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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聾盲典範到激進的社會份子──課本沒教的海倫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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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洛溫(佛蒙特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 許多美國歷史教科書裡充斥著傳記式的小品文,用以敘述極富盛名的人物(例如《應許之地》裡介紹歷任美國總統的小品文),以及頗富盛名的人物。 這類的小品文本身是不錯的構想,它們介紹的人物能做為學習的榜樣,證明我們能以多種方式改變世界。它們也提供了介紹布萊克威爾和韓絲貝莉這類人物的空間,教科書裡才不至於通篇充斥著男性白人的政治人物。 傳記小品文也敦促我們反思歷史教學的目的:若把發明車棚和改變居家建築空間的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跟簽署了第一個《文官法》(Civil Service Act)的契斯特.亞瑟(Chester A. Arthur)進行比較,誰值得比較多的篇幅?誰對我們今日的影響比較大?又例如,是布萊克威爾的崛起比較戲劇化、還是生來即注定擔任參議員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無論選擇介紹哪些人物必定都有爭議之處,但是教科書除了介紹歷史人物的成就,也應呈現他們獲致成功的歷程。 我們可以對教科書列出的英雄名單一再提出批判,但我關注的倒不是該選擇誰的問題,而是教科書和課堂上是如何介紹這些英雄人物。二十世紀的兩位美國人物很適合作為英雄化個案研究的對象: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海倫.凱勒(Helen Keller)。 威爾遜無疑是一位重要的總統,也獲得教科書的大篇幅介紹,相較之下,凱勒是沒有推動過任何立法、沒有改變過任何科學學科的歷程、也沒有宣戰過的「小人物」。 我調查的歷史教科書中,只有一本登出她的照片,大多數的教科書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提到,但是老師們卻喜歡談她,經常採用以她的生平為榜樣的視聽教材或傳記。這些都是為了確保學生記得這兩位歷史人物的事蹟,但學生卻不一定能從中獲益。 英雄化嚴重扭曲了凱勒和威爾遜(及許多其他人物)的生平,造成我們無法清晰地思考這些人物。 老師經常以盲聾的凱勒克服身體障礙為實例,鼓勵了許多世代的學童。每個念五年級的學童都知道安.蘇利文(Anne Sullivan)曾在凱勒小時候,把供水幫浦的「水」潑到凱勒的手上;至少有12部電影和教學影片是以凱勒的生平為主題,每部都是老題新拍。 麥格羅.希爾出版社(McGraw-Hill)在教學影片中所下的結語是:「海倫.凱倫和安.蘇利文帶給這世界的禮物,是不斷提醒我們周遭世界的奇蹟,以及我們應該感激那些教導我們生命意義的人,因為沒有人不值得被幫助或不能獲得協助,每一個人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協助彼此發揮真正的潛力。」 為了從凱勒的生平汲取出枯燥乏味的座右銘,歷史學家和電影製作人忽視她實際的傳記,把她特別希望我們學習的教訓略去不看。凱勒勇敢地學習說話,但她的聲音卻在歷史中被迫消音,我們無法真正地了解她。 在過去20年間,我問過數百名大學生,看他們對凱勒的生平與事蹟了解多少。他們都知道她是又盲又聾的女孩,大多數記得她有個待她如友的老師蘇利文,以及她學會了讀書寫字,甚至說話。有些人回想起凱勒早期生活中的枝微細節,像是她住在阿拉巴馬州,在遇到蘇利文以前行為乖張、舉止無禮等等。有些學生知道她念到大學畢業,但沒有人知道其後發生的事,對她成年後的生活一無所知。 有些學生鼓起勇氣說,凱勒後來成為「公眾人物」或「人道主義者」,或許代表盲聾人士發聲。有的學生問:「她是不是有寫文章?」或是「她好像有演講?」但都只是臆猜,沒有實際的內容。凱勒出生於1880年,在1904年自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畢業,並於1968年過世。她的成年生活長達64年,忽略這過程或僅僅用「人道主義者」一個詞概括一切,就像是避過不談的說謊方式。 事實上,凱勒是一名激進社會主義者。她在1909年加入麻薩諸塞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Massachusetts),甚至早在畢業前就已是社會激進分子,而且她本人特別強調這「並非」因為該學院的教導。俄羅斯革命之後,她歌頌新共產主義國家:「在東方,有一個新星正在興起!在舊秩序歷經苦難後,新秩序誕生,看啊,在東方,人之子已經誕生!前進,同志們,一起前進!向俄羅斯的營火前進!向將至的黎明前進!」 凱勒在書房的書桌上掛了一面紅旗。她朝社會主義前的左翼漸進,後來加入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也就是遭威爾遜迫害的工團主義工會。 凱勒基於自身的殘障經驗以及對其他殘障人士的關懷,而獻身社會主義。起初,她致力於簡化盲人使用的字母,但很快發覺單單解決眼盲的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她在研究後發現,盲人在人口裡並不是隨機分布,而是集中在低下階層。貧窮的男性比較可能因工業意外或醫療照護不足而失明;成為妓女的貧窮女性,因感染梅毒而失明的風險較高。 凱勒由此得知,社會階層制度控制著民眾在生活中的機會,有時甚至可以決定他們能否看得到。她研究的不僅止於書本上的學問:「我造訪壓榨勞力的工廠、製造廠和擁擠的貧民窟。我就算看不到,也聞得到。」 凱勒成為社會主義分子時,已經是世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但她很快變得惡名昭彰,她改信社會主義的舉動也掀起新的媒體風暴,只不過這次是遭到大加撻伐。原本對她的勇氣與智慧大加頌揚的報紙,現在強調她的殘障。專欄作家批評她無法從獨立自主的感官獲得資訊,因而受到提供她資訊的人影響。《布魯克林鷹報》(Brooklyn Eagle)的編輯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寫到凱勒時說,凱勒的「錯誤來自她在發展上受到明顯的限制。」 凱勒回憶起遇到這位編輯時說:「過去他對我的讚美多到令我羞於提起,如今我公開支持社會主義,他卻提醒我和大眾,我既盲又聾,因此特別容易犯錯。自我遇到他之後的這些年來,我的智慧肯定縮水了。」 她繼續說:「噢,荒謬的《布魯克林鷹報》!他們罹患了社會性視障和聽障,他們捍衛的是令人無法忍受的制度,一個造成許多實際盲聾的制度,而這些正是我們試圖防止的。」 凱勒的晚年大多致力於為美國視障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募款,對於社會需要激進變革的信念一直沒有動搖。由於她是在歷經辛苦的奮鬥後才學會說話,因此她協助成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為他人的言論自由奮戰。 她捐贈100美元給國家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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