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先勇 「抗戰造成的動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戴安娜（Diana Lary）教授是民國史專家，著作等身，近期的重要作品有《中國共和政體史》（The China’s Republic）、《社會史觀下的中國內戰》（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等。戴安娜教授並且還是桂系研究權威。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國政壇上的桂系》（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乃最早的一本研究桂系之英文著作。這些著作皆由劍橋大學出版。 2010年出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係戴安娜教授的力作，這本書生動的刻劃出一幅中國人民抗戰八年苦難深重的流離圖。令人讀後，深深感動。戴安娜教授如此形容這場異族侵華的大災難：「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四五）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的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與犧牲的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時代。這場戰爭的規模，和它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幾乎難以用筆墨描述。」 的確，八年抗戰，這場二十世紀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戰爭，其規模之廣，從東北到西南兩廣，中國幾乎半壁江山盡落敵手；而時間之長，如果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算起，則是十四年之久，造成中國社會、民眾的損失，根本難以用數字計算，估計有兩至三千萬人喪失生命，比整個台灣的人口還要多。國軍官兵的死亡達三百多萬人。人民財產的鉅大損失，已經無法列表，中國社會架構全面崩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國已經打得國困民貧，經濟上通貨膨脹失控，人民元氣大傷，這一場勝利可說是慘勝。 西方歷史學家書寫中國近代史，多側重在一九三七年抗戰以前，或者一九四九年中共崛起以後，中間抗戰八年，卻多所避諱。最近英國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抗戰史《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其命名可見一斑，中國如此慘烈的戰爭，西方學者卻選擇「遺忘」。即使如米德等人的著作，多從軍事、政治、外交方面來論述抗戰，至於當時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則著墨不多。戴安娜教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則是一個例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戴安娜教授分析這場戰爭當然保持她應有的客觀冷靜態度，但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更在於她能撇開戰爭的表象，而直接切入戰時中國社會的深層，接觸到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難。三千萬人的死亡，對她來說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研究數字，而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血淋淋的大悲劇。戴安娜教授以同情憐憫之心，替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記錄下他們的劫難如山的悲慘故事。 戴安娜教授這本著作的重要主題之一是由抗戰引發的社會變遷（social transformation），她參考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報導、回憶、文藝作品、電影、歌曲，其中有不少名人現身說法的回憶文章、小說詩歌，如學者費孝通、蔣夢麟、作家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等。根據當事人的自述，當時文藝作品及報導的反映，拼湊出一幅中國人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戰亂流離圖，極富真實感及現場感。 中國歷史不乏戰亂遷徙，西晉東遷、北宋南渡，都是著名的動盪時代，但即使元朝蒙古人、清代滿洲人入主中原，也沒有像八年抗戰那樣觸發如此巨大的難民潮。戴安娜教授引述的各省逃難的民眾數據，相當驚人：全國總共九千五百多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六。重災區如河南、湖南、江蘇、山東，都有千萬人以上，占全省百分之四十多。日軍攻打中國，對中國人民採取殘暴恐怖政策，以達到鎮懾高壓、最後征服中國的目的。除了南京大屠殺，三十萬軍民喪命，其他各地的屠殺事件亦層出不窮，日軍姦淫擄掠，引起占領區的百姓極大恐慌，於是紛紛棄家出走，逃向西南後方，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逃亡潮。 以筆者家鄉廣西為例，日軍侵犯廣西兩次，一九三九年，日軍攻打桂南，時間尚短，並在崑崙關吃了一次大敗仗；第二次，一九四四年桂柳會戰，十一個月間，廣西軍民遭到重創，引起抗戰中最著名的一次逃難「湘桂大撤退」。廣西難民兩百五十多萬，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二十多。八年抗戰，廣西人民死亡二百一十萬，廣西官兵五十多萬為國犧牲。廣西遭受戰爭破壞之慘烈，筆者身歷其境。 「湘桂大撤退」，筆者父母兩家八十餘人，由母親率領，倉皇登上最後一班火車，逃離桂林，火車頂上早已擠滿難民，桂林全城一片火海，國軍實施「焦土抗戰」，日軍進城前，所有建築、交通設施、物資，燬於一炬；五萬七千多家房屋只剩下四百七十餘家，我們家的兩處住宅，也片瓦無存。 桂林保衛戰，日軍猛烈進攻，守軍不敵潰敗，殘餘桂軍最後拼死保衛家鄉，防守司令部參謀長陳濟桓、第三十一軍參謀長呂旃蒙，均壯烈犧牲，第一三一師長闞維雍自殺。日軍使用毒氣，各據點成千上百的守軍被毒氣窒息，殺死在巖洞中。普陀山七星岩裡，退入八百多最後抵抗的守軍，日軍施放瓦斯毒氣，以及噴火，八百多名中國官兵全數殉難，這是廣西版的「八百壯士」。筆者在桂林小學遠足，參觀鐘乳石林立的七星岩奇觀，璀璨瑰麗，彷若仙境，未料抗戰時，卻變成愛國壯士葬身的屍窟。廣西省境有四分之三、七十五個縣淪陷，受日軍踐踏近一年。 八年抗戰引發了中國難民大規模的流離遷徙，戴安娜教授認為，這場兵禍，徹底動搖了中國社會的根基，顛覆了中國社會的傳統架構。農村的家族制度原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力量，因大量青年人口外逃流失而解體。城市因日軍無情轟炸，家屋毀於一旦，菁英份子，紛紛逃離，物質的破壞與精神的挫傷，中產階級的弱化，城市的家庭結構也瀕臨崩潰。戰亂對人民的創傷，是情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痛苦沮喪，難以形容，而對中國社會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戰後中國所謂的「舊社會」分崩瓦解，成為一片廢墟。戴安娜教授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戰後國民政府的虛弱及中國社會之動盪不安，正好給予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機會。 「抗戰最具重要性的後果，就是導致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取得勝利。」 「抗戰打得中國山窮水盡，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自信、強悍、冷酷無情的革命運動，搭好大展身手的舞台，最後接收整個國家。」 「社會所遭受的傷害，以及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流離失所，都是讓中共壯大的養分。」 八年抗戰結束，中國人民並沒有嚐到勝利的果實，旋即國共內戰又起，戰亂再延續四年。人民厭戰心理，通貨膨脹造成的生活艱苦，失業破產，造就大量失望幻滅的民眾：「他們的夢想與事業企圖心，都因為抗戰而遭到摧毀。他們正在找尋一個新社會、一個很可能是經由革命而造就的新社會。」 最後戴安娜教授引述夏志清教授在他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一段話，形容當時失望幻滅的中國人民：「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一股腦兒推到無能又貪汙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 對於中國抵抗日軍侵略的八年抗戰，戴安娜教授抱持「同情的了解」之態度。她清楚國軍與日軍相比，軍備、訓練、各方面皆有天壤之別，日軍有備而來，國軍倉促上陣，客觀上這場戰爭似乎勝敗已定，難怪日軍口出狂言，三個月要解決中國的戰事。當時世界各國也不看好中國，可是戴安娜教授指出來，日本卻忽略了中國一股隱形的強大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的精神。她用英文endurance一詞，指明中國傳統的民族精神。如岳飛《滿江紅》「還我河山」的氣概，結合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股現代的愛國熱情，築成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血肉長城，也正是當時響徹全國、《義勇軍進行曲》振奮人心的歌聲中傳達出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 戴安娜教授稱讚抗戰頭幾年中國軍民抵死抗敵的勇氣與犧牲精神，如張自忠將軍壯烈成仁。但她也惋惜經過長期抗戰，中國軍民人困馬乏，軍心漸漸渙散，失去前期奮勇高昂的士氣。人民因為不知戰爭何時了結，看不到未來，也逐漸失望幻滅。她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一些造成災害的措施，亦提出公平嚴正的批評，如一九三八年的「長沙大火」，造成人民財產巨大損失，與河南花園口黃河決堤相提並論。抗戰最後一兩年，國軍幾乎支撐不住。不過這時日軍亦是強弩之末，太平洋戰爭，節節失利，最後本土吃了兩顆原子彈而結束戰爭。 戴安娜教授在結論中指出，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八年抗戰對中國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國民黨政府失去江山，共產黨奪得政權，都是這場戰爭種下的惡果，而且影響深遠。她甚至發人深省的指出：「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結，就在於抗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場戰爭造成的騷亂動盪，在戰爭結束後仍舊持續。」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譯者廖彥博乃青年歷史學者，曾譯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名著《大清帝國的衰亡》（The F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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