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選舉罷免法規定選前十天不得公布民調，以免影響選舉結果，所以這個時候，你應該看不到有機構發布最新民調了。 民調已經是現代選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在美國與臺灣都是如此），美國也將在今年進行總統大選。《紐約客》作者Jill Lepore去年十一月，撰寫了一篇文章〈政治與新機制：從民調到資訊科學的轉變對民主的意義〉（Politics and the New Machine: What the turn from polls to data sciences means for democracy），介紹了民調的發展史、以及民調對民主制度的影響。回顧這段歷史，也許會給今天的我們一點啟發。 讓我們回到一個世紀前的美國，從1908年說起吧。 如果1908年時，你是一名年滿21歲的美國男性，那麼你就會收到報章雜誌寄出的選票，圈選好之後，你得把選票寄回該媒體，之後才會轉給政府。 因為如此，全美發行量最大的雜誌《讀者文摘》在選舉結果正式公布前，就預測了大選的選舉人票票數[1]，並率先推算出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會是新的白宮主人。這被一些人視為民意調查的濫觴。 在接下來幾年內，《讀者文摘》連續多次命中總統大選結果。但在當時究竟調查了多少人，才能獲得準確的民調結果呢？這裡有個可以當作參考的數字：1920年總統大選，《讀者文摘》一共寄出1100萬張選票。 不過，《讀者文摘》的神預測沒有一直延續下去，因為他們在1932年、電話還不夠普及的時候，就開始啟用電話民調，結果是低估了民主黨候選人──小羅斯福的得票。原因很簡單，因為共和黨的支持者比較有錢，家裡才能裝電話，電話民調的結果自然出現了差錯。 四年後，也就是1936年，西北大學新聞系教授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1901-1984）看出了問題，成功預測《讀者文摘》的民調失準，而小羅斯福將再次勝選。 你可能有聽過「蓋洛普」這個名字，他後來創辦的同名研究所，將成為二十世紀全球最知名的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是統計學家，靠「抽樣調查」名留青史，他發明的抽樣方法，現在在國中生的課本裡就看得到。他早期使用配額抽樣的方法是這樣的：如果美國投票人口中有12%的黑人，抽樣調查中的黑人比例也必須是12%；投票人口中有24%的天主教徒，那麼調查中也必須有24%的天主教徒。以此發展成一套非常精密的抽樣、統計系統，以用少量的子群體推算真實的母群體。 在這套抽樣背後，蓋洛普還有他的一套政治理念。他說：「我想對每個重大議題做民調。」他認為，民調將是民主的必備要素，選舉兩年才一次（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交錯），但「我們需要無時無刻都知道民眾的意志」。他認為民調能夠將政治還諸於民，宛如回到北美十三州、那個小國寡民的時代，而附和他的人更稱讚「民調是自秘密投票之後，對民主來說最偉大的發明」。 不過現實未必有如蓋洛普所想。比如，當時美國南方經常不讓黑人投票，蓋洛普因此在民調中下調黑人的比例。如此一來，按照蓋洛普構想所設計出的民調，雖然能夠預測選舉結果，而未必能反映真實「民意」。 1930和40年代，有些美國的民調單位，被外界懷疑是偏好特定政黨，美國國會因此經常調查民調機構，要求他們向大眾公布抽樣和統計方法，以昭公信（有如現在法國政府想要知道Google搜尋引擎的演算法）。 民意調查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引來正反不同的意見。有議員跟蓋洛普一樣認為，認為民調屬於直接民主，只不過他們和蓋洛普的立場不同，認為直接民主，從本質上就違反美國代議民主的精神。政治學者Lindsay Rogers更認為「民調就是一種多數暴力」。不過另外一些社會科學學者，則是極力捍衛民調的重要性，原因是：民調的背後就是源源不絕的研究經費。 到1970年為止，民調大多還是由專業的學術機構執行，但是1975年《時代》雜誌和CBS電視臺發表了第一份媒體民調，成為現在民調亂象的濫觴。蓋洛普公司前副主編David Moore就曾經表示：「媒體民調給了我們扭曲的選舉氛圍，在政策議題上製造虛假的社會共識，同時侵害美國民主。」另一名學者、密西根大學教授Arthur Lupia甚至說，媒體民調都應該加上警語：「僅供娛樂用」，以免民眾當真。媒體民調的出現，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卻也讓學術圈和民調機構紛紛和他們劃清界線。 除了媒體的出現外，科技的進步，也為現代的民意調查帶來很大的問題。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民調單位不可以自動撥號到手機做民調。但是，家中沒裝市話的美國人已經超過40%，如果只採用撥打市話，抽樣的對象，可能都是年齡可能較老、立場較保守的選民，當然無法正確反映民意。 那加入年輕人常接觸的網路調查呢？其實問題更大。因為，網路是受訪者主動接受訪查，政治傾向較激進的人比較願意表達自己的意願，受訪意願較高，結果仍然無法反應整體民意的趨向。綜合這兩項原因，美國民調多是綜合市話和網路民調，其中的比例該如何拿捏，就是一門學問了。 這些年，媒體民調公信力不佳，加上民眾日益重視個人隱私，造成現在美國民調受訪率只剩下個位數，和一開始《讀者文摘》得到1100萬選票、民調受訪率超過九成，可說是有天擾之別。結果，民調機構得花更多的錢、調查更多的人，才能讓子群體數具有可信度，但獲得的結果，卻不一定能反映真實情況。 儘管民調調查有這些紛紛擾擾，但有不少人主張，重大議題（例如同性婚姻）需要民意基礎當後盾，必須先做民調，再以此作為政策調整的基礎。不過，只靠民意調查其實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光是民調本身的角色，就可能充滿爭議。比如，關於重大議題的民調應不應該公布？還是只作為內部決策的參考？民調一旦公布，就可能會讓中間選民往支持率高的選項靠攏，反而坐實了蓋洛普公司前副主編David Moore的批評：「媒體民調在政策議題上製造虛假的社會共識。」 媒體民調引起爭議的另一個例子，是2015年共和黨的初選電視辯論。由於參選人數爆炸，Fox電視台決定以民調決定誰有資格參加辯論，民調數字太低的候選人就無法上臺。不過一開始民調低，就代表他一定沒機會嗎？當時距離選舉還有超過四百天，其實變數還很大。此外，民調落後的參選人，未嘗不能刺激選民和其他候選人思考的政見，如果民主是要讓不同聲音出現，那排除民調落後的參選人，未必就是最好的選擇。 這幾年因為網路科技的進展，提倡直接民主的風氣越來越興盛──想想台灣的i-Voting。英國首相卡麥隆的前幕僚Steve Hilton，也創立了一個民意監督網站，民眾只要登入網站，即可以檢視不同議員在特定議題的立場，進而決定要捐款給誰。按照這個方向發展，也許將來我們可以利用科技，落實直接民主，操控代議士？想像有一天，有個app可以連結你的銀行帳戶，只要你支持的議員在國會投票的結果，符合你的想法，系統就會自動扣款，成為他的選舉基金。這樣一來，不就是最民主、最能掌控議員的行為嗎？有趣的是，當Jill Lepore對Hilton提出這個想法時，他卻持著保留的態度，因為他說：「不能每件事情都交由多數決」。 從民調的起源到今天的科技與直接民主，Jill Lepore認為，民調在歷史的變化中，可信度不斷下降，影響力卻持續提升，十足是個弔詭的情形。今天的政治流行民調治國，「罔顧民意」也成為批評政府施政的常見話語。不過到底是什麼是民意？民調，尤其是媒體上公布的民調，真能反映民意嗎？民調在民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所有人靜下心來仔細思考。 ＊延伸閱讀 Lindsay Rogers. The Pollsters: Public Opin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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