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有這樣一個說法：一位史學家就像是一個警探，拼湊著一些當前能見到的供證，推定一連串不復存在的往事，最終斷案、結案。只是身為史學研究者，往往是「X組長眉頭一皺，案情並不單純」，「真相永遠不只一個」。
沒錯，歷史學的真相並不只是唯一，因此歷史學家多以為歷史研究的工作要比警探的工作更為艱辛，不僅常遇到供證不明確、不豐富的情況，甚至時隔百年、千年，證據早已不存在，若能夠推論到一定程度就功德圓滿了。
但我們又何嘗不想當一個帥氣的「毛利小五郎」(誤)，解決一個個謎點重重的命案？是的，就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偵探。
「臺灣小品疑案事件簿」只是房間角落一本破舊的記事本，裡頭貼滿一則則不起眼的疑案剪報。然而記事本主人就像名偵探，透過密密麻麻的筆記，想要挖掘這些疑案背後所蘊藏的可能性；利用歷史學的背景，嘗試揭開隱藏於暗處的兇手真面目。
案起
翻開過去的報紙，疑雲重重的命案，已是尋常事。昭和 14 年(1939)7 月 17日月曜日(星期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的小角落，就有一個篇幅簡單、標題竦動，描述著一件引起各方爭議的案件「変死者の人騒がせ」（引發騷動的變死者）。
死者楊金智是本島人(42 歲，臺灣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所屬臺南車路墘製糖所的社員，於 14 日晚間 7 點，突然重摔在臺南州廳前的兒玉公園，公事包內的東西散落一地，引起來往民眾的圍觀，雖然楊金智立刻被人力車送往最近的榎本醫院，可惜路途中已經斷氣。榎本醫院判定死因不明。
一時間流言四起，死者可能遭到毒殺、可能自殺，在盛夏季節中反而陰風陣陣，透著詭異的氛圍。臺南警察署隨即改請臺南回生醫院診斷，改判死者死於腦溢血。
本案至此終結？
不，雖然在當時已經結案，卻仍留下諸多未解的疑點：
- 死者為何出現在兒玉公園？有人找他去？如何去？
- 臺南警察署為何改請回生醫院診斷，即可改判死者死因？
- 死者突然暴斃於大街上，就是因為腦溢血？造成腦溢血的原因又是什麼？
報導中不曾提過任何隻字片語，背後勢必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祕密，需要被逐一破解。
推案一：案發地點
案發地點將是本案的關鍵。
兒玉公園，即是大正 5 年(1916)正名的臺南大正公園、如今的湯德章公園，由於在明治 40 年(1907)從防火空地豎立起「兒玉壽像」，老臺南人習慣稱為「兒玉壽像園」。
大正公園的發展就如同日治時期其他典型的公園，會以重要政治人物銅像為公園的核心(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公園會成為城市的中心，甚至在重要機關的前方；四周的道路會以此向外呈現放射狀，又在橫縱之間交織成整齊的棋盤狀。
如此將傳統漢人的居住區重新規劃的施政，即是日本統治者推動的「市區改正計畫」。
市區改正計畫中的公園，內部往往存在著許多現代化設施，有點亮路燈的供電系統、演說用的演講台、音樂發表的舞台、傳播資訊的廣播系統等；同時，也具有可以放鬆、欣賞的元素，例如鬱鬱蔥蔥的綠地、植披，或是西式風格的噴水池。公園外部則圍繞著諸多重要的機構建築，例如行政運作的州廳、展示日本統治成就的博物館、尋常民眾所敬畏的警察署等。
以兒玉壽像為中心的大正公園位於臺南州廳前，向外擴散出 7 條道路，從12 點鐘方向逆時針算來是花園町(今公園路)、錦町(今民生路)、末廣町(今中正路)、幸町(今南門路)、開山町(今開山路)、清水町(今青年路)、大正町(今中山路)。
公園內，有具西洋風格曲線的路燈、枝繁葉茂的樹林、青蔥的綠草地，並規劃清晰的路線通往中心的塑像。
至於公園外，圍繞著臺南州廳(今臺灣文學館)、警察署(未來臺南近現代美術館)、教育博物館(今南門路近圓環路段)、赤崁ホテル(Hotel，今大億旅行社位置)、觀測所、勸業銀行(今臺灣土地銀行)、孔廟等，包括著重要的政府機關、私人經營的服務業與漢人的信仰中心。
隨著總督府將計時觀念與星期制度引進臺灣，臺灣人被清楚劃分出上工與下工的分別，下班之後的時間則被灌輸為休閒時間，逛公園成為一種經濟的選項；同時具有政治意涵的塑像、現代化設施、政府機構、博物館發揮起作用，讓逛公園的民眾成為公權力展現的受體，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日本統治=進步性」的宣傳。甚至在空間上，明治 41 年(1908)西部縱貫鐵路的通車，加速臺灣人對休閒娛樂的追求。
換句話說，逛公園是包裝成休閒娛樂的政治宣傳，公園就同時具有休閒空間與公權力展示場域的性質。
死者生前前往大正公園，暫且不論他的目的是要回家或另有打算，就報導描述他來回行走於公園中，可以推測他就算路經大正公園，也要撥時間從事「逛公園」的活動，同時成為臺南州廳公權力宣傳的受體。那麼，他的死與這樣的行為不無關係。
推案二：案發時間
日治時期，臺灣人一天的生活不再只是隨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計時的概念使得水螺的鳴笛聲成為生活型態轉換的象徵，簡單來說，聞笛聲就代表著上班或下班的轉換。
就一個製糖所的員工來看，農場農夫較為規律，夏季 5：30 上工，18：30 下工、冬季 6：30 上工，17：30 下工；製糖工人則因為甘蔗採收後糖分的流失，分秒必爭，多有加班工作的情況，大致早上 6 點到晚上 6 點，或是晚上 6 點到早上 6 點。
根據報導，案發時間為金曜日(星期五)晚間 7 點左右，加上死者為製糖所社員，死前手中還提著公事包，死者極有可能是晚間 6 點下工，並在聽到下班號之後離開製糖所，便直接往大正公園方向出發。
車路墘製糖所，就是今日的仁德糖廠、仁德十鼓文化園區。從車路墘製糖所到大正公園，依據日治時期 1930 年代以後可行的路線，最短要 7.5 公里，大致上沿著高雄縱貫道路(今大同路)，接上開山町三丁目一路到一丁目(今開山路)，這才會到達大正公園。
這樣的路程並不算遠，卻也並不是容易事。
報導中，死者倒下的時間約略為 7 點。但據圍觀民眾表示，死者倒下前曾來回行走於大正公園內。要引起目擊者注意到他散步於公園的行為，勢必已經在公園內待過一段時間。由此推斷，死者在 6 點下班後，至少要在 7 點前 10 到 15 分鐘到達。
推案三：案發過程─交通工具
1930 年代的臺灣，街道上普遍可見人力車、腳踏車、公共汽車、私人汽車等代步工具，交通繁忙，當時稱此現象為「速度時代的來臨」。死者到達大正公園的方式有許多選擇：
- 身為一個薪水不多的製糖所員工，可能會選擇步行，但需要花費的時間大約為 1 小時又 40 分鐘，並不符合死者路程的時間花費，因此可以排除步行這項選擇。
- 人力車雖然是日治初期已經普遍使用的代步方式，但多為中上層人士乘坐，並且在市中心等熱鬧的地區才容易見到，也可先行排除。
- 騎腳踏車在大正 8 年(1919)已經是常見的現象，不論內地人或本島人大多以腳踏車往返工廠與家中。一台腳踏車的價格自 50 至 70、80 圓不等，是一般民眾還能支付得起的消費品，但腳踏車的時間花費約為步行的 3/5，需要將近 1 小時才會到達，因此選擇的可能性較低。
- 私人的「自動車」(汽車)是富有人家擁有的階級消費品；對一般大眾而言可以選擇公共汽車，票價隨著距離有所不同，大概從2. 5 圓到 6 圓不等，花費時間約為 15 分鐘左右，加上等車的時間仍可以在 40 到 45 分鐘內到達大正公園，是最有可能的選項。
以死者可能選擇搭乘公共汽車來看，他願意支付交通費往返於製糖所與市區之間，推斷他的月薪不只足夠支持家中開支，甚至得以另外打算。至於死者如何使用他的餘錢，將與他的身分、生活方式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更是明白案情的關鍵之處。
推案四：案發經過─回生醫院
進行還原現場之前，必須先釐清白金町的回生醫院如何能夠斷定死者的死因，並推翻榎本醫院的判斷。
榎本醫院，由榎本茂醫生在昭和 14 年(1939)開業於錦町一丁目 14 號。榎本茂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是當時臺灣醫學人才培育的重要機構。他在大正 13 年(1924)畢業後，於台北、新竹、嘉義、虎尾等地都曾職業過，最終診所落腳於錦町一丁目 14 號的自宅，即是今日的民生路一段、忠義路與湯德章公園之間。
回生醫院則是兩位本島醫生共同創辦，分別是黃國棟與王受祿。
黃國棟與王受祿都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就是臺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前身，換句話說黃、王二人就是榎本茂的大學長。黃國棟在大正 4 年(1915)4 月畢業後隨即進入臺南醫院內科擔任醫官補，而王受祿則是早黃國棟先於明治 45 年(1912)三月畢業，也同樣進入臺南醫院，成為外科醫官補。
由於兩人為學長、弟關係，又分屬內、外科，因此於大正 6 年(1917)從臺南醫院辭職，共同開設回生醫院於白金町四丁目 17 號(今忠義路二段，成功路與民族路之間，靠近民族路段)施仁術於臺南鄉親。
大正 13 年(1924)，王受祿獨自前往德國フライブルグ大學(弗萊堡大學)留學，翌年便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與杜聰明是日治時期臺灣史上唯二擁有醫學博士學位的醫師；大正 14 年(1925)，黃國棟前往東京日本醫科大學取得日本醫學士學位。
兩人取得學位後，也都回到回生醫院繼續為民服務。可以說，回生醫院囊括了臺南一帶內、外科的權威。
黃國棟於昭和 5 年(1930)，在回生醫院附近開設六安醫院，專門醫治內科與小兒科的病人，被稱為「東漢神醫仲景再世」。
相較於此，王受祿的生平經歷似乎表現得較為豐富，他曾經投入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臺灣文化協會臺南支會要角、臺灣民眾黨中央常任委員。
可以說王受祿在臺南地方除醫術高明受到認同外，也是社會的領導階層，與案發當時醫院開設不久(1939)的榎本茂相比，王受祿更為經驗老道，受人尊敬。
即便如此，警察署為何要將判斷死因的工作交給民間的醫院？
日治時期的臺灣並非沒有法醫制度，但在中日戰爭爆發後(1937)，大量警察署的警察醫被徵調為軍醫，隨軍隊派駐於中國戰場，台籍醫生便成為臨時的法醫。[1]也因此，死者由台籍醫生王受祿診斷，以其聲望自然受人信任。
推案五：殺人方法
姑且相信 46 歲、杏林資歷 27 年的王受祿診斷無誤，死者楊金智確實死於腦溢血。進一步，需要瞭解是誰漸漸將他逼入絕境。先從楊金智在製糖所內的身分地位下手，瞭解他的生活情況。
製糖所的人事組織：所長一人負責製糖株式會社上級交辦的工作，其下有管理工廠各方面的係長(或係主任)數位，再者有技師、技手或管理人員數位，以上都是由日本人所擔任，臺灣人多是勞力付出的農民、勞工，只有少數擁有專業技能者才能擔任社員，即是技師、技手或管理人員等正式員工。
月薪待遇的差別也是職級差距的象徵之一，不只是日台的差別，在臺灣人之間也存在著距離。以製糖工來說，平均月薪約為 31 圓；正式社員，以 1940 年的辜振甫任日糖本社事務員為例，月薪就有 75 圓，是製糖工人的 2.5 倍。根據大正 12 年(1922)的統計，臺南市 16621 戶一年的生活開銷平均約為 476.4 圓，也就是每月 39.7 圓，可見台籍社員與勞工之間的差距，正好是平均生活以上與以下的差別。[2]
再根據明治 42 年(1909)1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調查，上流社會的臺灣人開銷龐大，生活費是下層社會開銷的 25 倍，他們的花費並非提高生活的品質，而是投入阿片的吸食與大魚大肉的宴客中。可見得臺灣人社會階級提升的同時，極可能造成更為明顯的優越感。
這樣的優越感可以表現在飲食上。
台式的飲食，庶民多是簡單的家常菜、小吃，料理方式以水煮、炒為主，減少昂貴的油脂使用，唯有喜慶時才見有肉類的食取；上層社會從自家宅園的辦桌到酒樓的宴會酒席，不僅寄情於酒食，更藉此重新建構身分與名望。
臺灣宴席料理無法避免的是油、鹹與調味，美味度雖然增加，卻也增加了人工的精雕細琢，「口味偏重」總是來台日人對於臺灣料理的評價；日本人每餐基本上是味噌湯或其他湯品、魚肉與豆類、醃漬物以及白飯。與此相比，臺灣料理極有可能就是引發楊金智腦溢血的長期殺手。
優越感表現在工作內容上。所謂製糖所社員可能是技術人員如技師、技手，管理人員如資深的工員、事務員等，不論何者都已經脫離勞動，減少勞力的付出，卻反而容易造成過度飲食的脂類堆積，成為身體中不定時的炸彈。
當職級的上升也代表著職責的增加，社員必須同時面對上級交辦任務，以及接受來自下級的不滿情緒，雙方面的壓力。製糖所台籍社員楊金智極有可能就是在此種情況下，成為「腦溢血」的病下亡魂，享年 42 歲。
結案：兇手推斷
從殺人方式來判斷，楊金智會發生腦溢血，自己必須負起部分的責任，但是楊金智真有選擇嗎？隨著臺灣總督府引進星期制與時間觀念，臺灣人的生活節奏必須循著日本人所訂定的規則走，定時的上工、定時的下工、定時的廣播、定時的鳴笛、定時的班表、定時的休閒時間，彷彿生活中的一切都在當局的掌握之中，也包括每一個人的休閒娛樂。
當公園成為最為經濟實惠的休閒場所，同時也是當局展示公權力、現代性的公共空間，散步或路經其中的臺灣人自然而然成為受體，逐漸營造出「日本統治=進步性」的觀念，生活得像一個日本人，成為許多臺灣人追募的對象。
雖然臺灣人一整天的時間被制度精細的劃分，但許多人忙碌終日的結果，卻仍然生活於平均水準之下，勞工必須加時工作、農家必須忙完工廠忙家中田事，擁有休閒娛樂成為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最大的不同。
在臺日本人受到臺灣人的追募，臺灣菁英的生活又優越於下層社會生活，臺灣階級結構因而產生，不論食衣住行育樂都在這樣的結構下運作：吃得飽後追求吃得好，吃得好後追求吃得精緻；私人汽車要優於大眾運輸工具，大眾運輸工具要優於腳踏車，最差還有步行……
身分地位與生活方式被強烈地印上等號，讓掙脫前一階級的楊金智不自覺得必須在下一階級中盲目地追尋「更好的生活」。不管情願或者不情願，生存於此種社會結構下的楊金智，似乎也做出了最終的選擇。
現場還原
昭和 14 年(1939)7月 14 日金曜日，盛夏，晚間 6 點，車路墘製糖所社員楊金智方才因為臺灣員工績效不佳而受所長訓斥，他帶著一臉不悅準時收拾完公事包，就如同許多員工一樣，下班號響起的當下離開製糖所。
出了大門的楊金智，走到大路上，順利搭上 6 點 20 分開往臺南州廳的公共汽車。車上位置不多，稍微擁擠，但仍是坐到靠窗的座位，只是一路的景緻甚是無聊，就是一整片青蔥般的蔗田。
不久臺南市第一公學校映入眼簾，緊接著開山神社就在前方，代表這班車已經進城，臺南州廳與大正公園將要到達。
一下車，楊金智先是一陣頭暈，想是前幾日在醉仙閣的酒還未退造成的，不想多想，便開始端倪起公園四周的建築模樣。這是楊金智注意到日本人逛公園的方式，他便有樣學樣。
尤其在教育博物館前停留一陣，博物館內展示的各種展品，使得他想起多年前台北一遊，見識到總督府的威嚴壯闊，那樣的屹立不搖不就是當局經營臺灣努力的成果，不禁格外感動，久久不能自我。
一回神，楊金智感到半邊身體的痠麻，沒想到感動的作用力如此之大，甚至開始站不穩、走不穩。忽然他發現手不僅無法舉起，手中的公事包也握不住了。
楊金智未停下蹣跚的腳步，他努力朝向最近的榎本醫院走去，但他到不了。眼前一黑，他便如同爛泥般重重摔倒在地，什麼都再也看不到，唯一閃過腦海的只剩總督府的模樣。
是的，楊金智死前可能仍停留在為總督府現代化建設而感動，但他到死都不會知道，他所經歷的一切，包括他的死亡，都發生在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社會的結構之中，像是空氣般涵蓋他生活的各個層面，卻又渾然不覺。
「臺南廳前猝死事件」
本案終結。
參考資料
1.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九龍：自由出版社，1958。
2.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3.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357-397。
4.林怡芳，〈日治時代蒜頭製糖所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地理研究》第46期(2007.05)，頁1-22。
5.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3期(2008.09)，頁139-186。
6.陳靜寬，〈日治時期公園的設施與都市發展：以臺中公園為例〉，《歷史臺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2010.10)，頁1-30。
7.曾品滄，〈從花廳到酒樓：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公共空間的形成與擴展(1895-1911)〉，《中國飲食文化》第7卷第1期(2011.01)，頁89-142。
8.黃文榮，〈日治時代大日本製糖臺灣工場的人事組織初探〉，《臺灣文獻》第64卷第4期(2013.12)，頁127-166。
9.黃采瑩，《日治時期1895-1945城市公園圖像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
10.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11.柯萬榮編著，《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
12.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13.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14.《臺灣日日新報》
[1] 根據訪問，葉昭渠回憶自己原本是總督府立高雄病院小兒科醫生，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大批警察機關的警察醫被徵調為軍醫，便被派為高雄州警察醫。參見綠杏社，〈臺灣法醫學先輩葉昭渠〉，《綠杏》第30期(1978.11)，頁21-22。
[2] 臺南市居民的平均月生活開銷，由《臺灣日日新報》統計不同花費層級與戶數平均算出。參見〈臺南市の生活費調べ（一年間の）〉，《臺灣日日新報》，1922.06.07，第 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