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臺灣樟腦進入全球的醫藥產業，進而環遊世界的故事。 上一集在這裡：一粒德國的神奇藥丸，為什麼讓這位中國醫師嘆氣連連？
斯德哥爾摩音樂廳（Stockholm Concert Hall）是一幢著名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建物的正面矗立著一排整齊高聳的希臘式廊柱，宛若千年神廟一般的莊嚴肅穆。
而對於年過半百的海因里希．韋蘭德（Heinrich Wieland）而言，這裡或許真的意味著一座聖殿。從西元 1926 年的落成典禮開始，科學界的至高榮譽──諾貝爾獎，年年都在該地舉行頒獎典禮。能夠走進這棟建築物，接受那面小小的 23K 金獎牌，是許多科學家畢生追求的夢想。直到今天，也仍是如此。
而在 1928 年的冬天，韋蘭德實現了這個夢。踏上殿前的石階，這位畢生投入於化學研究的德國學者，心情想必有些激動。畢竟，是多漫長的道路啊！
三十年的實驗室生涯與學術積累，終於引領他來到這裡。過程中，韋蘭德屢次踏進了人類未曾探掘的知識領域，並且總是在重重迷霧之中，覓得突破的進路──這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典禮開始以前，韋蘭德應該還有一些時間，可以整理思緒。諾貝爾獎向來規定受獎者必須發表一場主題演講，而韋蘭德早已準備好講稿，不到三千字的講詞簡單明晰，全無拖泥帶水，十足的科學家作派。
但是，在這一席講詞之外，韋蘭德恐怕還有更多的故事，沒能說完。假若在走上講臺以前，韋蘭德能夠擁有安靜獨處的十分鐘，他或許會開始回想，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了現在這裡。
韋蘭德與百靈佳
如果韋蘭德閉上眼睛，仔細追溯這場驚奇旅程的起點，他應該會回想到 1904 年──那年他 27 歲，剛剛從當世頂尖的慕尼黑大學取得了化學博士學位，並且通過了德國大學教師的資格考，正準備在學術道路上大步邁進。
然而，在當時的德國大學體制裡面，一個初出茅廬的基層教師，收入其實並不很好。像韋蘭德這樣的學者必須自己找錢，才可能支撐實驗室的運作，維持他的科學事業。
韋蘭德於是與兩家企業簽了合約，擔任技術顧問。其中一間是位於柏林的藥廠，叫 J.D. Riedel，現已不存。另一間則是位於萊茵河畔的Boehringer Ingelheim，這家公司今天仍舊活躍於全球的藥品市場，在臺灣，它的正式名稱是百靈佳殷格翰。
不過，當韋蘭德在顧問合同上簽字的時候，百靈佳仍然只是一間化學工廠，其主力產品則是乳酸──就是你想的那個乳酸。
今天，你能在臺灣喝到各式各樣的乳酸飲料，其實得歸功於百靈佳。19世紀末，他們在一場製造檸檬酸的失敗實驗當中，誤打誤撞找到了量產乳酸的辦法。乳酸作為一種化學原料，於是開始大量地出現在食品、紡織與各領域的產業裡面。百靈佳也因為這個意外的商業機會，而逐漸壯大起來。
原本想開發 A 產品，卻意外搞出了 B 產品，公司因此獲得了豐厚利潤。這故事說來有些奇妙，不過類似的案例在近代世界的企業史裡面，也算是屢見不鮮啦。
無論如何，20 世紀初的百靈佳仍在化工材料的市場上攻城掠地，並且正準備開始投資藥品事業。他們自然需要韋蘭德這樣的科學家，繼續貢獻技術能力。在韋蘭德的時代，所謂「產學合作」，並不需要為了應付什麼奇怪的評鑑而胡亂湊合──科學家得到銀彈支援，企業家享有開發成果，兩蒙其利，實實在在的相輔相成。
由於家族的姻親關係，韋蘭德與百靈佳的互動也比較緊密一些，他在年輕時候所做的研究，也一直與百靈佳的發展方向若合符節。比方說，該公司在 1912 年推出的第一款止痛藥，可能就獲益於韋蘭德在嗎啡方面的技術指導。數年後，韋蘭德研發的呼吸興奮劑「樂百齡」（Lobelin，今天通行的譯名是「洛貝林」），則成了百靈佳在 1920 年代的招牌藥品。
「樂百齡」進入市場後迅速地獲得好評，因為它的急救效用太好了，不管患者是溺水、遭高壓電擊、一氧化碳中毒，都有可能因為這種藥物而挽回性命。特別在當時幾次的嚴重礦災當中，樂百齡成功幫助許多遭難的礦工逐退死神，因此建立了卓著聲譽。
如果你讀過這一系列文章的前篇〈一粒來自德國的神奇藥丸〉，那位中國醫師黃勝白，也曾向他的同行積極引介樂百齡，並且對它的奇效大加讚揚，甚至稱它是「救命必備之品」：
……每每已斷氣之病人，一經注射，復能呼吸，故醫家奉為唯一救急必須之藥……
黃醫師這話說的或許有些誇張，不過你也可以藉此窺見：樂百齡在1920年代的全球藥品市場上，有多麼成功了。
膽汁酸與藥用樟腦
上述故事說明了韋蘭德的早期化學研究生涯，如何與百靈佳協力共進。不過，20世紀初期百靈佳生產的嗎啡與樂百齡都是生物鹼，而真正幫助韋蘭德攀上學術高峰的，則是一種 ph 值截然相反的酸性物質：膽汁酸。
我們回想一下中學生物課裡的「膽汁」好了，就是你的肝臟會製造出來、然後儲存在膽囊裡面的那種液體。如同課本所說的那樣：人類進食的時候，膽汁會跑到十二指腸，裡頭的膽汁酸（bile acid）會協助乳化脂肪，以利分解、吸收──
好了，碎碎念到這裡為止。我們需要知道的是：膽汁酸能夠協助消化系統處理一些不溶於水的物質，譬如脂肪。而假若有其他一些類似物質，人們同樣希望它能藉由膽汁酸的幫助，被身體所利用，是不是也可以模仿上述流程呢？
韋蘭德的答案是肯定的。1916 年，他與他的助手合力寫成了一篇轟動醫學界的論文。這篇文章除了成功釐清「牛膽酸」（taurocholic acid，也是膽汁酸的一種）的成分之外，還給世人提示了一種嶄新的科學概念：透過膽酸的結合，人類有望讓一些原先不溶於水的物質，與腸道裡的膽汁酸相互作用，繼而增加它們被人體吸收的機會！
韋蘭德針對膽汁酸展開的基礎研究，將人類的生理學知識推展到了全新境界。而對藥廠來說，他的發現則意味著龐大商機。但是，不等到其他藥商出手，韋蘭德自己便有了動作。
這位同樣擁有商業眼光的科學家，鎖定的目標是樟腦。這種植物結晶盛產於遠東的臺灣島，長久以來，人們知道它在心血管方面可能發揮的醫療功效，卻遲遲無法克服它不溶水的特性，也就難以作為口服藥用。
韋蘭德明白：自己的膽汁酸研究改變了這個局面。於是他申請了一項將脫氧膽酸（deoxycholic acid）與樟腦合成的專利。與此同時，他也說服百靈佳投資設廠，啟動了膽汁酸的生產。
不過，這一切安排，距離韋蘭德與百靈佳量產樟腦藥物的計畫，為時尚遠。那是西元 1917 年，席捲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仍未打出結果。而受到戰爭影響，德國的海外貨物進口也受到不小的打擊，特別是樟腦。
──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為樟腦是無煙火藥的製造原料，在當時被視為一種軍用物資。而19、20世紀之交，全球市場上的絕大多數樟腦，都由臺灣所製造。換句話說，臺灣產製的樟腦，也參與了當時世界許多地方的戰爭。
現在的問題是：20 世紀以後的臺灣島是日本領土。而在一戰期間，日本與德意志則是不折不扣的敵對國。換句話說，百靈佳很難在那樣的時局當中，取得足夠的樟腦，也就甭談後端的藥物研發與製造了。
這樣消沉的局面，終於在 1920 年迎來轉圜。透過復甦的海運，百靈佳得以從烏拉圭的牛肉萃取物工廠進口大量的牛膽，這確保了他們的膽汁酸來源無虞。而當臺灣生產的樟腦也能夠輸入到德國的時候，百靈佳終於向藥物市場推出了他們的樟腦製劑──也就是前一篇文章提到的「科德孝」（Cadechol）。
如同中國醫師黃勝白的那一席盛讚，科德孝代表的是樟腦在藥物學應用上的全新進展。根據當時中國的一篇醫學報導，科德孝的適應症除了各種各樣的心臟疾病以外，還包括了麻醉藥中毒、腸痙攣等等，甚至連「小兒夜遺」也在它的治療範圍裡面。
承續這樣的成功，韋蘭德與百靈佳繼續推出一些結合樟腦與膽酸的藥劑，並且成功地搶佔市場。藥物方面的實際應用，促使這名科學家不斷在膽汁酸的研究領域裡向前邁進，百靈佳則持續為他提供所需經費與資源。受益於這樣的合作關係，韋蘭德得以專心致志地走在他的研究道路上，並且在人類未能企及的知識領域裡開山闢地，一路走向了科學界的最高殿堂。
諾貝爾獎背後，「產學合作」的美麗故事
鏡頭回到 1928 年冬天的斯德哥爾摩音樂廳。
當觀眾席的掌聲終於停息以後，講臺上的韋蘭德教授攤開了演講稿，娓娓談論起他的膽汁酸研究。這場演講活像是一篇嚴謹的──並且難免有些枯燥的──科學論文，仔細地交代了前人成果、實驗過程、研究發現……
不過，在節奏緊湊的講詞裡，韋蘭德難得設計了一小段的停頓。他談論起樟腦，以及他為百靈佳所開發的科德孝：
……我特別提到這些事情是為了說明：若不是科德孝，我的膽汁酸研究很可能會走進一個死胡同裡。因為，我將不能掌握到那時的研究所需的大量初始材料。
──換句話說，若不是協助百靈佳開發了科德孝，韋蘭德大概也很難獲得足夠的資源來支撐他的研究，繼而向諾貝爾獎的大門叩關了。有趣的是，產自福爾摩沙島的樟腦，也意外地參與在這樁 1920 年代的「產學合作」案當中，並且見證了一座諾貝爾獎的誕生。這或許是臺灣樟腦在那年頭的世界旅行裡，最令人感到驚奇的一頁吧！
海因里希．韋蘭德的諾貝爾獎，或許不是那種克服重重苦難與波折的典型英雄劇碼。但你從中看到的是，一百年前，一個科學家如何與一個企業攜手共進，在商業市場上取得成功，也使學術研究獲得了繼續向前的動力。
「產學合作」的良性循環，理當如是。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的體制，是否協助創造了更多類似那樣的美好關係呢？韋蘭德與百靈佳的故事，或許值得想想。
而假若科德孝的開發再往後延宕五年，韋蘭德教授與百靈佳公司，想必已不用再煩惱福爾摩莎島的樟腦供應問題了。那時候，產自德國的人造樟腦已準備全面接管市場，而臺灣的樟腦產業，則正要開始步入黃昏。
從繁盛到衰微，臺灣島的樟腦產業宛若曇花，只在近代世界貿易的歷史裡一刻綻現。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樟腦王國的島嶼故事，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