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亞榮布列格曼（Ahron Bregman） 本書敘述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 (Six Day War) 以秋風掃落葉之姿，擊敗約旦、敘利亞、埃及等鄰國聯軍，從此佔領西岸、耶路撒冷、戈蘭高地、加薩走廊、西奈半島等地的故事。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間成功達成和平協議後，西奈逐漸歸還埃及，以色列也在二○○五年八月自加薩走廊撤離軍隊和屯墾區 (settlement)；在一九九三年與巴勒斯坦人峰迴路轉的奧斯陸和平協議後，以軍陸續從西岸撤離。然而在本書付梓之際，西岸、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戈蘭高地的大部分區域，仍然處於以色列的嚴密控制之下。 然而，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至十一日之間的六天是一個轉捩點，以色列在西方大眾觀點中，從受阿拉伯人夾攻的受害者變成了佔領者。就在這戲劇性的幾天內，以色列搖身從大衛變為歌利亞，世人的同情心開始從以色列人轉向新的落水狗──也就是以國佔領地的人民。有鑑於此，一九六七年偉大的軍事勝利起初彷彿是以色列 （也就是猶太人）歷史上被賜福的一刻，事後卻成為如同本書書名所示──被詛咒的勝利。 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取得的土地，因政治色彩差異而有不同的稱呼：「巴勒斯坦」(Palestine，支持巴勒斯坦者使用)、「佔領區」〈occupied territories，左翼普遍使用〉、「解放區」(Liberated Territories)或「朱迪雅—撒馬利亞區」(Judea and Samaria)(右翼猶太人使用)，此外尚有「行政區」(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綠線外的領地」(Territories beyond the Green Line) 等稱呼；純粹為了方便或持觀望態度的人，乾脆直稱之為「領地」(Territories)。 以色列將大部分取得的土地歸軍政府管轄，軍官直接統治居民的日常生活，並強調把這些佔領地當作「押金」，作為協商的籌碼，直到阿拉伯人承認以國在中東和平存活的權利，以此公開終結了阿拉伯人以武力摧毀其鄰國的迷夢。同時以色列人民向世人保證，在親身經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殘酷迫害後，猶太人國家會建立一個真正的「開明佔領」(enlightened occupation，希伯來文是「Kibush Naor」)。 但世界各地研究帝國的史學家日益明瞭，所謂開明佔領乃是個矛盾的字眼，「就像一個四邊的三角形」一樣；隨著時間的遞嬗，以國的「開明佔領」漸趨乖戾。 如同過去到現在的同類事件一般，以色列人未能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沒有任何佔領在定義上可以是開明的。 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總是奠基在恐懼與暴力之上，在羞辱與傷痛之上，在磨難與壓迫之上──一套主奴的制度對於被佔領者而言，終究只能是負面的體驗，此種負面體驗有時對不同意政策、卻必須充當劊子手的佔領方個人亦然。以色列是個如此生氣蓬勃、高度智識的國度，對歷史的傷痛極度自覺，卻步上軍事佔領一途，令人咋舌。 及至一九六○年代末期，世界上的前殖民帝國已在遠離佔領和殖民主義，以色列人民卻似乎背道而馳。 一九六七年戰爭的二十年後，巴勒斯坦人在加薩走廊和西岸發動起義時，以色列表示震驚。但細究以色列在這些地區出沒的歷史，就知道這次起義並非無跡可循，而是以軍抵達後，層出不窮的抵抗達到了高峰：從一開始，以軍面對的怒火便不只是來自實際發動攻擊的武裝激進分子，也來自平民百姓──學生、教師、律師、工程師、店主、家庭主婦…… 實際上，巴勒斯坦社會的各個角落從一開始就都以赤裸裸的敵意來迎接以軍。英國《泰晤士報》《Times》前駐外編輯艾德華．哈吉金 (Edward Hodgkin) 在西岸被佔領後兩年踏訪此地，寫道：「這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民深切、普遍地憎惡著以色列人」。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間，巴勒斯坦佔領區一年有三百五十起暴力抵抗事件記錄在案，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間這個數字翻漲一倍，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間更上升到三千。 起義的前六個月，巴勒斯坦佔領區內的暴力事件達到了驚人的四萬兩千三百五十五起。每日發生的抵抗行動致使以軍愈來愈仰賴高壓武裝來維持佔領，進而導致傷亡人數激增，尤其是巴勒斯坦方面的傷亡。 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間，每年平均有三十二名巴勒斯坦人因抵抗佔領而遭到殺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到二○○○年九月上升到一百零六人；二○○○年九月到二○○六年十二月達到六百七十四人。一九六七至二○○六年間有六千一百八十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相較之下，有二千一百七十八名以色列人在佔領區內被殺，或在以色列轄區遭巴勒斯坦攻擊遇害。 至於非巴勒斯坦人居住、一九六七年以軍佔領地西奈半島，廣袤的土地上多是沙漠，人口稀疏，在以軍佔領期間相對維持平靜；六日戰爭最後三十個小時內，以軍從敘利亞奪得了戈蘭高地，因此較能輕易遂行其意志。由於山勢險峻，且以軍先遣隊摧毀了當地多數村莊，迫使居民逃往敘利亞，因此戈蘭的人口遠不如西岸、加薩人口那般眾多而稠密。至於以軍允許留在高地上的戈蘭居民多為德魯茲人 (Druze)，是穆斯林傳統的一個分支，性情溫馴──至少在佔領的初期是如此。 接下來的故事是關於以色列佔領的政治與操作，我會經常停下來補充、解釋、觀察這部分的敘事史 (narrative history)。 既有的文獻通常採取主題式切入的方式，而非按時間順序先後進行敘述，敘事史則可以彌補既有文獻出奇的不足。我對敘事史體例深信不疑；傑出的史學家詹姆士．喬爾 (James Joll) 曾注意到：「提醒讀者事件的先後順序很重要……如同提供一張座標圖，讓讀者可以在狂風暴雨的汪洋中航行」。 我們會看到有三根梁柱支撐著以色列的佔領行為。 第一是鎮壓被佔領者的軍事力量，包括軍事命令、任意逮捕、驅逐、虐待、延長羈押等；第二是法律和官僚規章，使以色列得以控制公職任用、就業、遷徙，發放各種區域發展規劃需要的牌照和許可等；第三是地上事實的確立，包括土地徵收、摧毀阿拉伯村莊、建設猶太人屯墾區和軍事基地、安全區、控制水和其他自然資源等。 讀者將會看到，佔領，是個遠比乍見之下更為複雜多面的現象，可以說由兩個圈子所組成：內圈是佔領者與被佔領者每日摩肩接踵的區域；外圈是遠離現場、卻為佔領一事爭戰不休的區域，是政治人物、外交人員、特派記者縱橫捭闔的地方。 內圈與外圈並非完全絕緣，它們相互接觸彼此，餵養著彼此：在佔領地上 （「內圈」)）士兵、武裝派和市民們影響著外圈的聯合國會議廳、高級飯店和電視台，反之亦然。多少次敏感的政治協商延宕數月，只因為以軍來福槍魯莽發射的一發子彈，或者一顆巴人惡意的自殺式定時炸彈？ 另一方面，外圈對內圈的影響，沒有比二○○○年在大衛營 (Camp David)舉辦的以巴和平高峰會更好的例子了。 高峰會的垮台激起巴勒斯坦人強烈不滿，似乎只差一星火花、一個導火線，就可以推動巴勒斯坦人使用生化武器與自殺式炸彈進行大規模暴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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