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從四台石磨起家，到上海灘首富的棉紡大王──榮氏家族（上）
跟日本紗廠分庭抗禮的「棉紡大王」
麵粉廠經營得如火如荼、日進斗金，但榮氏兄弟並不滿足，他們又把目光聚焦於紡織業。長期在榮宗敬身邊工作的榮得其曾問老闆説：「為什麼不辦別的廠，而要辦麵粉廠和紗廠？」榮宗敬回答説：「第一，每個人都離不開吃穿二字；第二，周轉快，原料今天進廠，明天就有成品出來。」[1]
1905 年，榮宗敬在無錫創辦的振新紗廠，到 1912 年，這個廠就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 20 餘萬元。榮宗敬本人雖不懂紡織技術，卻相信外國的新機器、新技術必定帶來生產力的提升以及利潤的提高。他為振新紗廠買了先進的發電機，裝的馬達在中國工廠中是第一家，追隨他多年的榮鄂生説：「宗先生腦筋新，真是了不起。」[2]
榮宗敬不滿足於在無錫稱雄，他深知唯有佔領上海才能算佔領全國，便上海郊外周家橋買下地產，籌划建造新的紡織廠。
1915 年 10 月，36 台英國進口紗機開始轉動，機聲隆隆。榮宗敬為該廠定名「上海申新紡織廠」，即申新一廠。申新開辦，趕上中國紡織業乃至整個工商業的黃金時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歐洲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市場，其資金撤離留下的真空，遂由中國民營資本家填補。[3]
此刻，對於榮宗敬而言，既是時勢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時勢。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擴張其商業帝國，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榮宗敬就敢買」。
1917 年，他聽說日本人經營的上海恒昌源紗廠要盤讓出售，便籌措資金，以 40 萬元買下恒昌源，經過改造後更名為申新二廠，於 1919 年 3 月正式投產。這是中國棉紡工業史上華商紗廠購併日商紗廠的惟一案例。
紗廠當然離不開好棉花。榮宗敬收購棉花的策略跟收購小麥一樣：1929 年，榮家企業的「收花處」遍及數省、數十縣市。收購人員在質量上嚴格把關、精挑細選。榮宗敬更精於打價格戰，當市面銀根緊張時，他大量拋售棉花；當棉花價格下跌時，他又大量買入。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開工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
從 1915 年進入紡織業到其巔峰時刻的 1932 年，僅僅經過 17 年，申新紡織企業已擁有 9 個工廠，紗錠總數超過 55 萬，佔全國總數的 1/5。按其生產能力，每日夜可出紗 1000 件，出布 15000 匹，消耗棉花 3200 擔，堪稱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
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職工至少有 3、4 萬人，加上家屬和運輸、營業等間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約 10 多萬人。研究榮家企業的學者陳文源算過一筆賬：1932 年，榮家 9 個紡織廠織出來的布有 1 億米，可繞地球赤道 2 圈半有餘。[4]
榮宗敬從來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從來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1919 年初夏，榮宗敬在榮氏老宅宴會廳設宴，招待歐美商人。交杯換盞中，一位歐美大班獻計說，日商在上海的期貨交易所，控制了麵粉、麥麩的期貨交易，就是控制原料與成品價格，榮氏集團應以期貨貿易抵制日商。榮宗敬聽了認為很有道理，立即開始實施。
1920 年 3 月 1 日，榮宗敬成立中國機制麵粉上海交易所，於 8 月 14 日正式對外營業。這是中國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行業期貨交易所，主要經營麵粉、麩皮的期貨交易。1921 年，他創辦的紗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掛牌，經營棉紗期貨交易。通過這兩大創舉，榮宗敬掌握了上海麵粉和紗布期貨價格的話語權。[5]
接著，榮宗敬和榮德生決定成立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即「三新」公司。榮宗敬擔任總經理，下設庶務、文牘、會計、麥粉、花紗、五金、電氣和運輸等 8 個部門。
1921 年，又在上海江西路修建公司總部「三新大廈」，以公司總部而論，全中國唯有張謇的大生集團在上海建的南通大廈可與之相比。《茂福申新卅週年紀念冊》中説，總公司的地位如同人體的頭腦，各廠是五官百骸，總公司對各廠一視同仁，希望各廠平衡發展，各廠彼此之關係比唇齒還要密切。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廠廠長一定要到總公司向榮宗敬請示，總公司就是榮宗敬個人集權的體現和威望的化身。[6]
從「無錫拿破崙」到「上海冒險家」
「要麼不做，要做就做全國第一。」榮氏企業王國不斷擴張的過程，也是榮宗敬從「無錫拿破崙」到「上海冒險家」的華麗轉身。
榮宗敬魄力大，經營理念超前：他辦好一家廠就抵押出去，獲取貸款後再辦第二家廠，如是滾動發展。他不惜向銀行大筆貸款，甚至不顧無法按時還款的危險。他的冒進個性常常陷企業於巨大的危機之中。
1907 年，榮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機失手，造成數萬元巨額損失，連他先父創辦的廣生錢莊都搭進去，被迫倒閉關門。生死關頭，身在無錫的榮德生捧著自家田單及房屋單契，火急燎燎地趕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哥哥從爛泥中拉出來。
後來 20 多年，這種危急景象居然發生多次，榮宗敬舔盡傷口，依然猛打猛衝，榮德生則在後面掩護救難，每每把兄長和公司從懸崖邊拉回。就這樣，榮家事業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擴張。[7]
總公司搬入「三新大廈」第一天，榮宗敬在會議室召開會議，面對圍在長桌四周的高級管理人員，慷慨激昂地說：「曹孟德 52 歲時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今年才 49 歲，尚不敢稱老自怠，就以成立三新公司為新的起點，到我 50 歲時要擁有 50 萬錠子；60 歲時要擁有 60 萬錠子；70 歲時要擁有 70 萬錠子；80 歲時要擁有 80 萬錠子！」
國內輿論界將榮氏兄弟譽為「實業界的騎士」，日本小學課本中有專文介紹榮宗敬自強不息的創業故事。榮宗敬豪情萬丈地説：「從衣食上講，我擁有半個中國。」[8]
榮家百年，傳下很多祖訓名言，其中不乏對沖矛盾之處。譬如「固守穩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是祖訓，「以小搏大，以一文錢做三文錢事」也是祖訓。事實上，任何商業之成功，傳奇之精彩，往往是激進與保守的均衡藝術。
日後，榮家子弟枝葉繁茂，其個性往往游走在榮宗敬與榮德生之間。[9]
在榮宗敬的綽號中，隱藏著其成功的秘訣與致命的弱點。首先，資本運作過度，可能危害實業的健康，其工廠數度負債纍纍，甚至資不抵債。榮氏企業一直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為了解決此問題，榮宗敬放低身段，與陳光甫等銀行家結為摯友，靠私人關係獲得更多貸款。他還入股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多家銀行，以便在銀行業獲得一定的話語權。
曾擔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濟南分行經理的華棟臣承認，自己多年來對榮家企業的越權幫助太多，對其放款已超過本行資本的一半。如果在國外，一查出就要受法律處分。[10]
為了解決資金缺口，榮宗敬想出一個自辦「凖銀行」的辦法。1927 年，他發出《勸告同仁儲蓄宣言》，籌集 100 萬銀圓作為基金，自辦「同仁儲蓄部」，吸收職工和外界存款，充分運用生息資本。
到了 1928 年，在南京、漢口、無錫、濟南等地設立 37 個分部。[11]但他畢竟不是銀行家，依靠這種辦法所吸納的資金，仍是杯水車薪。
其次，榮宗敬一生固守家族企業模式，採取無限公司形式，重大決策大都是他一人在沙發上一拍腦袋作出的。
當初建立申新一廠時，一反多數企業採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採用極為罕見的股份無限公司形式，他認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常常會爭吵，容易喪失企業發展的商機；股東對企業發展失去信心，就會把股本轉讓給他人，這會造成新的矛盾。無限公司模式有很大的好處：經理做主經營，對企業負全責，股東不得將股本轉讓給公司以外的人，只能在公司內部轉讓。」[12]
但是，權力高度集中，人治色彩過於濃厚，一旦決策失誤，則給公司造成沈重打擊。有一次，《申報》老闆史量才願意幫助資金鏈斷裂的榮宗敬向金城銀行等「北五行」貸款。
史量才提出條件：申新在組織上徹底改組，廢除總經理，改設董事會，廠方物色總工程師統一領導，做到統一品質，降低成本。史量才還勸榮宗敬讓兩個兒子出國深造，「企業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情面，困難就難以徹底解決」。
榮宗敬不願外人插手自己的企業，並未接受其建議，史量才感嘆説：「榮宗敬的家族觀念很深，沒有革除舊一套的決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資金也沒有成為事實。」[13]
[1]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98。
[2]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12。
[3] 當時，上海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九十餘兩狂漲到兩百兩，出現“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開工僅兩個月，在一九一五年底即實現兩萬元盈餘。以後，盈利年年攀高：一九一七年，四十萬元；一九一八年，八十萬元；一九一九年，一百萬元。
[4]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87。
[5]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6]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07。
[7]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8]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08。
[9] 榮毅仁是榮德生的四子，但性格卻像榮宗敬，喜好資本運營。一九三七年，二十一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風華正茂的小榮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致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畫，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老榮笑著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像我，倒像你大伯。”再到第四代，從公開的資料看，榮智健之女榮明方個性又頗似她的大曾祖父，精于計算而勇於博取。二〇〇五年，中信泰富投資的東區海底隧道申請提高過道價格，未能得到特區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榮明方以合約中規定合理經濟回報率達百分之十五為由，啟動合約中的仲裁機制，把加價申請交予國際仲裁，結果勝訴，獲裁定回報率應達百分之十五至十七，之後東隧瘋狂加價百分之六十七。東隧加價事件雖讓公司獲利頗多，但卻受盡香港社會的批評。參閱吳曉波：《榮家百年》。
[10] 陳光甫：《陳光甫日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版，頁 29-30。
[11]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 115。
[12]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13] 上海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頁408-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