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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作為對抗帝國的武器:紀念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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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如果不是因為臺灣的政治處境,Ben在臺灣不會這麼受到關注;如果不是因為叡人的翻譯,《想像的共同體》也不會擁有這麼多讀者。 讀《想像的共同體》既是享受,也是挑戰。他的核心論題不難懂,但他帶領讀者進入的世界,有一大片陌生異境。深具原創性的安德森不媚俗,在自由左翼學界對民族主義一片撻伐聲中,他獨排眾議指出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起源是:弱小社群對抗帝國的「弱者武器」。光是這一點,就值得臺灣讀者好好思索本書的深意。 認識Ben在二○○三年底,那年協助舉辦一場研討會,主題是「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與他通信,邀請他擔任主題演講者,但Ben出發前護照遺失,只得錄影講話。 那次研討會有一場圓桌論壇,我擔任引言,為Ben特別準備了英文稿,談臺灣認同變遷與兩岸關係。發言稿以提問開場:「一個民主、進步、安全而繁榮的臺灣發展願景,是否能夠排除『中國因素』而獨自發展出來?」因為Ben沒來,就把講稿寄給他,並說:「你在錄影演講中提到,當時機成熟時,倫敦知識分子挺身支持愛爾蘭獨立。開展與中國公民社會交往的思維,也隱含這條思路。」 Ben很快回信:「……兩件事特別震動我。第一,臺灣人認同在十年之間急遽變動(按:一九九○—一九九八年,從一八%到五五%,根據聯合報民意調查)……這過程完全是常態的,只是速度讓人震驚。從民族意識興起的比較研究中,我總是被民族意識似可在一代人之間浮現的現象所震撼,因此我有時候會開玩笑,把民族意識的成長,與青少年早期突然萌發的性自覺做類比。第二,我確信你所主張的『社會交往』是正確的。中國社會大於共產黨與國家機器,而中國社會終將決定後者(之命運或面貌)。無論如何,我猜想,中國政府對臺灣的焦慮並非臺灣本身,而是臺灣在西藏人、香港人、維吾爾人眼中的榜樣作用。」 接著,Ben評論道:「臺灣的『受害者』心態有個危險性存在,可能會讓人忽略了其他國家人民也可能是臺灣人的受害者。我假定兩岸間通婚主要是臺灣男人娶大陸女性──果若如此,這種不平衡現象很讓人擔憂,尤其是加上許多人知道的,臺灣生意人有時候在大陸再婚;還有,臺灣生意人在大陸助長娼妓行為、剝削中國女性。恐怕臺灣生意人在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形象也不好──人們經常讀到關於他們剝削勞工、規避反汙染法令、性騷擾女性工人、逃稅、行賄等新聞。此外,臺灣應該更努力與非華人社會交往,讓這些地方的人知道臺灣的正面故事;對這些社會,臺灣人除了商機之外也應該多關注其他方面的事務。很高興知道埃及藝術展的事,這是個絕佳的例子,可以幫助臺灣人逃脫乏味無聊的美日中三角關係。」 Ben對臺灣人、臺灣生意人的直率批評與忠告,至今仍然有效。臺灣深陷「美中日三角」的糾纏,而影響我們對世界其他地區的認識,這個觀點尤其發人深省。 隔年冬天,叡人再度安排Ben來訪,清大社會所趁便邀他演講。當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兩岸政治關係變化的見解,聽眾中不少人對中國的進逼憂心忡忡,Ben舉重若輕地回應:「我們並沒有列席中共政治局的會議,怎麼知道中南海這些傢伙在想什麼?說不定哪一天,因為某些讓我們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們決定讓臺灣走了算了。」確實,中共歷史上,對於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立場並非一成不變,而總是審時度勢做出調整。畢竟,毛澤東在延安年代,也曾遵從第三國際的路線主張臺灣獨立。 二○○八年秋,到康乃爾大學開會,Ben開車載我上山找餐廳,黃昏的綺色佳寧靜優美。這次相處我發現他身體和眼睛可能都不好,走路緩慢,但依然精神奕奕,幽默風趣。 二○一○年,《想像的共同體》中文譯本推出新版,Ben再度來訪。主辦單位在信義誠品舉行座談會,書迷塞爆,會後要他簽書者大排長龍,我們在樓上咖啡廳等他半小時才盼到他會合。他腳傷未癒,行動不便,但當他看到Peter(黃文雄)身影從遠方出現,竟雀躍起身,以輕快舞姿迎接Peter,逗得眾人大笑。當天,有人略帶挑釁地問他:新版的書封設計像不像日本國旗?Ben一聽莞爾,拿起來端詳一番便說:「看起來像是一塊CD。」 二○一二年初,寫信問Ben有關愛爾蘭社會運動與英國知識界的歷史關係,他介紹一本討論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書,其中有愛爾蘭專章。[1] Ben說:不要買,這本書貴得離譜,讓Cynical Institute買,他們有的是錢。[2] 當時臺灣剛舉辦總統選舉,馬英九第二次當選,公民團體氣氛低迷。記得幾位長輩朋友甚至擔心二○一六年是否還有總統可選。投票後數日,我在《蘋果日報》一篇評論上說:「中國對臺策略,從武嚇轉換到經濟收買,國民黨扮演了掮客角色。馬政府為了勝選,已經把自己套牢在自己參與製造的危機之中。臺灣社會所顯現的堅韌民主能量,很快將檢驗馬總統發下的宏願:『我會用生命來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臺灣的安全和臺灣人民的尊嚴。』」我與Ben提到臺灣政治氛圍,Ben仍一派樂觀:「的確,馬是個相當荒謬的人物,但我很確定,他不想讓自己在歷史上成為臺灣最後一位總統。振奮起來吧!」 彷彿是為Ben的樂觀主義背書,二○一二年開始,公民運動對馬政府親中政策的抵制、對中國因素的反抗,改變了臺灣內部的政治結構,預示了國民黨的挫敗。人的能動性,不斷在改變世界。Ben的思想若說與臺灣社會的抵抗行動有契合之處,最重要的大概是對結構主義式命定論的批判了。 二○一五年七月底,收到一封Ben從馬尼拉寄來的信,他的錢包及證件都遺失了,沒錢付旅館費,旅館經理不讓他們離開,而Ben又趕著搭機回家,因此急需一千二百美元。不用說,一看就是詐騙郵件。 當下想,是否應該警告Ben他信箱被盜,但手邊沒他在綺色佳的電話(夏天他應該都是待在綺色佳吧),一念之間便作罷。之後,心裡一直掛念要寫信問候他,卻沒有動筆。豈料不過幾個月,這樣親近臺灣的愛爾蘭人,走了。 我們最後的通信,一封詐騙郵件,如此的玩笑,聽說他在爪哇睡夢中悄悄離去,倒也符合Ben詼諧的輕快風格。別了,這樣深刻而平易可親的愛爾蘭人。 [1] Steven Hirsch and Lucien Van Der Walt eds.,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in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World, 1870-1940: the Praxi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ternation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2010. [2] Cynical Institute是雙關語,中央研究院的英文是Academia Sinica. *延伸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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