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日本為何出兵臺灣？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作者：陳慧先 對於出兵台灣與否，日本政府內部做了一番評估，先是徵詢美國公使，小心翼翼地探查國際觀感，之後並在美國公使的引薦下雇用李仙得。一八七一年琉球人船難被殺害事件後，李仙得曾與老卓杞篤會面，但他得知此事是在卓杞篤來不及阻止的情況下發生，因此並未向老卓杞篤詢問。日本當局透過李仙得所提供的情報與策略，了解台灣南部的情形，包括清軍在台灣的編制、漢人人數、牡丹社規模，以及南方各部落間的關係等，強化了日本出兵台灣的想法。 另外，在與清國交涉的過程中，從清國官方口中取得「土番之地，政教禁令不及，乃為化外之民」的說法，確認枋寮以南不受清國管轄。其間並派視察員抵台，調查台灣的風土民情。一八七三年派在香港留學的水野遵到台灣；水野遵先是在台灣北部調查大嵙崁，一八七四年跟隨當時為鹿耳島分營長的樺山資紀，進行台灣南部的調查，包括東港、枋寮、恆春、牡丹社、射寮地區。然而，由於列強的態度從默許改採局外中立，日本當局擔心列強介入，一度打算放棄出兵台灣，但蓄勢待發的遠征軍仍執意出兵。 一八七四年五月六日，日軍抵達台灣南端，由社寮上陸。關於此次出兵，日本高層原本指示：「對於服從之土人要盡量以恩惠懷柔綏撫之，但若有抵抗不服者，則可兵威壓制之。」但由於鹿兒島的士兵躁進，深入牡丹社活動範圍，因而引發了「石門之戰」。 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是由四重溪切穿山脈所形成的隘口，形勢險要。雖然殺害琉球人的是高士佛社並非牡丹社，但因為牡丹社、爾乃社與高士佛社為攻守同盟，使得三社均受到日軍攻擊。 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軍與牡丹社人交戰於石門，日軍被殺七人，負傷二十餘人；牡丹社人則有十六位被殺，包括頭目阿祿，也有十四餘人受到重傷。此次的戰役帶給周邊部落相當大的震撼，削弱了其他部落反抗的意願。 除了牡丹社、高士佛社等有攻守同盟的部落外，日方傾向以攏絡的方式，取得與其他部落的友好關係，因此安排通譯與其他各社的頭目交涉，除了贈與禮物外，也約定只要將日方給予的紅色保護旗插在部落入口處，日軍便不會攻擊。 此外，透過李仙得過去與老卓杞篤的交情，建立與豬朥束社及其周邊各社的友好關係。不過，此時老卓杞篤已經過世，日軍拜會的是他的兒子小卓杞篤，當時老卓杞篤的養子（有一說為女婿）也在場，約二十歲，據當時日軍的隨軍記者描述，他「有對聰明的濃眉毛、一雙漂亮的眼睛」，是他見過的原住民當中「唯一稱得上英俊的人」，而這位年輕人在往後的台灣歷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牡丹社事件」中，日軍與原住民間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只有幾次零星戰事，而後日軍透過攏絡與威嚇的方式，建立和南部原住民間的合作關係，在軍事上算是取得了勝利。但大批的日軍卻無法適應南台灣炎熱的天氣，一八七四年八月下旬又發生大規模的瘧疾，短短三個月內，有七百名軍事、軍屬死亡。因此，日本選擇以外交手段與清國和談，清國以金錢賠償這次日本出兵的損失，而日軍則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全數撤離。直到二十年後，才又在另一次的歷史機緣下重返台灣島。 潘文杰的「故事」 在牡丹社事件時，那位年約二十歲，「有對聰明的濃眉毛、一雙漂亮的眼睛」，被日軍隨軍記者稱作是他見過的原住民中「唯一稱得上英俊」的年輕人，後來被稱作「潘文杰」。 潘文杰生於一八五四年，原名Jagarushi Guri Bunkiet，父親是一位住在屏東車城的漢人，母親則是豬朥束社大頭目的妹妹，後來被老卓杞篤收養（另有一說是成為卓杞篤的女婿）；牡丹社事件時協同小卓杞篤調停，日後繼承了大頭目的位置。一八七五年，清廷在恆春建城，Bunkiet因為協助築城有功，被清廷賜姓「潘」，漢名為「文杰」。 清光緒年間，清廷受牡丹社事件影響，將過去番界以外非所屬的地方一併納入版圖，因而與恆春東北的牡丹、高士佛等社發生衝突，潘文杰為了避免戰事擴大，穿梭於各部落間說服其他頭目與清廷簽訂合約，而後獲得清廷頒發五品軍功。 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台灣之初，日人再度由二十年前上岸的地點社寮登陸。潘文杰因曾在牡丹社事件中協助處理善後事宜，並與西鄉從道等軍事領袖周旋，且頗受清廷地方官府重視，因此日人對他的動向十分關注。但因為部分潘文杰所屬的豬朥束社人，選擇協助閩粵漢人抵抗日軍，使得潘文杰一度受到日人的猜忌。後來潘文杰率領族人協助日方，並在台灣總督府巡查員抵達恆春時派子弟前往迎接，才化解了日方的懷疑與猜忌。 潘文杰憑藉著與地方上的關係，以及個人對外交涉的手腕，在日本領台後深受日人的倚重。一八九五年，日軍借助他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委任他為台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的「事務囑託」，在日治初期協助調解各社糾紛，以及各部落歸附日本政府問題。 一八九六年，日本當局為了在台灣推廣「國語」（日語），設立了十四所「國語傳習所」，其中恆春國語傳習所在潘文杰所屬的豬朥束社設了分教場，即日後台灣第一所蕃人公學校── 蚊蟀公學校（今滿州國小）的前身，豬朥束社成為原住民部落中較早接受近代教育的部落之一；在潘文杰的協助下，勸導各社子弟入學，有利於新式教育的推廣。 牡丹社事件時曾以通譯官身分來台的水野遵，後來擔任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在他就職後第二年（一八九六年）前往恆春半島巡視時，還特別去拜訪潘文杰。雖然那時潘文杰只有四十三歲，卻已雙目失明，據說兩人還很感慨地聊起了往事。日本政府為了回報他對地方和諧的努力，特別頒贈他一枚勳六等瑞寶章以及天皇御賜的禮品，並於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委任作「恆春廳參事」。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潘文杰病逝於豬朥束社家中，得年五十二歲。 十九世紀末的東亞世界，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台灣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連原先「國家」力量不及的恆春半島也受到威脅。從一八七○年代前後的羅妹號事件、琉球人船難事件、牡丹社事件，到一八九五年日本統治台灣，一次又一次對恆春半島上的居民帶來衝擊，像老卓杞篤與他的養子潘文杰等原住民領袖，不得不以開放的方式與外來者周旋，為自己的部落牟取最大的利益。 恆春地區得以較和平的方式，度過清廷的「開山撫番」與日本統治初期，潘文杰家族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影響了日後日本對於台灣的「南蕃」、「北蕃」不一樣的統治策略。 參考資料： 1.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著；羅效德、費德廉中譯，《李仙得台灣紀行》，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二○一三。 2.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未刊稿）。 3.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二○○八。 4.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一九九五。 5.黃得峰等，《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處蕃提要》，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二○○五。 6.楊南郡、徐如林，《與子偕行》，台中：晨星，一九九四。 7.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三。 本文選自玉山社出版《「小的」與1895》（2015/05/27） 本書特色： 1.1895年，這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看台灣人民在當時「宰相有權能割地」的時空背景下，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局。 2.從仕紳、文人的詩文，以及庶民社會流傳的歌謠、俗諺等，拼組出台灣人民在面對時局遽變時的各種面向。 3.繼《「小的」台灣史》之後，再次以尋常百姓的角度書寫台灣歷史。 策畫者簡介 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文者簡介 潘繼道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台灣原住民族史、東台灣歷史文化。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近代東台灣木瓜番歷史變遷之研究〉、〈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等。 蔡承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主要擔任台灣史研究及展覽規劃。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為台灣環境史、台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圖書館編輯。著有《不純情羅曼史：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婚戀愛欲》、《沒有電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合著）、《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等書。 陳慧先 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台灣史、台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