎政府甚至將他居住的 d’Eylau 大街改為雨果大街（Avenue Victor-Hugo）。
雨果精通文學作品中的各種體裁──詩歌、戲劇、小說、抨擊文章、隨筆、新聞體裁，而且屢屢在法國國內及歐洲其他國家獲得成功。我們很難想像巴爾扎克和斯湯達寫詩歌；福婁拜嘗試過在戲劇方面有所突破，但不久之後放棄了。雨果卻是在各個領域都十分傑出，從少年時代寫的小說《伊斯蘭可汗》到作者身後發表的詩歌《撒旦的末日》，其間還有他的第一部劇本《愛爾那尼》，雨果為巴黎的文學圈注入新意，為古老的法國詩歌進行改革，並在 1830 年奠定了浪漫主義的勝利。
十九世紀是雨果的年代，也正是法國歷史發生深刻變化的年代。他的創作歷程見證了這些曲折的發展過程，隨著時代發展與個人思想轉變，貫穿於他作品中的「人道主義」也有所不同。
雨果一生堅信人文進步不可阻擋。1879 年 8 月 3 日，在他最後的公開演講中，他做了過於樂觀的預言：「二十世紀戰爭將消亡，絞刑架會廢除，仇恨會湮滅，邊界線會取消，教條會廢止；人們會活下來。」
即使雨果反對舊制度的合理性，提出社會要改革的必要性，照理說，他應該對法國大革命採取積極肯定的態度。但在其最後一篇長篇小說《九三年》中卻對自己提出的「革命與人道主義」關係產生一種自相矛盾的說詞。
雨果提出至今仍是人類嚴肅而重大的問題：孩子和革命哪個重要？生命和政治哪個寶貴？雨果的結論是：人道高於革命，仁慈重於意識形態。人，人性，人道，這些價值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個無辜的生命面前，沒有藍軍、白軍，沒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醞釀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可謂他一生思想的結晶。書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進入第四個年頭、也是紅色恐怖進入高潮的 1793 年。這是革命關鍵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國王手下的將軍「老伯爵」在法國旺代地區率眾起義，羅比斯庇爾的革命黨派共和軍去「平亂」。
兩百年前出生的雨果還是一位廢除死刑的支持者。在創作《悲慘世界》與《巴黎聖母院》之前，年輕的雨果發表於 1829 年的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以純文學的方式來描繪圍繞著死刑所帶來的人性凌虐，這部作品使他成為法國文學界受人矚目的新銳。
他的文章成為被法國學生研讀的教材。1981 年 9 月，法國廢除了死刑，除了受到法國文學家卡繆（Albert CamusC）、律師侯貝・巴丹鐵（Robert Badinter）多次撰文反對死刑、推動廢除死刑的影響外，雨果或許才是真正的法國現代廢除死刑運動精神教父。
【聆聽節目】向雨果致敬：https://goo.gl/Xe7m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