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洛基（Serhii Plokhy）著，梁永安譯，《再造失去的王國：俄羅斯的帝國雄心500年史》，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
俄羅斯與東歐研究在臺灣出版界不算是特別熱門的領域。不過拜去年俄國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所賜，臺灣文化界也舉辦了一些相關活動，例如誠品書店就推出了俄國革命的主題書展。不過似乎在臺灣出版界尚未見到關於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專著。本書《再造失去的王國》的出版，正好能填補這個領域的空白。
本書作者浦洛基（Serhii Plokhy）為烏克蘭人，自幼在烏克蘭接受教育。曾於 1996 年前往加拿大亞伯達大學的烏克蘭研究中心研究，2007 年轉入哈佛大學歷史學系任教，2013 年起任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的主任至今，主要研究東斯拉夫人身分認同與俄羅斯民族主義。作者受到 2014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佔領克里米亞的事件所觸動，因而撰寫本書探討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起源、發展與其當代意義，並且強調在這段歷史中基輔羅斯與烏克蘭的重要性。本書的書名「失去的王國」指的也正是中世紀的基輔羅斯。
本書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起源追溯自莫斯科大公國（即今日俄羅斯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國在伊凡三世（1462 至 1505 年在位）的領導下，於 15 世紀下半葉掙脫了蒙古人統治的「韃靼桎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後來的日子裡，莫斯科大公國以 9 世紀建國的基輔羅斯繼承者自居，誓言要收復基輔羅斯的舊地，這包括了今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羅斯等地。
當時的史家為此編寫了史書來證明基輔羅斯的統治者在血統上能上溯至拜占庭帝國與羅馬帝國的帝王，因此莫斯科大公國能被視為與羅馬帝國一脈相承的關鍵就在於基輔羅斯。而論證其統治合法性的「王朝世系」與「祖產」概念後來也成為俄羅斯國家與身分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前述的王朝世系與祖產概念以外，在 17 世紀初的混亂時期中，東正教成為動員莫斯科大公國人民驅逐外敵波蘭人的強大力量，因此在 1613 年混亂時期結束，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之後，沙皇、東正教與祖國三個概念成為俄羅斯國家的基礎。而 1654 年烏克蘭向沙皇宣誓效忠後，更使俄羅斯的重新統一邁出了一大步。
到了 18 世紀俄羅斯帝國的統治者與知識份子將前述的「王朝世系」、「東正教」與新興的民族意識相結合，建構出一個帝俄民族。但是這種民族建構也受到了挑戰，因為在三度瓜分波蘭的過程中，俄羅斯獲得了基輔羅斯的舊地，也將數百萬東斯拉夫人納入俄羅斯帝國，但是這些人多數並非東正教徒，而是聯合教會信徒，而且並不認同自己是俄羅斯人，而更多自認為是小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人。但由於帝國不接受這種多元性，因此在這個地區強制推行宗教改信政策，以應對波蘭人的威脅。
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為了抑制不斷上升的烏克蘭民族主義，俄羅斯帝國不得不調整其民族認同模式，提倡三位一體的俄羅斯民族概念，即俄羅斯人是由大俄羅斯人（即今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即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即白羅斯人）三個分支所組成的。在此時期，俄羅斯政府也成功抑制了非大俄羅斯文學與高級文化的發展。
然而這種三位一體的俄羅斯民族概念在 1905 與 1917 年的俄國革命後無以為繼。在新成立的蘇聯中，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與白羅斯人被識別為不同的民族，而且在各個共和國當中推行本土化政策。但是隨著 1920 年代末期蘇聯對外關係逐漸緊張，擔心非俄羅斯民族主義被外國勢力用來分裂蘇聯，導致本土化政策戛然而止。
蘇聯領導人也盡了一切努力讓這三個蘇聯的核心民族保持統一，例如推動無民族色彩的「蘇維埃人」概念，認為蘇維埃人是一個由各族人民構成的大家庭，而在當中俄羅斯人則扮演團結和領導各族人民的角色，帶領蘇聯其他民族走向共產主義。在二次大戰時期，史達林甚至重新強調俄羅斯的帝國遺產以團結內部，並且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便取得英美盟國的支持。但是在戰後，非俄羅斯民族的地位又急遽下降。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等蘇聯領導者又重新擁抱「蘇維埃人」的概念。但是最終他們的努力在蘇聯於 1991 年解體後，被證明是功敗垂成。
在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聯邦則仍在試圖摸索新俄羅斯認同的內涵。2000 年普丁上臺後，認為俄羅斯有權主宰後蘇聯空間，但是他起初仰賴的是政治與經濟手段，而非族群、語言和文化概念。後來他經過重新思考，而提出所謂的「俄羅斯世界」概念，認為俄羅斯的歷史與文化是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發揮重要影響力的保證。而帝俄時期的歷史與文化遺產，則成為他合理化 2014 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的理據。作者在結論中主張俄烏衝突加速了本來由俄羅斯所主宰之歷史文化空間的解體。而俄羅斯問題的解決方案則取決俄羅斯菁英是否能夠接受後蘇聯時期的政治現實，調整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
如果我們把視野從俄羅斯放大到整個歐洲來看，在 19 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發展史上，以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最為流行。當時歐洲各個帝國都希望將自己的多元帝國打造成一個統一民族，而沙俄的俄羅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則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本書中提到 19 世紀末期沙皇亞歷山大三世（1881-1894）持續打壓烏克蘭語言與文化一事。美國東南亞研究與民族主義理論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引用休・賽頓−華生（Hugh Seton-Watson）的研究，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同時期在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展上，也是「俄羅斯化」成為帝國政策的時代。而且這個政策針對的是對沙皇最忠誠的民族：即波羅地海德意志人。
原先波羅地海地區的省份都使用德語教學，後來在 1887 年左右，所有的公私立學校被要求使用俄羅斯語教學。而 1893 年該地區著名的多爾帕特大學（University of Dorpat）因為在課堂上使用德語而被迫關閉。而 1905 年的俄羅斯革命除了是工農階級與知識分子對抗沙皇專制，其實也應該視為非俄羅斯人對俄羅斯化政策的反抗。[1]這可以視為是對本書述及當時俄羅斯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補充。
簡而言之，本書透過回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展，試圖解釋當代的俄羅斯認同如何演變至此，而且理解烏克蘭在俄羅斯認同中所佔的重要位置。對於民族主義、俄羅斯歷史與當代俄羅斯與東歐研究有興趣的讀者，相信都能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有所收穫。
[1]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 v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8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