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一番「『去中國化』及沒實行『去殖民化』令香港內耗」言論，無懸念地引起了不少回響。不過，陳佐洱的言論有其正面意義，原因是「去殖民化」、「去中國化」、「後殖」、「戀殖」等詞彙的意義，向來在香港語境之中含混不清，此時拋出這類言論，或可令更多人從歷史角度回顧九七的意義，以及香港當下處境。 換個角度看，陳氏言論當中的兩點，其實不無道理：其一，香港還未「去殖民化」；其二，在現時香港的政治氣候中，「去中國化」的危機確實存在。 新加坡學者關詩佩，在2010年的論文〈親近中國? 去中國化? 從晚清香港「總督」的翻譯到解殖民「特首」的使用〉裡，觀察細膩、見微知著地從香港首長稱號九七前後的變化，思索於香港脈絡之中，「去中國化」、「去殖民」與「再殖民」之間的關係。文中末段的總結，很具啟發性： 「總督這個職級本來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官制裡地方最高官吏的職級，是地地道道中國的官位，當中根本不帶有半點殖民色彩或意味……而事實上，在1997年後以『行政長官』取代『港督』，其實才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甚至就是一種商業運作的機構行政總裁（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理念。我們不知道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細察中國歷史及文化，但是，當我們明白『總督』一詞的由來時，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從港督變成特首，是真的能夠做到去殖的效果，還是進一步自我殖民呢？」 2013年，《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歷史在這裡沈思〉，對北京想像中的「去殖民化」，亦有相當精彩的批評──文章指中方渴望實現的「去殖民化」，客觀效果卻是「去中國化」。文中所舉的一個例子，是成立於1920年代、港督金文泰時期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這所學院成立的目的，是以推崇舊學、建立香港自身的「文化中國」身份意識，「跟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國分道揚鑣」。 這即是說，英人當年的治術精要，是透過保留某種古老「中國」，以抗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國」想像、作為中港區隔方式。這與親中人士喜歡強調英人著意「同化」的殖民地時代印象，有著一定距離；英人時代留下的東西，也就成了有中國文化餘韻、如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紫砂茶壺論」所說不能去掉的茶垢。可是，中方著意實行的「去殖民化」，就是希望把英人時代留下的、不利權力集中的都清洗掉。 英人善用在地文化元素的陰柔管治手腕，背後一大動機，是為避免觸怒民眾，以節省鎮壓所需的成本；而事實上，英帝國的擴張過程，並非經「中央政府」仔細規劃、著力延伸權力的結果。 有關當時英國主事者對殖民地看法，由加拿大學者Stephanie Williams所寫、參考英國殖民地部大量殖民地總督的書信與各類文件、在2011年出版的Running the Show: Governo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57-1912，是值得一讀的著作。書中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提到曾任英國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早在1852年便聲言殖民地將會獨立，這多少反映建立與維繫殖民地，並非英人首要熱衷的事（Disraeli原話: “These wretched colonies will all be independent, too, in a few years, and are a millstone round our neck.”）。 前港大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在近著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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