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掉到水裡，歷史系的人可能會這麼做

首先，先從老師掉入的「水」來思考。

漢人傳統社會對於「水」可以說是既愛又怕，不單單是農業型態必須「看天吃飯」的特性，許多不慎落入水中死亡的人往往成為鄉野傳說中可怕的「魔神仔（môo-sîn-á）」，為了避免這種具有 super power 的水岸亡靈伺機「掠交替（lia̍h-kau-thè）」，常常可以在各種水域的鄰近地區看到姑娘廟與阿彌陀佛碑的蹤跡，民間信仰中甚至也有專門安撫水鬼的宗教儀式。

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為了能更有效地進行統治，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下採取生物政治學的施政方針，透過一連串的調查（像是 1898-1904 年的土地調查、1905 年開始的國勢調查與 1910-1925 年的林野調查），企圖快速掌握殖民地臺灣的自然資源以及人群結構。其中，以了解臺灣民眾慣習為目的於 1901 年而展開的「舊慣調查」，更可以說是完整地紀錄了清代以來臺灣傳統社會的樣貌。

除了官方主導的調查外，民間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容小覷，像是由片岡巖著的《臺灣風俗誌》便是經典的代表之一。

在《臺灣風俗誌》裡頭，是如此紀錄臺灣人所詮釋的「水鬼」：

臺北下崁莊河邊旁的陳某在某日行走的過程中不慎落入水中，大聲呼救後被鄰人合力救起，經鄰人說明後才得知原來是過去溺水者的亡靈轉換成水鬼，企圖迷惑往來旅客云云。

落水者死……嗎？

清代以前的臺灣尚未發展出一套符合現代意義的游泳學科，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上面論及的「懼水」現象，再來就是缺乏一個直接干預地方事務的國家權力（power）。

日本人來到臺灣後，臺灣總督府為了要破除臺灣傳統社會中「懼水」性格以及強健殖民地學童的體魄，部分公、小學校校方會在炎熱的暑季期間規劃到鄰近的游泳池、海水浴場進行「修學旅行」，此外，在 1922 年「臺灣公學校規則」第 32 條規定：

「體操應依照男女之別授課，並且斟酌相關事項，以及初步的運動生理介紹認識。依照土地的情況，在部分體操交受時間內，從事適宜的戶外活動，並應當教授游泳」

此條文的意義在於，游泳學科「正式被」置入中等學校教育規範當中。至此，各式各樣的游泳比賽、各校「水泳部」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

隨著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廣大的海上戰場讓海軍兵員需求因而大增，為了讓殖民地青年具備水性以利於成為日後海軍徵集的對象；1942 年 4 月在臺北圓山町 147 號（約今日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與酒泉街一帶）成立「海洋訓練所」，主要任務即為鍛鍊青年游泳能力以及基礎海事思想訓練。

另一方面，休閒觀光的推展也是促使臺灣人願意接近水邊嬉戲的原因之一。除了上述的中小學修學旅行外，1920 年代各地開始出現的海水浴場具備票價低廉、交通便利的優點，提供親子共「游」的絕佳環境，根據研究統計，1932 年光是基隆海水浴場的入場人數就高達 23 萬 2045 人，到中日戰爭開打的前一年（昭和 11 年；1936 年），竟已累積了將近快 120 萬的觀光人次。

由此可知，在臺灣總督府的游泳教育以及觀光推廣下，許多青年已經不再如同上一輩那般畏懼接近臨海地區或是水域，透過規格化的游泳訓練以及制度化的比賽規則，殖民地青年不僅在競賽中訓練出強健的體魄，最重要的是，就算掉入水中，也不會那麼輕易的被「掠交替」了。

如果落水不幸死亡了呢？

落水而亡的人百百種，但真正被官方記錄的卻寥寥無幾，比較著名的例子是 1938 年「莎韻之鐘」和 1964 年「怒海義魂」林添禎的故事。

1938 年秋天，位於今日南澳的利有亨社教育所老師田北正記收到了來自日本本島的召集令，就在田北老師要離開之際，臺灣總督府氣象測候所發布了暴風警報，山洪暴漲導致聯外道路泥濘不堪，以莎韻為首的泰雅族少女們為了感謝老師平日的教導，不顧田北老師婉拒，堅持替他揹負行李，希望能陪老師走完最後一段路程。不幸的是在路途中，莎韻不慎跌入滾滾泥水，從此香消玉殞。兩日後，相關的新聞刊載出來，不過當時的新聞標題僅以「蕃婦失足落水」的角度進行報導。

然而，在臺灣總督府皇民化政策的目的下，這件原本默默無聞的落水事件，被刻意凸顯成「泰雅族」少女願意在狂風暴雨中送日本籍「老師」踏上「光榮的征途」的形象，一時間，這位來自宜蘭的原住民少女成為舉國電影、書籍甚至成為了教科書當中的重要角色。可以理解的是，此種現象反應出總督府認為這就是「忠君愛國」應有的形象，並以此作為樣板，透過教育的方式，以期各個殖民地學童皆能成為「愛國青年」。

另一則別具意義的故事發生於 1964 年北海岸野柳，據說是在 1964 年 3 月 18 日，一名臺灣大學政治系的僑生不慎跌入海中，從小救人無數的林添禎在見義勇為的情操下躍入海中，卻遭遇暗礁急流，最終雙雙罹難，眾人為了紀念其忠勇行為，紛紛倡議設立塑像以資紀念。

與「莎韻之鐘」雷同的是，事件發生兩天後官方宣傳報《中央日報》刊載了一篇〈野柳海濱昨發生命案 僑生張國權遭溺斃 漁民勇救同時喪生 臺大同學將捐助林添禎家屬〉的報導，當時僅以「漁民」稱呼這位捨身救人的男子，日後在中國國民黨第 5 組主任張寶樹倡議捐款、救國團的關切下，逐漸成為日後眾人所知的義士形象。

林禎添不僅成為戰後臺灣首位以「義人」名義成立的人物塑像，更被臺灣電視公司拍成戲劇《怒海義魂》、電影《野柳義魂情難忘》以及收入國立編譯館國小社會課文〈見義勇為〉之中，根據研究指出，統治者大力宣傳捨身取「義」的主要目的，除了強化忠孝節義等傳統倫常外，更是要建構出一套讓普通民眾仿效的指導教條。

發現了嗎？

不管是哪個時期的政府，一但發現有政治造勢的可能性，立碑、雕刻塑像甚至是成為課文內的主角彷彿都是很合理的事情。換句話說，就算是受難者是默默無聞的平凡人物，經過了政治考量，都有可能成為宣傳某種「價值」的焦點人物。

所以歷史系所的人會這樣做……

不只是歷史學門，整個社會人文學科時常被冠上「沒有產值」的枷鎖，在強調 KPI 的當代社會裡，甚至可以聽到「學歷史要幹嘛？」與「歷史無用論」的說法。

實際上，歷史學科強調的在於長時間淬鍊後的價值，也唯有從過去開始瞭解，才有可能解決現在很多源自於「人」的問題，用一句很老套的話來講：「那些不了解歷史的人，是無法改善現有環境的」。

到頭來，所以如果是歷史學系的人遇到老師掉到水裡的情境題，在進行史料蒐集、考證之前……最好還是先丟出救生圈再看看老師有沒有辦法自己游上來（說不定人家是水中蛟龍呢），如果沒有，還是趕快打119 比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