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凶手呢？凶手活了下來…… ――列夫‧拉茲貢，《真實的故事》，一九八九 一九九八年初秋，我搭船橫越白海，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前往索洛韋茨基群島。那是夏天的最後一班船。九月中之後，北極圈的夜晚開始變長，船就不再行駛這條路線。到時海面會變得波濤洶湧，海水也會冰冷刺骨，不再適合夜航探險。 或許因為知道夏天已到尾聲，更讓這趟旅程增添歡樂的氣氛。當然乘客也可能只是因為到了外海而興奮不已。無論如何，船上餐廳語笑喧嘩，好不熱鬧。很多人在敬酒，說笑，為船長熱烈鼓掌。跟我同桌用餐的同伴是兩對從沿岸的海軍基地來的中年夫妻，他們似乎打算玩個痛快。 一開始，我的在場似乎讓他們更加開心。畢竟一個人不是每天都會在搖搖晃晃橫越白海的渡輪上遇見百分之百的美國人，這對他們來說新奇又有趣。他們問我怎麼會說俄文、我對俄羅斯的感覺、它跟美國有何不同。然而，當我告訴他們我來俄羅斯做什麼的時候，他們臉色一沉。一個美國人坐船旅行，前往索洛韋茨基群島欣賞風景和美麗古老的修道院是一回事；前往索洛韋茨基群島參觀集中營遺址，又是另一回事。 其中一個男士露出敵意。「你們外國人為什麼只在意我們歷史中的醜陋面？為什麼要寫古拉格？怎麼就不寫寫我們的成就？我們是第一個把人類送上太空的國家！」他口中的「我們」指的是「我們蘇聯人」。蘇聯已經從世界上消失七年，但他仍認同自己是蘇聯人，而不是俄羅斯人。 他太太也加入戰火。「古拉格已經不重要了，」她對我說。「我們現在有別的問題，有失業問題，犯罪問題。為什麼不寫我們真正的問題，偏要寫那麼久遠的事？」 這段不愉快的對話持續進行的同時，另一對夫妻沉默不語，先生從頭到尾沒對蘇聯的過去發表意見，但妻子卻有一度表達了她的支持。「我了解你為什麼想挖掘勞改營的歷史，」她輕聲說。「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一定很有意思。我也想多了解一點。」 後來在俄羅斯旅行時，我一次又一次遇到以上這四種態度。「不關妳的事」和「這問題不重要」都是很普遍的反應。而沉默或是聳聳肩不表示意見，大概是最常見的反應。不過仍然有少數人理解為什麼挖掘歷史有其必要，也希望能更輕易地了解歷史的真相。 事實上，在現今的俄羅斯，只要多花點心思就能知道更多過去的歷史。俄羅斯的歷史檔案並非全部封鎖，也不是所有俄羅斯史學家都只關心古拉格以外的議題。本書就證明了新開放的資料為數頗豐。古拉格的過去也成為某些前蘇聯共和國和附庸國的公共議題。在某些國家，通常是以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自居的國家，紀念活動和歷史辯論都是熱門議題。 立陶宛把之前設在維爾紐斯的國安會總部改成大屠殺受害者紀念館。拉脫維亞把過去紀念拉國「紅軍狙擊手」的蘇聯紀念館，改成蘇聯占領拉脫維亞紀念館。 二○○二年二月，我參加了匈牙利新博物館的開幕式。博物館所在地曾是一九四○到四五年間匈牙利法西斯運動的總部，一九四五到五六年則是匈牙利共產黨祕密警察的總部。在第一展覽館，一面電視牆播放法西斯的宣傳廣告，另一面電視牆則播放共產黨的宣傳廣告。畫面帶來的衝擊如預期地立即而強烈，其他展館也延續同樣的基調。策展人利用照片、聲音、影像和少數文字，將展覽品不卑不亢、超然客觀地呈現在對兩個政權都不熟悉的年輕觀眾面前。 白俄羅斯的情況剛好相反。缺少紀念館一直都是國內的重要政治議題。二○○二年夏天，獨裁總統盧卡申科仍傲然宣稱，他計劃建一條公路橫越一九三七年在首都明斯克外郊發生大屠殺的遺址。他的用語引起社會對立，也激起更多對歷史真相的討論。 俄羅斯各地也有各式各樣的人和機構樹立的非官方、半官方或私人紀念碑。莫斯科的紀念協會總部有口述和書面回憶錄檔案庫，另有一間小博物館收藏犯人的傑出工藝品和其他物品。同樣位在莫斯科的安德烈‧沙哈諾夫博物館則有史達林時代的相關展覽。而紀念協會地方分會和其他組織也在莫斯科、聖彼得堡、托木斯克、基輔、彼得羅扎沃茨克等城市的外郊豎立紀念碑，標出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大屠殺的發生地及萬人坑。 還有人投入更多心力。沃爾庫塔周圍的一圈煤礦場過去都是基地營，現在到處可見待過沃爾庫塔勞改營的立陶宛人、波蘭人和德國人樹立的十字架、雕像和紀念碑。馬加丹當地的歷史博物館有很多還原古拉格現場的房間，包括勞改營的瞭望台。在可以俯瞰馬加丹城的一座山丘上，某知名俄羅斯雕刻家樹立了一座紀念科雷馬死者的紀念碑，並以宗教符號代表這些人的不同信仰。 嵌在索洛韋茨基修道院牆內的房間如今也成了博物館，展出犯人的信件、照片和零碎物品；修道院外的一排樹則是為了紀念索洛韋茨基的死者而種下的。在科密共和國首都瑟克特夫卡爾的市中心，當地首長及紀念協會分會建立了一間小禮拜堂。幾個犯人的名字列在外面，特別挑選的名字呈現了古拉格囚犯的不同國籍，包括立陶宛、韓國、猶太、中國、喬治亞、西班牙。 有時也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奇奇怪怪的紀念碑。烏赫塔城外的荒蕪山丘上有個鐵十字架，紀念在該地被屠殺的大批囚犯，該地是烏克佩秋拉格過去的總部。為了看它，我得開上一條幾乎無法通行的泥巴路，再步行繞過一片工地，然後手腳並用爬上一段鐵軌。即使如此我還是距離太遠，看不清十字架上刻的字。儘管如此，在那裡樹立十字架的當地活躍分子仍然對此驕傲不已。 從彼得羅扎沃茨克往北開幾小時，就會看到另一座特別的紀念碑樹立在桑多莫克村外。或許不該說它是「紀念碑」。雖然現場有個紀念匾額，而波蘭人、德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也在這裡立了不少石頭十字架，但桑多莫克村（索洛韋茨基的囚犯一九三七年在此地被槍斃，弗洛列斯基神父也包括在內）最特別的是可移動的手工十字架和個人紀念碑。因為沒有紀錄證明誰被埋在哪裡，因此每個家庭就任意選擇一堆骨骸來紀念。死者家屬將死去已久的親人照片貼在木樁上，有些還在旁邊刻上墓誌銘。從當年屠殺現場長出的一片松林，如今散落著緞帶、塑膠花和其他祭奠用品。 我去參觀那天是個八月的豔陽天，因為是一年一度的大屠殺紀念日，還有個代表團遠從聖彼得堡而來。一名老婦人站起來懷念葬於此地的雙親，兩人被槍斃時她才七歲。人生過了大半之後她才終於能來為雙親掃墓。 另一個規模更大的計劃在彼爾姆城郊成形。彼爾姆三十六號曾是史達林時代的基地營，後來在一九七○、八○年代變成數一數二嚴酷的政治犯集中營。一群當地的史學家在那裡建立了一座完整的博物館，而且是唯一真正設在過去的勞改營營房內的博物館。 這群史學家靠著自己的力量重建勞改營、營房、牆壁、帶刺鐵絲網等等，甚至還利用營中廢棄生鏽的機器成立了一座小伐木場，把賺來的錢用來支付計劃。他們雖然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卻吸引到西歐和美國的資金。如今他們更加野心勃勃，希望繼續重建二十五座建築，把其中四座改為更大規模的鎮壓歷史博物館。 然而，俄羅斯雖然喜歡宏偉的戰爭紀念碑和隆重盛大的國葬儀式，這一類的地方活動和私人行動卻顯得貧乏而零散。絕大多數的俄羅斯人說不定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這也難怪。蘇聯解體已經十年，而俄羅斯這個繼承蘇聯的外交和對外政策，以及蘇聯的大使館、債務及其聯合國席位的國家，卻還是一副跟蘇聯歷史毫無關係的模樣。 俄羅斯境內沒有一座記錄這段壓迫歷史的國立博物館，也沒有國家級的紀念館或紀念碑正式承認勞改營囚犯及其家人歷經過的痛苦。一九八○年代雖然一直在舉辦紀念碑的設計比賽，最後仍無具體成果。紀念協會只成功從索洛韋茨基群島（古拉格的發源地）搬了塊石頭回來，豎立在盧比揚卡監獄對面的捷爾任斯基廣場中央。 不過，比缺席的紀念碑更值得注意的是缺席的公共意識。有時感覺就好像戈巴契夫時代激起的澎湃情緒和廣泛討論全都隨著蘇聯消失無蹤，為受害者討回公道的激烈討論也一樣戛然而止。一九八○年代末雖然還有許多相關討論，但俄羅斯政府卻從未調查或審判大屠殺的執行者，即使身分可確認的人也是。 一九九○年代早期，當初執行卡廷大屠殺、殘害無數波蘭官員的人仍舊活在世上。他過世之前，國安會曾訪談過他，請他――從技術的觀點――解釋大屠殺的執行方式。為了表達善意，他們還將一卷訪談錄音帶送給駐莫斯科的波蘭文化專員。當時無論莫斯科、華沙或其他地方都沒有人提出應將他送審。 然而，審判也不一定是面對歷史的最佳方式。二次大戰後幾年，西德將八萬五千名納粹成員送審，最後被定罪的人不到七千人。當時的法院出了名的腐敗，而且很容易受個人好惡和偏見影響。紐倫堡大審本身就是「勝利者的正義」的代表，其合法性和奇特作風都讓人存疑，更何況出席的蘇聯法官很清楚他們這一方也難辭其咎。 但是除了審判，還有其他公正評判歷史罪行的方式。例如南非的真相委員會，他們讓受害者在正式公開的場合敘述自己的遭遇，讓過去的罪行成為公共辯論的一部分。或者是英國國會二○○二年對三十年前發生的北愛爾蘭「血腥星期天」大屠殺展開的正式調查。除了審判，政府還可以展開調查、成立委員會、公開道歉，但俄羅斯政府從未將這些選項納入考慮。除了對共產黨進行短暫但無結論的「審判」外，俄羅斯基本上沒有讓受害者公開說出真相、沒有國會聽證會，也沒有針對蘇聯勞改營大屠殺展開任何正式調查。 結果就是：戰後半世紀，德國人仍定期公開辯論，針對受害者賠償方法、紀念活動、納粹歷史的新詮釋，甚至新一代德國人是否該繼續背負納粹的歷史罪行。相反的，史達林死後半世紀，俄羅斯社會卻不存在類似的辯論，因為過去的記憶不在公共辯論的範圍內。 不過，平反卻在一九九○年代持續默默地進行。到二○○一年底為止，俄羅斯約有四百五十萬政治犯獲得平反，而全國性的平反委員會估計還有約五十萬起案件有待調查。而幾十甚至幾百萬未被判刑的受害者當然不在平反之列。 雖然委員會本身很認真且立意良善，而且成員除了政府官員也包括勞改營倖存者，但跟它接觸過的人都不覺得政治人物成立該委員會的真正動機是英國史學家凱薩琳‧梅林黛爾所說的「真相和平反」。相反的，他們的目的是要終止社會對過去歷史的討論，用補償金和免費公車票安撫當年的受害者，避免大眾深入探討史達林主義的成因及其造成的影響。 大眾的沉默有些合理――至少是情有可原的――理由。大多數俄羅斯人確實為了適應經濟和社會的全面轉型就無暇他顧。史達林時代已是過眼雲煙，之後又發生了很多事。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不像戰後的德國，過去的暴行在人民心中記憶猶新。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二十世紀中的事件對多數民眾來說有如遙遠的歷史。 更重要的或許是，許多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已經討論過歷史，只是收穫不多。至少如果去問老一輩的俄羅斯人，為什麼現代人很少提起古拉格的議題，他們會避重就輕地說：「一九九○大家只能談這個議題，所以現在不用再談了。」此外，在很多人心中，古拉格和史達林鎮壓行動的討論，已經跟一開始推動蘇聯歷史辯論的「民主改革者」難分難捨，問題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因為當代人都認為那一代的政治領袖很失敗，他們的統治只在民眾心中留下腐敗混亂的印象，因此所有古拉格的相關討論多少也蒙上污名。 保存記憶和或紀念政治受難者的問題，也因為許多蘇聯悲劇的其他受難者而更加複雜難解，這點我在序言就提過。「讓問題更難分難解的是，」凱薩琳 ‧梅林黛爾寫道，「很多人都是不同事件的受害者，他們可以說自己是戰場老兵、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子孫，甚至大飢荒的倖存者都不為過。」國內已經有很多紀念戰場死者的紀念碑， 因此有些俄羅斯人認為：難道這樣還不夠？ 但除此之外，這樣的集體沉默還有其他不那麼情有可原的理由。蘇聯解體對很多俄羅斯人是自尊的一大打擊。現在他們認為，舊體制或許不好，但至少他們還是個強國。如今國家不再強大，他們就不想再聽到這些不光彩的過去。這樣太過痛苦，就像在說死者的壞話。 有些人也害怕太深入追究就會不小心挖出過去的真相，而且現在也仍抱持這樣的想法。一九九八年，俄裔美國記者瑪莎‧葛森發現，自己的祖母（一個慈祥的猶太老奶奶）曾任審查員，負責竄改駐莫斯科外國特派員的報導。她還發現外祖母（同樣也是慈祥的猶太老奶奶）曾經應徵過祕密警察的工作。兩人都是迫於無奈才做此選擇，而不是為了落實信念。她說現在她明白為什麼她這一代人不願太過苛責上上一代：「我們不揭發他們，不審判他們，也不評斷他們……光是問這些問題，每個人都有背叛所愛的危險。」 俄羅斯平反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把問題說得更露骨。「社會之所以對過去的罪行漠然以對，」他告訴我，「是因為太多人參與其中。」蘇聯體制把幾千幾百萬人民拖進各式各樣的勾結和妥協行動中。雖然很多人是出於自願，但也有很多好人被迫做出可怕的事。他們、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如今不想讓過去的記憶陰魂不散。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出版《古拉格的歷史（下）：勞動工業營的瓦解（一九四○至一九八六年）》〈後記〉。 更多故事： 【三國蜘蛛網】活在大哥的陰影下：荀彧與荀諶的兄弟情節 2016-01-11 12:54:43 1 【臺灣吧EP0】賣台？後藤桑の如意算盤 2014-09-02 07:44:58 1 那些愛喝酒的蒙古大汗們（下） 2015-01-10 09:41:00 1 她不是聖人，她是個女人：張戎新著《慈禧》發表記者會側寫 2014-09-27 00:0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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