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臺灣開設了與日本岡山的航線以後,岡山便成為了不少人旅遊的選擇。不同於關東、關西等熱門景點,鄰近中國地區的岡山亦有其特別景點,例如到了秋季便布滿楓紅的閑谷學校。若將時間拉回到明治時期的岡山縣,這間已被廢校的庶民學校將因一名青年而與日本近代強烈連結在一起。
這名青年名叫西毅一(1843-1904),出生於岡山城下,父親為岡山藩家老的家臣,15 歲的他跟父親到大阪,跟著篠崎竹陰(?-1858)、後藤松陰等人學習。明治二年(1869),西毅一前往中國上海學習英語,其後回到日本負責岡山藩的外交工作。
日本政府廢藩置縣後,西毅一改仕於岡山縣,成為學校督事,致力於改革藩校並開設女子教訓所與鄉校。明治十七年(1884),他復校閑谷學校並出任校長,他擔任校長的期間培養出不少青年才俊,也埋下了日後中日互動的種子。
除了深耕教育外,西毅一在縣內的政治運動上亦扮演著重要角色。明治七年(1874),因征韓論而下野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等人,組織愛國公黨,向政府提出〈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隨後全國各地便開始興起以設立議會為主要訴求的自由民權運動。
這場運動在岡山引起了不少舊士族響應,西毅一亦為其中一人。由於明治初期的政府體制中多為薩摩、長州等藩所控制,岡山一地並非明治維新的積極推動者,明治以後與政界主流有所隔絕,也因此成為民權論者的傳播土壤。
明治六年(1873),西毅一在地方官會議中提出公選民會論,他還以《山陽新報》作為言論基地,在岡山縣啓動國會請願運動,逐漸進行地方議會的創立。明治十二年 3 月(1879),岡山縣議會召開第一屆會議,並參加其他縣議會之串連,進行開設國會的訴願運動。
然而,明治十四年(1881)的政變,確立了薩長藩閥政府的地位,自由民權運動也受到挫敗,隨後西毅一便決定疏離自由民權運動,轉而投入自由黨的創建。接著,西毅一投身政治活動,在兩次選舉(1890-1892)中,當選為備前第二區眾議院議員。[1] 明治三十七年(1904)西毅一自殺,終年 62 歲。
從西毅一的經歷中,可以注意到地方人士在明治維新的變革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他的中國經驗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而在自由民權派興起的過程中,亦能了解到所謂的「民權派」對於國外事件的關注點與對於國權論的強調。
當民權派在國內事務受挫時便把注意力轉向於國外,明治十八年(1885)的大阪事件就是自由民權派走向激進的起點。事件發生的當下,部份民權派人士有意支援金玉均等朝鮮開化派,未料在出發前即遭揭破,最後以失敗收場。此次事件中的不少參與者均來自於岡山一地,從中可以看出民權派人士與向外擴張的關連性。
而在這些民權派人之中,許多人逐漸成為「支那通」,由於他們具有一定的漢學素養,所以有能力在中國長期活動,且能滿足民權派人向外拓展的旨趣。在西毅一於閑谷學校所收的學生中,亦有不少人在後來前往中國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他的女兒艷子和女婿白岩龍平就是一例。
在白岩龍平等人前往中國發展事業以前,岡山縣早已有人在中國開拓一番事業,最有名的莫過於出身美作國久米郡農家的岸田吟香(1833-1905)。1852 年,岸田吟香前往江戶遊學,並在日本各地遊歷,也曾為了與海外交涉之便,前往橫濱學習英語。其後他為出版《和林辭林集成》一書,前往上海,自此開始了他與中國的因緣。
1864 年起岸田吟香開始在《朝野新聞》等報刊撰寫報道,之後出任《東京日日新聞》主筆。明治十年(1877)他轉而從商並在銀座一地創立樂善堂,不久後便到上海創立樂善堂,從事書籍販賣。赴中期間受到諜報人員荒尾精的支援,進而希望能在中日提携上有所作為,同年即創立亞細亞協會,並建立同仁會等組織。實際上,他們行動有日本軍方作為後援,藉以作為在中國活動的基地。
在岸田吟香之後,西毅一的女婿白岩龍平也決定前往中國發展。白岩龍平(1870-1942),字子雲,岡山縣美作的富農出身。他在家鄉時即師從西毅一學習漢學,因響應荒尾精等人的號召,前往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研習。在小松原英太郎等岡山人士的推動下,白岩龍平進入東亞同文會,最後更成為東亞同文會的理事長。此後,他跟隨澁澤榮一等人游走於中、日兩國,長時期在中國各地活動,遂成為了日本實業界有名的中國通。
西毅一的女兒艷子,因受到父親的影響深具漢文造詣,被視為明治時期日本有名的女流詩人,與不少漢詩詩人有所深交,如佐佐木信綱(1872-1963)。艷子隨白岩在中國生活,兩人所寫的漢詩題材甚多,有不少在中國生活時期寫成,從這些詩作之中能看到二人感性的一面,同時亦能從這些漢詩中看到他們兩夫妻在中國的行跡。
雖說白岩等人在公開場合中表現出與中國人士的密切交往,但在其年輕時卻也曾為日本官方蒐集中國情資。
甲午戰爭前後,不少日本人士潛入中國內地從事軍事情報偵察工作。在當時日本全國的氛圍下,許多人在此投注精力,亦有不少西毅一的學生投入其中,白岩龍平就是其中一人。
1894 年 10 月兩名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研習生楠內友次郎與福原林平,在上海因從事間諜工作被清廷處死。中日兩國的報刊之中,對此事都有所記載,在總理衙門所收藏的各國衙門檔案中,就詳細描述這件逮捕「倭奸」的案件。然而,在這案件之中,可以看到白岩龍平的踪跡。
十一月初三日南洋大臣劉坤一文稱:
據蘇松太道黃祖絡禀,拏獲日本奸細楠內友次郎、福原林平二名,並圖據信件訊據供認探報軍情等,當經轉電貴衙門,欽奉電 旨著劉坤一飭令江海關道取具供詞,即行就地正法等。因本大臣因念案情關係重大,且該倭奸黨類甚夥,尤須一一追究,即經飭令押解來省,派委道員,復如研訊,以期益加慎密。茲據兩江營務處金陵洋務局道員曾廣照、羅嘉杰等,會督東文繙譯委員,一再研訊該倭奸等,業將携帶圖據、暗碼,謀探中國軍情詳細,供認不諱,會詳請示,並將歷次訊取供詞暨原獲暗碼密單,逐一訊明譯註,先後呈送前來。自應遵 旨辦理,除批飭立提該倭奸楠內友次郎、福原林平二名,正法具報,以昭烱戒,而寒敵胆,並先行電請 奏。一面分別咨行,查拏在逃各倭奸,務獲究辦。
審訊記錄中,有著以下的記載:
問:子雲是什麼人,你知道麼?
答:不知道,惟有一姓成的,是從前同遇船,故認識他,其餘都不認識。
問:有姓白岩的人,你知道否?
答:知道。
問:白岩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答:已回日本。[2]
從這份案卷之中,可以看出一些無意透露出來的訊息。審訊人員把白岩的姓名與字號視為兩個人,代表中國官員不熟悉日本文化;另外,被捕的福原林平等人,在有意無意間誤導清朝官員,造成他們對案情的研判出現問題。若比照外務省的記載,則可以証實楠內友次郎、福原林平的確為日本陸軍充當諜報人員。[3] 同時,亦可以找到軍部為白岩龍平請款的檔案,由此可以証明白岩的確曾為軍方從事情報搜集工作。
直至大正年間,白岩龍平已經成為日本實業界中的中國通,他對中國的態度,也隨著人生歷練而出現轉變。1916 年,當時中國的排日運動此起彼落,他在《他山百家言》一書中曾經如此表達對中日關係的看法:
中日親善之關鍵,當自個人與個人相親,始能如是,可以有始而有終焉。雖以千言萬語,釋中日親善之義微,個人與個人之相親,殆莫得其。當何謂個人與個人親?一曰相謙讓;二曰相尊敬;三曰相諒;四曰相矜愛;五曰戮力;五者備,則庶乎近矣。嘗觀夫中日國民之誼,往往悖是。始者倨傲之不已,繼之以侮慢,侮慢之不已,繼之以仇嫉,仇嫉之不已,繼之以排擠,排擠之不已,遂相分離不可,即中與日種族同也、利害同也。
然而,甲午戰爭中的那段經歷,他卻不願再次提起,彷若從未參與過情資蒐集,轉而為中日友好關係而努力,成為日本國內對中國有深刻了解的專家。
這一些與中國互動密切的日本青年,他們的所作所為溯其源頭都是從閑谷學校所延伸出來的,不論是西毅一的中國經驗或是曾投入過的民權運動,或多或少都影響了這間日本最古老的庶民學校,經歷廢校和復校,閑谷學校出身的青年在明治維新期間的中日關係上,留下清晰且深刻的痕跡。
[1] 谷口澄夫,《岡山縣の歷史》,頁 178。
[2] 〈倭奸楠內友次郎及福原林平二名業已遵旨正法抄送歷次供詞及暗碼譯單〉(1894 年 11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檔號:01-25-038-01-004,「朝鮮檔」。
[3] 「営発第四七号 大本営附通訳官 陸軍省雇員 藤島武彦 同 楠内友次郎 同 福原林平 右ハ日清交戦ノ初ヨリ清国ニ於テ敵情偵察中之処諸情報ニ依レハ本月十五日職務ノ為メ死亡セルモノト認定候条此段及御通牒候也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大本営副官真鍋斌 陸軍省副官山内長人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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