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世界文壇同時殞落兩顆巨星，一位是美國小說家哈波．李（Harper Lee），另一位則是義大利的文學巨擘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哈波．李的名作《梅崗城故事》講的是人性的幽暗與種族歧視的反思，1960年出版之後，旋即獲得普立茲文學獎，一時洛陽紙貴，迄今仍是為人所樂道的名著。 安伯托．艾可原是鑽研符號學的學者，年近半百才發表第一部小說《玫瑰的名字》，旋即成為暢銷書作家。無獨有偶的是，這兩位作家初試啼聲的作品，嗣後都被改編成電影上映。「說書 Speaking of Books」編輯部特別邀請專人，針對網路上已經刊布關於安伯托．艾可的訃聞、追憶以及相關作品，對這位文學巨人的身影，進行最後的描摩。 作者：伊俞（古書店住客） 原先我一想到自己一死，生前那個經驗寶藏勢必隨之陪葬而悲從中來，但現在想到，如果長生不死，獨自扛著那發霉的、壓迫人的、褪色殘缺的記憶重擔也教人難受。也許最好的辦法是：在上天賜給我仍能健在的時間裡，繼續將訊息留在瓶中傳給後世之人，然後平靜地等待著被聖方濟稱為姊妹的死神到來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2016），〈死亡的缺憾與好處〉，收入《倒退的年代》（A Passo di Gambero, 2006年） 就在2016年台北國際書展進入尾聲之際，從世界另一端的地中海沿岸，傳來了作家安伯托‧艾可辭世的噩耗。 此時此刻，當我們回想艾可，立即浮現眼前的多半是他最早為世人所熟知的兩部小說：《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 [1980年]，或許還有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主演的同名電影）和《傅科擺》（Il Pendolo di Foucault，1988年），以及它們帶給讀者的從困惑不解到嘆為觀止的各種不同感受；小說之外則是宛如剃刀般鋒利的專欄雜文，有時正言莊論，更多則出以詼諧仿諷，教人哭笑不得卻也不得不拍案叫絕；至於文學、語言學、社會科學、大眾傳播科系的研究生們，則有機會直接與艾可有所創發，成為權威與重鎮的符號語言學理論對話，或至少讀過他所編纂的《美的歷史》（Storia della Bellezza，2004年）與《醜的歷史》（La Storia della Brutezza，2007年）。 本文作者對語言學與大眾傳播理論所知有限，對於艾可在符號學方面的成就，自然不敢妄作評議；但大學時既以歷史為本科，平日又以閱讀文學作品為嗜好，因此仍不顧淺陋，按照時間順序向讀者簡短介紹這位在學術殿堂與文學創作都獲得非凡成就，並且終生不懈地探索文字與知識極限、破解歷史與社會密碼的大師。 1932年1月5日，艾可出生於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Piedmont）的亞歷山卓亞（Alessandria），父親是五金公司的會計，母親也是該公司的職員，因此艾可將自己的家庭背景歸類為小資產階級。他的童年是在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法西斯政權統治下度過的，和同年紀的男孩一樣愛玩戰爭遊戲，崇拜少年先鋒隊的制服，也曾撰寫過歌頌法西斯黨人和墨索里尼的作文，在地區及全國競賽中得獎；但他每天也在祖父家的地下室花幾個小時，閱讀從凡爾納（Jules Verne）、馬可波羅（Marco Polo）、達爾文（Charles Darwin）到少年冒險漫畫的各種書籍，也曾在戰爭期間的某個午後騎著單車在空蕩蕩的城市來回穿梭，尋找一本正好買得起的法文翻譯書。 艾可在一篇從1965年開始撰寫，1990年完稿的文章〈我的家鄉〉裡記下了他所見的家鄉特色，以及他對亞歷山卓亞的眷戀：這個崇尚貿易的城市不誇大其詞也不講究奇蹟，既沒有熱情也沒有使命感，這裡的人寡言少語，甚至不願稱呼他人的名字，但他們不懂說謊，相信機緣巧合；這是以吃苦耐勞的利古里亞人作為自我認同的艾可始終感到自豪的，不僅在捍衛個人隱私不受科技與傳媒侵害時一再引述家鄉不稱呼他人名字的風俗，機緣巧合的概念也一直影響著他，日後更出版一部以此為名的文集，探討錯誤信念如何改變歷史（《機緣巧合：語言與混亂》Serendipities: Language and Lunacy，1999年）。 雖然義大利在英美盟軍登陸後轉而加入同盟國，但納粹德國迅速介入，扶持墨索里尼在北義大利建立傀儡政權，戰爭因而延長；避難到鄉間的艾可除了逐漸認清法西斯政權的真相，也得使盡全力在納粹親衛隊、法西斯軍隊和反抗軍的戰火中（「我陷入法西斯和游擊隊的火網時，也學會了跳進水溝躲避衝鋒槍的槍子兒。」），以及糧食短缺下掙扎求生，直到解放日來臨。 他在這段日子裡看見許多人被迫或自願加入法西斯陣營的歷程，也看見義大利人雖然不願再戰卻又對外國入侵同仇敵愾的心情。由於義大利中途倒向英美一方，二戰之後對法西斯的清算規模遠小於德國、日本，於是在右派基督教民主黨長期壟斷政權之際，新法西斯勢力也力圖再起，這同樣是艾可見聞經歷，銘記於心的歷史事實。 戰後，艾可加入天主教青年團，隨後前往皮埃蒙特首府杜林（Turin）就讀大學，他在青年團一直待到二十二歲，一度名列全國領袖，後來因抗議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的保守政策而放棄天主教信仰，自此信從不可知論，以俗世道德為準繩。但他對聖經與神學仍深入鑽研，1954年以聖道茂‧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的研究在杜林大學獲得哲學博士，隨後將博士論文擴充成第一本專書《聖道茂‧阿奎納的美學》（1956 年出版）。 他對中古歐洲文化的愛好與瞭解，正是在大學時代奠下基礎的。這時候的義大利雖由右派政府把持政權，經濟、國營事業、教育、媒體全被政府控制，但文化上仍有自由空間，因此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派世俗哲學思想百家爭鳴，甚至連天主教內部也對世俗思想兼容必蓄，文學與藝術也保有創新實驗的空間；右派放任世俗文化崛起，左派雖有蘇聯史達林主義的社會寫實文藝理論試圖介入，但在高分貝批判吸引眾人目光之後就再也起不了作用。艾可就在這樣的氛圍中，在學術與文化領域初試身手，並取得一席之地。 艾可畢業之後來到米蘭，為義大利廣播電視頻道（RAI）編審文藝節目，1959年轉入彭比亞尼（Bompiani）出版社擔任非虛構（non-fiction）部門的資深編輯，直到1975年；同時他也在杜林、佛羅倫斯等地的大學講授美學、建築、視覺傳播、符號學等課程。 也是在1959年，他開始為「新前衛主義」的喉舌刊物Il Verri撰寫每月專欄「小記事」（Diario Minimo），為時兩年，大玩文學惡搞和仿諷（pastiche），精選作品日後結集為《誤讀》（Diario Minimo，1963年），也有部分收入《帶著鮭魚去旅行》（How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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