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機，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勝於市場，庶必其能成功。 ────榮宗敬
1927 年 5 月 1 日，南京政府財政部發行 3000 萬短期公債，月息 7 厘，本利自 1927 年 6 月開始在 30 個月內還清。發行的公債其票面額數從 10 元至 10000 元不等，以來自上海海關 2.5% 附加稅的政府收入作擔保，故稱「二五庫券」。
公債雖訂有合理的書面條例，但對於 1927 年 5 月的上海銀行家和企業家來說，這是一項不可靠的投資──蔣政權一旦垮臺，公債就一文不值，而當時蔣政權確實風雨飄搖。[1]
蔣介石挾擊敗吳佩孚和孫傳芳、佔據南方各省的威風，以強硬手段促使上海銀行家和商人們認購「二五庫券」。若沒有這筆巨款，南京政府無法維持正常運作，其麾下軍隊的軍餉亦無以為繼。新成立的江蘇財政委員會根據蔣的手令對各大銀行、商業、工業單位分配了各不相同的認購定額。[2]
分配給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的份額是五十萬元。時任華商紗廠聯合會會長的上海灘首富、「麵粉大王」和「紡織大王」榮宗敬收到這一指令後，愁眉不展，召集會議討論如何應付。據「華商紗廠聯合會議案、議事錄」記載：
1927 年 5 月 2 日，華商紗廠聯合會臨時會討論認購庫券事，主席榮宗敬交議：商業聯合會函請分攤附稅庫券 50 萬元，請公議案。
主席繼稱：查本埠會員紗廠有紗錠 60 餘萬枚，約需每一錠子派庫券八角強；倘聯合常、錫各廠合計，以 80 萬綻分攤，每綻約派庫券六角強。
公議：各廠經營不振，經濟困難，實無力負擔；然為維護政府計，唯有由會長向外界借款 50 萬元，並由各廠按照錠數多少分配數額擔保。
這次會議以「無力負擔」為前提，以「惟有借款」作為設想，事實上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形成決議。至 5 月 4 日，紗聯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通過決議如下：
國庫券五十萬元先由本會各廠勉認 12.5 萬，請[榮]宗敬、[吳]書麟先生向福源錢莊暫挪 12.5 萬元繳付財政委員會，即由各廠按錠數付還。
榮宗敬以為可以用之前對付北洋軍閥的方式敷衍蔣介石，購買 1/4 的份額即可交差。殊不知，蔣介石不接受討價還價。敬酒不吃吃罰酒，就有了 5 月 15 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出的一紙通緝令：「以榮宗敬甘心依附孫傳芳，平日擁資作惡，劣跡甚多，著即查封產業，並通令各地軍警偵緝逮捕。」措辭嚴峻，殺氣騰騰。[3]
榮宗敬居住在上海租界內，不受國民政府管轄，通緝令對其人身自由和租界內的產業起不了作用。然而，這份通緝令下達到了榮宗敬的老家無錫縣，無錫縣尚有榮宗敬的大筆產業和工廠。
縣政府接到接到中央命令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議決採取三項措施：第一，調查榮之產業，如屬其私人者，完全抄沒；第二，如系公共者，查明後再核辦；第三，凡屬其弟榮德生之產業，概不抄沒。當晚七時，由警察局長宋靜延、建設局長孫子遠、總務科長趙師曾等，到榮巷及申新三廠、茂新麵粉廠等處查封。[4]
榮宗敬和榮德生兩兄弟並未分家，私宅連在一起，執法者一時難以區分，遂一併給予查封。當時，榮德生剛剛從上海回到無錫，聞此噩耗，趕回榮巷時，發現榮宅樓上樓下已貼滿封條，周圍擠滿看熱鬧的人。榮德生一家十數口以及嫂子、侄兒侄女近三十人，全都擠在尚未貼上封條的廚房和車庫內，榮宗敬之妻陳氏正在號啕大哭。全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嚇呆了，一片愁雲慘霧。[5]
榮家正廳懸掛著一副對聯：「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該對聯是清朝咸豐年間浙江人沈兆霖為靜香齋所寫，新房落成後，榮德生特意將其掛在廳內。這副對聯，正是榮宗敬和榮德生畢生追求和實踐的生活方式及經營模式的寫照。榮氏兄弟白手起家而大富大貴，在商界名聲甚好，從未做過違法亂紀的事情。
就在一個多月之前的 3 月 29 日，作為上海 29 個工商界代表之一，榮宗敬還與蔣介石見面，蔣當面承諾新政府將實行保商惠工的政策，卻沒有想到，蔣介石突然翻臉下毒手。此刻，榮德生最擔心的是哥哥的處境，無錫已然如此，上海或許更危險。榮宗敬現在身在何處？他還自由嗎？
從四台石磨起家的「麵粉大王」
榮家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起事期間，無錫遭遇戰亂，榮氏一門幾乎滅絕，其父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倖免于難。14 歲那年，榮宗敬從老家無錫赤手空拳來到上海灘，到南市一家鐵錨廠當學徒。
之後，他進入一家專營匯兌業務的錢莊當跑街，負責無錫、江陰、宜興三地的匯兌收解業務，舉凡存款、貸款、貼現、匯兌和金銀買賣什麼都做。他用心地學，很快就能獨立操作。1893 年年初，他回無錫娶陳氏為妻。[6]
好景不長，榮宗敬結婚第二年，甲午戰爭爆發，他所在的錢莊損失巨大，資金無法回籠，只好終宣佈倒閉。榮宗敬失業了，無奈地回到老家。
甲午戰敗不僅給榮宗敬帶來災難，也給他在廣東的父親榮熙泰和弟弟榮德生帶來災難。因為商業蕭條，榮熙泰也被迫辭職帶榮德生回老家。
然而，對於勇敢者而言，危機會成為轉機。父子三人閉門商量，覺得與其為人家打工，還不如自立門戶創業辦錢莊。
1896 年 2 月，榮家投資 1500 元，招股 1500 元，在上海南市鴻生碼頭開設廣生錢莊。榮宗敬當經理，榮德生管賬──榮家邁出創辦實業的歷史性的第一步。[7]
榮家兄弟是一對十分奇特的組合：兄長榮宗敬長得濃眉方臉，英氣逼人，做起事來雷厲風行，手段霹靂；弟弟榮德生則面圓耳長，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篤定，穩健保守。兩人在衣著上的區別也很明顯，老大喜歡穿西裝，整日髮蠟閃閃；老二終年是青衫長褂，一副鄉紳打扮。這種截然迥異、頗為互補的個性也充分體現在生意上，甚至成為榮氏事業得以壯大的最重要保證。[8]
在經營錢莊過程中，榮氏兄弟從上海與無錫之間的往來匯兌中發現，麵粉業有巨大利潤可賺。1902 年，榮宗敬買了 4 台法國石磨，配上英國機器，採用 60 匹馬力引擎，在無錫開辦了一家名為「茂新」的麵粉廠。
8 年之後，茂新麵粉廠的產量比初建時大十倍，已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前進上海。1912 年，在辛亥革命的炮聲隆隆中，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設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擴大再生產，3 年內不提紅利，所有賺來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
1913 年夏天，榮宗敬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邊，又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 6 月，他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
至此，在上海閘北的光復路上，沿蘇州河一字排開四家榮家麵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裡運麥裝麵的船隻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十分壯觀。1916 年，榮宗敬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他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9]
在講求規模效應的同時，榮宗敬在品質上精益求精、不惜血本。麵粉製造業是一個良心產業，當時就很多有業者違背良心，在麵粉中摻入各種雜質。而榮家生產的麵粉以質取勝，其質量保障從原麥抓起──從 1903 年在江蘇產麥區姜堰設立第一個麥莊起，榮家企業先後在安徽蚌埠、山東濟寧、江蘇泰州、東臺、揚州、常熟、鎮江等地設立麥莊，介入小麥種植環節，幫助農民提升小麥的質量和產量。[10]
在生產環節，工廠購置的製麵設備為最先進的美製機磨和六百筒麵粉機。榮宗敬還僱用技術人員，根據中國小麥的特點，對打麥機、蕎子機和圓篩等設備進行技術改進，使麵粉的品質和產量超過同時期的外國工廠。
短短五年間，榮家已手握 10 家麵粉廠（其中 8 家自有，2 家租辦），每日夜可出麵粉 42000 袋，榮氏兄弟成為中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商。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工業停滯，麵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麵粉以價格低廉、產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興原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麵粉遠銷歐洲和南洋各國。因品質穩定，成了中國外銷的「標準麵」。
榮宗敬最早使用「兵船」牌是在 1910 年，同年即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獲得三等獎牌。1923 年，此商標在商標局正式註冊，成為無價之寶。[11]
1925 年，為了讓「兵船」牌麵粉赴費城萬國博覽會參展，榮宗敬在榮宅宴請五省聯軍總 司令孫傳芳。榮宗敬與孫傳芳並無私交，孫傳芳當晚即登船離開上海。然而，兩年後，這場普通的飯局竟然成為國民黨敲詐榮宗敬的一大口實。
榮氏產品終於順利赴美參展。1926 年，美國費城博覽會給茂福申新總公司頒發「優良麵粉」獎狀，榮氏兄弟成為中外聞名的「麵粉大王」。
[1] 帕柯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版。
[2] 帕柯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3] 趙雲聲主編：《中國大資本家傳奇》（一），台北：旺文出版，1998年版，頁123。
[4] 趙雲聲主編：《中國大資本家傳奇》（一），台北：旺文出版，1998年版，頁124。
[5] 趙雲聲主編：《中國大資本家傳奇》（一），台北：旺文出版，1998年版，頁124。
[6]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7]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 吳曉波：《榮家百年》，經濟觀察网，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09/04/30/136463.shtml。
[9]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10]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1年版，頁111。
[11]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