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
真正說來，是一九六二年的軍事政變，奈溫上台，緬甸才開始了有國家在背後撐腰、毫無保留的緬族化運動。緬族以多元社會為敵的大肆掃蕩，摧毀了殖民時期繁榮經濟的引擎，後續針對國內非緬族群的種族內鬥，也耗盡了這赤貧國家所剩無幾的國庫，而且獨立之初在國際間贏得的聲譽也大半丟光了。
軍政府執政期間，市面上的英文書很少見，但有一本一直買得到，那就是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將軍們之所以容許它在市面流通，想必是它的內容對殖民政權進行高度批判，而且出自局內人之手──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後來以筆名喬治．歐威爾寫作，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在緬甸擔任實習警司。
但緬甸人會調侃地說，歐威爾描寫緬甸的書又不只一本，而是三本，《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1984）更是準確預言了這國家在緬族化政策下的景況。後兩本在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自然從未販售過。登盛上台後政治有所改變的一個明確跡象，是歐威爾的「緬甸三部曲」的後兩部終於在二○一三年於仰光的書店面世，緬甸年輕人爭相閱讀。
就像歐威爾反烏托邦小說描述的，軍政府侵入生活的每一面，不論多麼隱晦或匪夷所思，企圖塑造一黨獨大的緬族國家。
譬如，拿語言來說，這是歐威爾最關心的題材，也是溝通與文化的基本共同點。新的執政當局著手把國內舊時的英文名稱都換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舉例來說，仰光以殖民時期歷史學家命名的費里街（Phayre Street），以及以英國總督命名的達豪斯街（Dalhousie Street），都換上了緬族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標示公車路線的數目字也換成緬文。
在脫離殖民統治的社會裡，重申在地固有文化的現象很常見。蘇丹就發生過同樣的情況，而蘇丹是非洲頭一個跟英國爭取到獨立的國家。
但是將軍們的企圖可不止於此。一個被稱為「國家語文委員會」的新組織下令，英國語文全面撤出學校課程，不得做為授課語言，只能當第二語言來教。更重要的是，將軍們明令，緬族語文是全國上下所有教育體系唯一可以使用和教授的語文，斷然否定了緬甸邦聯內其他所有原住民族使用、教授和學習自身語言的權利。
這麼一來，語文變成緬族化的主戰場，在這個起碼有一百種不同語言，其中包括至少三種特殊語系（藏緬語、孟─高棉語和傣語）的國家，人人都只能講緬語。對於欽族和克倫族來說，緬文簡直和西班牙文或俄文一樣陌生。
以華金斯（Justin Watkins）博士這位緬語專家同時也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者的話來說，數百萬不能使用母語的人，等於是「被褫奪語言權」，後果不堪設想。
一九四○年代末出生，克倫族最能言善道的發言人之一阿倫梭烏（Alan Saw U）說，「這是所有少數民族最氣憤的一點，他們竟不能教、也不能學自己的語言」，簡直是對過去五十年左右的武裝衝突火上加油。
這就好比拿「強迫同化」這把長矛刺入緬甸所有非緬族、非佛教徒的心坎，逼他們接受單一的緬族文化。好似少數民族語言就該被扔進歐威爾筆下的「記憶洞」，連同他們獨特的文化與政治認同一起消失。[1]
老一輩的克欽族悲痛地記得一九六○年代末仰光下達命令，指示克欽語不能在學校裡使用或傳授的那段時光。在克欽族學校裡，中央指派的教師全都是緬族人，他們沒興趣學也不關心長久保存在地方言。克欽邦的學校到處張貼海報，警告「說學校老師聽不懂的語言是無禮的」。結果學生即便是在私底下也不敢說克欽語了。
談到語言受打壓，孟族人的感受最強烈，因為他們自認在文化上比緬族優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區域語系之一孟─高棉語的始祖。當代的緬文源起於孟文。孟族設立平行運作的委員會和志工組成──通常是僧侶──的支援團體持續教授他們的語言，希望能一代代傳下去。這是很危險的志業，成果時好時壞，端看緬族政府隨時的打壓有多強烈。
官方對於非緬族人的差別待遇也讓和孟族一樣的少數民族處於難以翻身的嚴重劣勢，因為無法把緬語說得流利，也就進不了公家單位工作，就某方面來說，這個說緬語、緬族人主導的政府是國家最大的雇主。
一九八九年，緬甸政府繼續在語文方面發動攻勢，頒布了惡名昭彰的「拼音規範法」（Adaptation of Expression Law）。表面上聲稱是為了去除老舊的殖民時期名稱，實際上是更進一步推行緬族化。通過「拼音規範法」之際，軍政府特別感受到以全民盟為主的民主派勢力施加的壓力，而該組織前一年才成立。
這項法律明令更改緬甸地名的英文譯名，可是卻以緬甸多數民族──緬族──的語言來呈現，而不是以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的在地方言來呈現。因此對緬甸的所有居民來說，這些新命名遠不如原本很多的英文拼寫具有包容性，因為英國殖民者通常會仔細記錄他們所聽到的地名如何發音，然後盡可能貼切地轉成英文拼寫。
這意味著原本的英文地名普遍反映了在地民族對地方的命名，但這些現在都被任意廢除了，沒問過最常使用它的在地人意見。於是，緬族改為 Bamar，十四個邦和省的名稱拼寫有八個也改了，造成永久的混淆。
因此阿拉坎變成若開，克倫改成克因，馬圭的拼寫方式由 Magwe 改為 Magway，佩戈改成勃固，仰光的拼寫方式由 Rangoon 改為 Yangon。就如華金斯的總結：「這是把地名大大地政治化了，緬族語言劫掠了他族的語言。」
普遍來說，語言學做為一門學科漸漸從緬甸的大學廢除了。即便某個緬族人想學自己國家裡眾多少數民族語言的任何一種（而非某個克倫族人想學緬語），現在也幾乎是不可能了，因為能勝任的老師寥寥無幾。
一九八九年的法令最令人詬病的一點，是把國家的正式名稱從 Burma 改成 Myanmar。這又是表面上打著反殖民主義的名義所進行的事。
是把國家的正式名稱從Burma改成Myanmar。
這又是表面上打著反殖民主義的名義所進行的事。
（Source:Thomas Bors@Flickr）
一個好聽的說法是這樣說的，因為 Burma 是英國人給這個國家取的名字，為了徹底拋開殖民的枷鎖，這國家應當回歸英國人踏上這塊土地之前的名稱 Myanmar。再者，Burma 僅反映占多數的緬族的存在，因此Myanmar更能代表這國家的所有民族。事實上，就像後來很多人指出的，在英國人抵達之前，Myanmar 和 Burma 幾乎是相互通用的詞。
因此，Burma 一詞從來不是殖民時期的造詞，抱持該觀點者之一的翁山蘇姬就說：「沒徵詢過人民的意見，沒有人可以擅自更改國名。他們（政府）說『Myanmar』意指緬甸所有民族，而『Burma』僅指緬族，這說法是錯的。『Myanmar』是『Burma』的古體字，它就是單指緬族人。我當然偏好『Burma』一字。」
更改國名進一步褫奪了習慣用 Burma 來稱呼緬甸的非緬族群的權利。在這些族群看來，套用某群專家的話來說：「Myanmar及其衍生字是十足陌生的字，只會讓人想起強勢族群的語言。」我認可他們的抗議，所以在這本書裡都用 Burma 這個字。
一如語言成為緬族化政策的工具，教育也是。課堂裡的活動愈來愈以維繫軍方控制為目的，而不是讓孩子學習知識與技能。
結果全國的教育水平在過去五十年來嚴重下滑，這一切是從辦學優異的基督教教會學校在一九六○年代初期被迫關閉，大部分的外籍教師被逐出校園開始。有著堅固的維多利亞紅磚建築的教會學校被國家接管，這些學校現在大部分仍是政府資助的公立學校。
為了終止或降低外國學校在國家教育體系裡的主導地位，拿教會學校開刀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免不了的，只不過始終不見稍微可以媲美教會學校的任何教育單位取而代之，或者說經常毫無建樹。很快的將軍們的野心便昭然若揭，緬甸的教育要達到的目標，遠遠超過根除已經式微的殖民勢力。
[1] 編註：「記憶洞」是《一九八四》中政府機構使用的一種文件銷毀工具，把文件丟進去，「歷史」就消失了。
本文摘自馬可孛羅文化之《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2015年， 緬甸迎來民主化的第一步 但為何今日仍深陷族群矛盾的百年牢籠中？ 曾任《經濟學人》東南亞通訊員的理查．考科特 將為你我說個分明
2015年，
緬甸迎來民主化的第一步
但為何今日仍深陷族群矛盾的百年牢籠中？
曾任《經濟學人》東南亞通訊員的理查．考科特
將為你我說個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