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困惑二：懸而不決的政治 雖然君之代寫的不是（或者不一定是）台灣，但它確實是一本寫政治的小說，然而即使這個命題本身也是有待深究的。 讓我們先從日本文學史的角度來討論吧。 在一場與作家井上ひさし的對談中，評論家山崎正和認為描寫台灣獨立運動的《君之代》和描寫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明治期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在小說構圖上有重合之處，由此將明治期與當代（昭和晚期）日本政治處境連結，更把《君之代》放在日本政治小說系譜中，譽之為「必須大書特書的正統政治小說」。 然而我們可以就這麼相信日本這些「座談會派」文人的信口開河嗎？《君之代》和明治政治小說間的系譜關係真的成立嗎？ 在日本文學史上，所謂「政治小說」有其特定意義，指涉明治十年到二十年前後（一八八○— 九○年代）之間，伴隨自由民權運動而興起，以宣揚政治理念為主題的小說類型，大多以漢文風文體書寫，形式則蹈襲江戶「講談」（說書）的英雄豪傑故事，較著名作品有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 （一八八四）、東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一八八六），以及末廣鐵腸的《雪中梅》（一八八八） 等。 小說史家中村光夫指出，政治小說的特色「大體上是以體現作者政治理想的人物為主人翁，其餘登場人物也都是某種觀念的比喻」，因此「與坪內逍遙之後以寫實為骨幹的小說性格完全相異」，無法成為近代小說的母體。 文學史家奧野健男則認為在政治小說之中「雖然可以看到嚮往民族主義與理想政治之公共的志向，但卻完全沒有近代自我或個體的自覺」，因此不能視為近代文學的先驅。 換言之，在文學史家眼中，明治期政治小說與近代小說之間存在一個形式、表現，甚至本體論上的斷裂關係。 《君之代》的母體當然是寫實主義為基本精神的日本近代小說，除了主題的偶然一致之外，它與明治期政治小說很難建立文學的系譜關係。如果我們再觀察小說所表現的政治立場，那麼兩者的斷裂就更清楚了。根據專研政治小說的柳田泉歸納，政治小說的政治傾向在前期是民權主義，到了民權運動目標達成（制憲與國會開設，一八八九—一八九○）後則轉成對外擴張的國權主義。 然而不管是民權還是國權，明治期政治小說的一貫傾向是對「國家」的強烈肯定與熱情―他們的差異，只是在於對「國家」體制構想不同而已。與此相對，丸谷的《君之代》正如同其書名中的「假聲」所暗示的，對「國家」不僅沒有熱情，而且還懷抱很深的疏離。 如果要探討《君之代》作為政治小說的特質，我們或許應該先暫時脫離日本文學史的脈絡，從西方近代小說中的「政治小說」角度切入。 美國評論家Irving Howe在他討論政治小說的經典之作Politics and the Novel （一九五七）之中， 將政治小說定義為「政治理念扮演了支配性角色，或者政治的氛圍成為支配性舞台的小說。」他進一步指出政治小說試圖「融政治理念於藝術表現」的核心特質： 政治小說……是一種充滿內在張力的文學作品。要成其為小說，必須保有一般對人類行為情感的再現，但同時又得把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堅硬而無法溶解的顆粒吸收到小說敘事之流當中。小說處理帶著熱情與情感的道德情緒，它試圖掌握具體經驗的質地，意識形態則是（而且應該是）抽象的，因此必然抗拒被吸收到小說敘事之流的感官經驗內部。 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小說試圖面對經驗的立即性與近接性（特殊性），但是意識型態本質上是一般而且無所不包的（普遍的）。這種衝突使政治小說變得有趣，並且產生了高度戲劇性。意識形態或許對於文學而言是一種障礙，然而問題在於：這種障礙是否有價值，能迫使作者去運用各種資源來突破此種障礙（從而將政治意識形態完美地融入小說之中）。 換言之，政治小說不是政治論文或宣傳品，而是對政治理念或意識形態的藝術性轉化，而小說作者則是這個過程中的文字煉金師，因此他必須對自己的角色有高度的自覺與自制，將全部心力投注於以文學駕馭意識形態的工作： 小說家或許受到現實世界中的政治理念影響而寫作，但他不應該在現實世界中干涉這些理念，一般而言他也沒有這種專業能力。然而一旦這些理念被放在小說之中他們不再只是一堆抽象理念。 政治小說寫得好，會生產出高度熱力，使得他所挪用的理念被融入小說的敘事運動之中，並且和其中角色融為一體。……政治小說家最大的挑戰是：使理念與意識形態活過來，賦予他們驅動小說角色為之生為之死的能力，甚至創造一種幻象，使理念與意識形態彷彿獲得了自己獨立的運動，以致於他們自身也變成了政治小說中的角色。 Howe對政治小說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丸谷小說的參考架構。《君之代》中，關於「國家」的理念扮演著小說中最具支配性的角色，但情節的政治氛圍則非常淡薄，因為主要的政治行動都幾乎在幕後發生，因此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理念型政治小說。 然而即使是理念小說，也依然應該是小說而不是論文。 如何讓這些理念「活過來」，「以致於自身也變成了政治小說中的角色」，則是小說家的技藝（novelist’s craft）之精隨所在。 Ursula Le Guin 探討無政府主義的科幻小說經典《The Dispossessed》（一九七四，台灣中譯名「一無所有」）就是這種小說家技藝的精彩範例：書中連「無政府主義」一詞都很少被提及，更沒有任何說教的場景，然而整個移民星球安納瑞斯（Anarres，源於anarchy 一語）的所有生活面向，包括家庭、婚姻、經濟、教育與政治，無一不鮮活地體現著無政府的原則，即使是專研政治思想的學者讀來也會嘆而觀止。 遺憾的是，《君之代》之中，理念與登場人物自始至終保持明顯對立、分離，並未融為一體，結果反而讓人物淪為理念的傳聲筒，喪失了自己應有的美學生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作者選擇以一段段連篇累牘的冗長理論性對話來宣講理念，而非運用人物的具體經驗與行動來體現理念所致。 用日本政治學大師石田雄生動的修辭來說，丸谷乃是「在登場人物饒舌的發言之中」分析國家與個人的對立。 事實上，這些宣講理論的對話場景不僅饒舌，而且還是突兀的，因為他們與丸谷刻意經營的「風俗」場景格格不入：有哪一種「一般市民」會總是在性致勃勃地和異性調情和做愛時，興致勃勃地發表關於日之丸、君之代，還有「近代國家」的長篇大論呢？ 有些對話情節則刻意造作，斧鑿之跡過於明顯，根本只是為了引出談話的布景道具：有哪個市民會在書店偷柏拉圖的《共和國》 （書中日譯《國家》）時，碰巧拿到剛好放在旁邊的那本徹底反國家的《唯一者及其所有》呢？（話說回來，到底有誰會去偷柏拉圖？） 受日本國家歧視的在日台灣人第二代美男子剛好做了日本女人的男妾，而這個日本女人剛好又是美國人的情婦（剛好符合「美國―日本―台灣」的權力位階）？ What are the odds? 有哪一個日本「一般市民」會在少年時和日本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即書中的大田黑周道）與國府特務同席，年長後又碰巧住在大川的藝伎情婦的大樓，聽她在麻將桌上閒談大川與二二六事件，還碰巧在現場撿到那個當年國府特務的名片，而居中介紹這個國府特務的代議士女兒，碰巧又是他的舊情人，而她也碰巧一起來打麻將？ 所有當事人齊聚一堂，所有線索一起出現， 這是Agatha Christie推理小說的解謎現場，還是小說家技窮搬出來的deus ex ma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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