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地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有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上睡。我跪者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黴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這段出自胡適《四十自述》的文字，大概許多人在國中的國文課都有讀過。
文中對胡適發怒的母親名叫「馮順弟」，是胡適爸爸胡傳的第三任妻子，嫁給胡時僅 17 歲，足足小了胡傳 32 歲。兩人結婚後的三天，胡傳的長子，也就是胡適的大哥胡嗣稼也結婚了，而胡適的大姊更是早已結婚生子。
從年齡上來看，馮順弟小胡適的大姊 7 歲、大哥 2 歲，比胡適的二哥、三哥（雙胞胎）大 4 歲。一個家庭突然多出一個年紀相差如此多的年輕後母，可以想見馮順弟的處境自然不是太輕鬆。因此，結婚沒多久，胡傳就把她接到上海住，夫妻倒也過了一段甜蜜的歲月。正是在這段時間中，胡適出生了。
好景不常，胡適出生後兩個月，胡傳就被當時的臺灣巡撫邵友濂調到臺灣。胡傳先將家小安頓好後，自己先乘船來到臺灣；等待了一段時間後，再把一家從上海接到臺灣來。
胡傳前後任職臺南鹽務總局提調、臺東直隸州知州，因此胡適小時候也在臺南和臺東分別住了九個多月和一年多。甲午戰爭爆發後，臺灣的局勢也跟著緊張起來，胡傳決定先把家小先遣送回故鄉安徽，只留他自己和胡適的二哥胡嗣秬在臺灣，不料這一舉動竟使一家人從此天人永隔。
甲午戰爭失敗後，台灣民主國成立，胡傳受劉永福的委託，負責臺東的防務。但這時的胡傳已經得腳氣病，左腳無法走路，到了臺南時，雙腳都不良於行了，劉永福見狀，只好答應讓胡傳離臺內渡。在抵達廈門幾天後，胡傳就病死了。玼時的胡適只有 3 歲 8 個月大，而馮順弟也年僅 23 歲便守寡。
胡傳過世後，家中的經濟都操之在胡適二哥的手裡，家裡的人時常對母子倆擺臉色，母子倆處境艱難可以想見。馮順弟也因此將所有希望寄託在這唯一的兒子身上，自然對胡適從小嚴厲教導，希望胡適有天能出人頭地，「不要跌父親的股」。當然，胡適也不負母親期望，在日後成為名滿天下的學者。
不過這次的教訓，是否使胡適從此真的就此不拿他父親開玩笑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1920 年代的老子論辯
30 年後的 1920 年代，這時的胡適早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北京大學教授了。不過，胡適卻再一次捲入了「老子」的爭論中；但此老子非彼老子，而是歷史上神秘的老子及其著作《老子》（又稱《道德經》）。
早在 1919 年 2 月，胡適出版了他的早期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卷上（後來改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再版），轟動一時。這部大作將中國哲學史由老子、孔子開始說起，而非過往從三皇五帝開始的論述。
在今天看來，這個解釋法或許沒什麼，但在當時可是造成大轟動，因為胡適樹立起一個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新典範（paradigm），他將老子排在第一位，孔子排第二位。但這個說法，卻引來許多同時代著名學者的懷疑。
梁啟超率先提出質疑，在 1922 年的〈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中，表示老子成書於戰國時代末期，應晚於孔子。錢穆循著梁啟超的論點，在 1930 年發表〈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也認為老子晚於孔子，甚至晚於莊子之後，應是戰國末期的人。馮友蘭在 1930 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中也認為，孔子早於老子。顧詰剛在 1932 年發表〈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認為老子其人晚於莊子，《老子》一書甚至成於秦漢之間。
面對這些學者的質疑，胡適依舊沒有改變自己原先的看法，他仍力排眾議，堅持認為老子早於孔子。
1933 年 5 月，胡適發表〈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認為梁啟超、錢穆、馮友蘭、顧頡剛等人的研究方法很有問題，批評他們預設了太多前提，因此得到的結論是極有問題的。胡適在該文中提到：
「我不反對老子移後，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說。但我總覺得這些懷疑的學者都不曾指出充分的證據。我這篇文字只是討論他們的證據的價值，並且評論他們的方法的危險性。」
這樣的看法，一直到胡適晚年都不曾改變。
錢穆晚年時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年與胡適爭論的情況：「余與適之（胡適）討論老子年代問題，絕不止三數次。……此後適之見余，再不樂意討論老子。」
關於兩人討論老子的情形，張中行在〈紅樓點滴〉中有更有趣的紀錄。有一次，錢穆與胡適碰巧在休息室遇見了，兩人又討論起了老子的問題，錢穆對胡適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
胡適這時竟搬出了「親老子」應對，回答說：「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老子的真相
這位再三被胡適消費的「老子」，其實正是胡適與臺灣最早的淵源。胡適晚年曾到臺南和臺東尋訪小時候的故居。當時臺東縣政府為紀念胡傳，特別將臺東火車站前的光復路改為鐵花路（胡傳字鐵花）。胡適也曾提到臺灣是他的第二故鄉。他幼年時曾臺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後來，胡適也在臺灣渡過他的餘生，長眠於今日中央研究院的胡適公園中。
至於前文提到的 1920–30 年代系列關於老子的爭論，最終結果如何呢？
事實上，隨著 1970 年代以來，考古文物陸續出土，這個爭論的結果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1993 年 10 月，湖北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戰國楚墓出士了竹簡《老子》，經過專家的整理與詮釋後，得到《老子》的三種版本共 2046 字，稱為甲組、乙組、丙組，與今天所見的《老子》內容有不小的出入，可見今天的《老子》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演變才定型。
當初梁啟超等人的研究方法，太過於依賴今本《老子》的內容，而沒有留意到流傳至今的先秦文獻，多已經經過西漢以前的人所增刪過，才成為今天所見的定本，因此產生許多錯誤的見解。
郭店楚墓竹簡本的抄定年代，上限晚於西元前 316 年，而早於墓主的入葬時間（戰國中期稍後），由此可見，梁啟超、馮友蘭、顧頡剛、錢穆等人認為《老子》成書於戰國以後至漢初的說法已經站不住腳，同時也否定了民初《古史辨》學者論戰以來的「老子晚出說」。
至此，《老子》成書年代及其真偽問題的聚訟，大致是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結論，即老子的成書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
也就是說，從現今的考古證據來看，胡適當年的說法比較站得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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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1990。
- 李敖，《胡適評傳》，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
-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常編初稿》第三冊，台北：聯經出版，1984。
- 張中行，〈紅樓點滴〉，《北大舊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錢穆，《師友雜憶》，台北：聯經出版，1998。
-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思想與再認識（增訂版）》，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16。
- 陳文采，〈『老子年代』問題在民初（1919─1936）論辯過程的分析研究〉，《台南科大學報──人文管理》，第26期（2007.09），頁1-22。
- 楊翠玲，〈錢穆老子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