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之謎
近來史學界最紅的一張地圖當屬《塞爾登中國地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以下簡稱塞爾登地圖）。從2008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地下室發現以來，學者專家已經投入許多經費修復此圖，而且辦過活動討論內容，也引發許多學者寫過論文，當然還誕生了兩本與此地圖有關的著作，一本就是這篇書評的主要討論對象——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簡稱《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引用只註頁碼，[1]另一本則是地圖的發現者貝秋勒（Robert Batchelor）的《倫敦：塞爾登先生地圖與一座全球城市的塑造》（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以下簡稱《倫敦》）。[2]
在2008年之前，還沒有人知道塞爾登地圖的特別之處，直到研究大英帝國歷史的美國學者貝秋勒發現該地圖，才引起史學界的注意。他原本是到博德利圖書館查閱資料，卻意外在一份古代文獻目錄裡見到一張貌似中國地圖的條目，於是請圖書館館員赫利威爾（David Helliwell）幫忙調閱出來。威爾同時又通知漢學家卜正民一同去看。當時唯一知道的訊息就是，這張地圖在1659年進入圖書館，是英國的國際海洋法學者、律師塞爾登（John Selden）死後捐贈的大批書籍之一。這是卜正民第一次聽說這張地圖，開啟了他日後的塞爾登地圖研究之路。
這張在圖書館地下室躺了近四百年的中國地圖究竟有何魅力，能吸引這麼多學者關注，尤其是著名的明清史家卜正民著書研究，當然與這張地圖所描繪的內容特色有關。卜正民處理這書的方式有點像是在寫一本推理小說：先安排一張被發現的藏寶圖，但這地圖作者是誰？何時做的？在哪裡製作？為何而做？通通沒有答案。作者因而扮演起偵探，開始偵辦案件，一路抽絲剝繭地帶領讀者進入這張地圖所處的十七世紀世界。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出自《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聯經出版公司，2015）。
卜正民書寫的步驟有三：第一，帶領讀者來到斯圖亞特王朝(House of Stuart) 統治下的英格蘭，在這個時期，塞爾登收藏了這張圖，而牛津大學的圖書館館長海德（Thomas Hyde）為地圖做了註解；第二，引領讀者來到明朝中國海域附近，當時歐洲與中國正打造一張共同的貿易網，將南中國海區域納入航海體系裡；第三，帶領讀者回到塞爾登地圖製作前的那段歷史，開始探討地圖裡隱藏的密碼。
本書採用倒敘的寫法，除了序、跋之外，共分八章：「這章地圖哪裡不對勁」、「閉鎖海洋」、「在牛津看中文圖書」、「約翰‧薩里斯與中國甲必丹李旦」、「羅針圖」、「從中國出航」、「天圓地方」、「塞爾登地圖的秘密」，文末另外有兩篇附錄「順報航海羅盤方位」、「海岸比較」。若讀者先從前面讀起，可能會不大清楚作者的論述重點是什麼；若一路順序讀下去，又會花太多時間在細節上，而忽略全書真正要探討的課題精華。因此，筆者建議讀者直接跳到第八章「塞爾登地圖的秘密」，就能知道這本書花這麼大的功夫在解讀一張地圖到底原因何在。
研究重點
在研究視角上，首先，本書其實不是談一幅地圖，而是談與它有生命交錯的一些人、事、物，如同作者之前出版的一本通俗讀物《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一樣，[3]將十七世紀這個時代的富裕、複雜、網絡全球化的情況，做了許多詳細描繪。兩本書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都是用圖像來說故事；不同的是，《維梅爾的帽子》用上了七張圖像，而本書只是講述一張地圖的故事。其次，卜正民提到：「用一整本書來談單單一張17世紀的地圖，使我們不只有機會瞭解一張地圖，還有機會瞭解那張地圖問世時的世界。」(頁45)塞爾登地圖問世之時，也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全球經濟公司化、國際法出現這三者開始的時代，這正是本書所處理的課題的大時代背景。
若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本書也算是全球史的著作，將一張地圖聯繫到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然而，就筆者而言，本書最精彩的地方還是前面幾章談背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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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導向
一開始，卜正民就在序言裡澄清這本書的研究與當前的南海政治議題毫無關係。有鑒於近來有關各國主權延伸至南海的問題爭議不斷，卜正民很擔心有人會拿這張地圖大做文章，因此還沒進入正題討論時就先澄清說：「如果有人斷定這張地圖在頌揚中國的國家認同方面扮演了奠基性的角色，它的未來可能會變得複雜。」(頁20)意思是說，塞爾登地圖不是中國的出生證明，但也不是收養證明。
為了東海、南海上數千個島嶼的主權歸屬問題，中國與東亞每個聲稱擁有釣魚台、南海的西沙及南沙群島所有權的濱海國家常在爭執不休。塞爾登地圖──代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人對這片水域唯一有清楚描繪的地圖——此時的出現，或許會被有心人寄望成為中國對外交涉的致勝王牌。但卜正民在書中特別指出這點，說明了塞爾登地圖在討論這類主題上毫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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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登收藏地圖的動機
之所以名為「塞爾登地圖」，完全跟地圖本身無關，而是由於收藏者乃英國著名法學家塞爾登。對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塞爾登應該不是一個為人熟悉的名字，本書的「人物出場一覽表」這樣形容他：「律師、東方學學者、法學史家、議員、憲法理論家、《閉鎖海洋論》作者」(頁10)。以往的學者之所以關注這個人，跟地圖一點都沒有關係，而是主要談他的法學著作。
塞爾登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是當時的國際海洋法專家，是主張國家可以將海洋納入管轄範圍的第一人。在十七世紀初，海洋法的創立者是荷蘭的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又譯德赫羅特），他認為海洋不能納入國家的主權管轄範圍，塞爾登的看法剛好和他相反。卜正民認為塞爾登比當時大多數人更清楚，他們所置身的時代正走上重大改變：新哲學和新憲法、新貿易路線和新式財富。卜正民根據幾本有關塞爾登的傳記[4]，得知他曾於1653年立下遺囑，加註附件說明如何處置他的收藏，包括提及這張中國地圖──這是他唯一的一次提到這張地圖。卜正民撰述本書的貢獻之一，就是將塞爾登法學世界以外的事蹟做了清楚的考證。
John Selden
卜正民在「閉鎖海洋」一章中提到，把塞爾登與他尚未擁有的這張中國地圖連在一起的這條線，是以他和詹姆斯一世於1618年的一場會面為開端。當時荷蘭已經出版了格勞秀斯的《自由海洋論》(Mare Liberum)，書中主張：任何國家的船隻都能自由航行於其為了進行貿易而選擇的任何海域。1618年，塞爾登已經完成了批評格勞秀斯看法的《閉鎖海洋論》(Mare Clausum)初稿，該書主張聯合王國的主權涵蓋整個北海，直抵丹麥海岸，但現實政治讓聯合王國無法實行塞爾登的主張，塞爾登還一度因此與王室關係緊張而遭到囚禁。
卜正民提醒我們，格勞秀斯和塞爾登這兩本書都受到以下的立場而拖累：兩者都是為著客戶而寫，都是在滿足本國的利益而非他們所支持的法；《自由海洋論》的客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閉鎖海洋論》則是查理一世(Charles I)。兩人都曾經一度宣稱打贏了這場論點戰役，但事實上沒有哪一方是贏家。 今日的國際海洋法其實兼顧了雙方的精神，既承認移動自由，也承認合理的管轄權。因此，假設這張地圖是格勞秀斯所收藏，我們就不難猜想為何他要收藏，因為當時荷蘭正想進入南中國海一帶，卻受到葡萄牙的阻撓，這張地圖可以表明葡萄牙沒有理由將荷蘭人拒絕於該地之外。
但是塞爾登有可能會用這張地圖提出相反的論點，來證明葡萄牙對這些水域有管轄權嗎？卜正民認為這問題不大有價值，因為這不是《閉鎖海洋論》的重點。卜正民認為，塞爾登從未在著作中將他的中國地圖與海洋主權問題捆綁在一起，因此我們不太容易解釋他為何要收藏這張地圖。需要考慮的另外一個方向是，不管他對海洋的看法得自這張地圖怎樣的啟發，他的動機其實在其他地方，證據就在《閉鎖海洋論》一書裡。此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它是用金屬活字印刷出阿拉伯文字的第一本英文書。當時像塞爾登這樣的學者認為，精通希伯來和其他古中東語是歷史研究的新方法。由於東方學改變了歷史研究、法學研究等領域的學術規則，具備看懂亞洲語言的能力成為當時能在人文學科創新的關鍵。
因此，本章的重點指出，塞爾登之所以收藏這張中國人繪製的地圖，原因不在於探討海洋法，而是他認為凡是含有東方知識密碼的手抄本，都具有改變世界知識的力量。對塞爾登而言，能否看懂地圖裡的中文並不太重要，關鍵是收集手抄本，為英格蘭的知識寶庫增添各種神秘語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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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上的外文註記
在第三章「在牛津看中文圖書」中，卜正民講述了一位到英國幫忙整理中文資料的中國人沈福宗的故事。1665年，東方學者海德接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海德很喜歡學習新語言，在他眼中，亞洲大陸就是一座又一座未被征服的語言高山，吸引著人們前去一探究竟。其中，博德利圖書館中有許多待解謎的中國圖書，因而他極有可能在此情況下邀請沈福宗到牛津來，幫忙鑒識及分類中國圖書。1687年6月，沈被帶到牛津，從該館的開銷支出檔案可以看出，這份工作曾由博物館支出過一筆6英磅的編目、花費及住宿費用。
我們從哪裏可以看出海德與沈福宗合作的痕跡？卜正民指出正是在塞爾登地圖上。這張地圖原本是中文，但現在可見的地名標記旁，有用細長的拉丁字母所寫的註解與翻譯。此外，卜正民在大英博物館的海德檔案中，還找到一張沈德宗徒手繪製的長城圖。沈德宗在地圖長城以北西伯利亞至北海的大地上，填上二十四個河流與高山。他認為這些註解可以顯示，海德出於擴展地理知識的強烈意圖而仔細研究過這張地圖。海德努力所要了解的：「不是中國這塊土地，而是中國話這種語言。他在塞爾登地圖上的注記和大英博物館海德筆記檔案裡的詞語表，間接表明他想建立一新語言的詞彙表」(頁100)。簡單地說，海德只是在收集詞語，而非學習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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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所描繪的海上貿易世界
在介紹賽爾登地圖收藏時代的背景以後，開始進入地圖描繪的海上貿易時代。第四章「約翰‧薩里斯與中國甲必丹李旦」，卜正民結束了對塞爾登地圖收藏時代的背景介紹，開始進入地圖所描繪的海上貿易時代。這一章的主角是薩里斯（John Saris），其重要性在於這幅地圖可能就是由他流通到塞爾登手上(下詳)。
英國東印度公司總裁史密斯 (Thomas Smythe) 曾於1609年指派薩里斯擔任東印度公司第八次遠航的指揮官。他於1611年離開英格蘭，沿著印度洋一帶做生意，隔年到達萬丹（Bantam），不久又前往香料群島探尋香料。但實際上，薩里斯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挑戰格勞秀斯所提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立場——如果東亞海域是自由之地，英格蘭就能自由進出該地進行貿易。但荷蘭人並不這麼想，他們佔領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領域後，完全不願意讓英國來此插足他們的地盤。
地圖上端的羅盤。此圖出自《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1613年，薩里斯來到日本平戶港，透過大名，他認識在日本活動的中國僑民領袖兼資深商人李旦。這位來自泉州到馬尼拉闖天下的中國人，在1603年西班牙馬尼拉屠華事件後逃到日本。薩里斯的「丁香號」開進平戶港時，李旦已經是日本南端數百位華商的領袖。當時葡萄牙人已經在長崎經商，荷蘭人則會在德川幕府閉關時定居長崎。李旦和這些外國商人打交道的優勢，就是向他們提供進入中國的管道。然而，英國最初在日本進行貿易並不成功，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23年關閉平戶商館時，館長考克斯（Richard Cocks）留下一筆爛賬，其中許多是李旦所欠的；就連薩里斯當初在東南亞各地透過香料貿易賺取的大批銀兩也都連帶受到影響。
卜正民最後在這章提醒我們，李旦原本想打造一個光明正大的貿易帝國，將荷蘭人、明朝、東南亞串連在一個可以長久發展的貿易網裡，但在1624年宣告失敗。1625年，他在負債纍纍的情況下回到日本並死於該地，結束了這位「中國甲必丹」（註：中國僑民首領）的故事。李旦所留下的或許不是大批的銀兩，而是藉由控制南海周邊的貿易可獲取利潤的觀念。只要明朝不將中國近海之地納入掌控，只要歐洲勢力無法獨佔這個地區的貿易，只要擁有精良船隻、貨物及武器，並掌握該去哪裏做生意，海洋就是一片可開展的天地。但這些落魄的商人並無法預測到未來的走向，無論東方人或西方人都看不出未來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在此，塞爾登或許更有遠見，看到即將登場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國家權力，更精確地說是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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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針圖的秘密
卜正民不僅解讀塞爾登地圖的時代背景，對於地圖內的繪製技法也做了詳細考證，但「羅針圖」這部分過於瑣碎，不大能吸引一般讀者，反而是中國學者對這部分的考證會很感興趣。像是在「羅針圖」一章中，卜正民就找出另一件資料《順風相送》(俗稱《勞德航路指南》[Laud rutter])作為對照證據。1638年，牛津大學校長兼大主教勞德（William Laud）將包含此著作在內的大批東方手抄本贈送給博德利圖書館。這部手抄本的中文封面可能是沈福宗1687年來牛津時寫下，其中四個漢字旁則用拉丁字寫下發音，書名的拉丁語翻譯則是由館長海德完成。卜正民推測，這部書和塞爾登地圖可能是一起來到英格蘭，而在不同時間到達牛津。它們同樣被三股力量帶來牛津：香料貿易、全球海上網絡、學界對東方知識的渴望。
[1] 英文版參見Timothy Brook,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London: Profile Books, 2014)，聯經的中譯本翻譯自此版本。本書有另外一個較早的版本，內容一樣，但副標題不同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Bloomsbury Press, 2013)。中國大陸近年出版譯本，參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劉麗潔譯：《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重返東方大航海時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 Robert 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卜正民的著作雖然比貝秋勒的書早一年出版，但應該知道貝秋勒已經在研究這張地圖，但書中僅是感謝他發現了這張地圖，卻不提研究成果的事。此外，在貝秋勒的新書中，也不見提到卜正民的塞爾登地圖研究。種種跡象顯示，似乎不符合學術互動的方式，顯示兩人對於彼此的研究看法有非常大的出入。有關這點彼此的矛盾，也可以從為對方寫的英文書評內容嗅出一點端倪。Robert Batchelor寫的書評見Imago Mundi 66, no. 2(2014):249-250，卜正民的書評見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67, No. 4 (Winter 2014):1379-1381.
[3] 卜正民(Timothy Brook) 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4] 參見G. R. Toomer為塞爾登寫的兩本傳記，Eastern wisedome and Learning: The Study of Arab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John Selden: A Life in Scholarship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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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第155期，2016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