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政佑（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生）
來到大阪觀光，心齋橋的購物區或新世界的通天閣，往往是遊客必定造訪的景點，而它們也見證大阪作為一個重要商業城市的軌跡。去過通天閣的一樓的人，肯定會對滿滿的小雞泡麵和小雞圖樣有印像，這是日治時期到大阪打拼的臺灣人──安藤百福，所建立的「日清食品」中的重要意象，其中小雞泡麵更是大阪發祥的代表性商品。
大阪的商業發展，可以回溯到豐臣秀吉的時代。雖然織田信長也早已看到大阪在西國地區的交通與地理位置重要性，因而在石山一帶築城，最後卻因本能寺之變的緣故，未能達成。大阪的淀川將京都與瀨戶內海相連結，成為重要的水運要衝。豐臣秀吉看到大阪這個獨特的地理條件，便決定在大阪築城，同時修築運河與河川，將大阪建造為一個重要且繁華的商業都市。
另外，除了交通便利以外，大阪更是許多重要物產的產地，例如河內地方生產木棉、油燈用的菜種油，也在大阪和相鄰各地盛產，物產資源豐富。江戶時期，各藩在中之島一帶設置藏屋，匯集各地來往的物資產品進行交易，成為全日本極為重要的物產交易和物流中心。商人們將產品運送到大阪，匯聚成市場，像是堂島米市場，天滿果菜市場等。
到了德川家康時期，德川家康選擇在江戶開創幕府，但這麼一來，豐臣時期所建立的大阪貿易網絡便無法派上用場，因此只能將大阪的商品藉由海路運送至將軍的據點，來滿足江戶約 100 萬人的武家與町人的胃。當時的大阪來的木棉、菜籽油、醬油等，都在江戶被當成至寶。江戶作為消費市場的同時，大阪「天下的台所」的名號也漸漸廣為人所知。
1868 年鳥羽伏見之戰爆發，幕府軍大敗，擔任新政府重要官僚的大久保利通看出了大阪的經濟重要性，曾建議新政府將首都遷至大阪，但被京都的公家強烈反對，這個建議最終未被採納。江戶改名為東京後，作為日本首都，快速地發展；相較之下，江戶時代的天下第一商業都市──大阪，則因為新政府的經濟政策，例如廢除藏屋敷、幣制改革等措施，反而陷入混亂與停滯。
後來，隨著造幣局、大阪砲兵工廠、堺紡織所等設備與工廠在大阪設置，帶動了大阪新的蛻變。1868 年，日本從香港造幣局購買英國製的機械，在英國技師的指揮下進行工事，四年後造幣局完工。造幣局除了主要的鑄造貨幣之外，也引進西方的會計方式和工場管理與設備。而大阪砲兵工場主要製造大砲、子彈、軍用車之外，也製造橋樑和水道管線。
當時，日本從外國進口棉紡製品的比率不斷地升高，日本國內雖然有產棉紡製綿，但品質不若外國製品，單價又貴，於是成立了大阪堺紡織所來解決此一困境。除此之外，大阪紡織（現在的東洋紡織）在 1883 年設置營業，由華族們──前田家、毛利家、蜂須賀家等，加上大阪的在地實業家──藤田傳三郎與松本重太郎等共同出資成立。
大阪紡織從英國引進高價格的機器，透過大規模生產帶動利潤提升。明治 20 年代初期，日本具備一萬紡錘生產力的紡織公司共 12 家，其中 7 家就設立在大阪，可見大阪紡織業的重要性。也讓大阪被稱為「東洋的曼徹斯特」。
1900 年代，由於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日本景氣劇烈變動，有過多次的起伏，在 1907 年，大阪府工業產品的生產值達到全國第一。在商業的部分，隨著明治中期經濟大幅度的成長，同時期，大阪府股票交易所的有價證券成交量中，大阪的國債成交量總額為全國總值的 93 ％以上，是東京的 14 倍。
而說到近代大阪經濟的重要推手，就不可忽略大阪商工業者的恩人「五代友厚」。五代友厚推動了大阪股票交易所和大阪商法會議所的設立，他同時也被選為大阪商法會議所的第一任會長。大阪商法會議所是政府當局的重要諮詢機關，常發表相關意見或報告，進行各種調查研究，協助舉辦商業交易的介紹與紛爭等仲裁博覽會講習會等，對商工業發展的影響力可謂重大。
進入大正時期，大阪產業發展產生戲劇性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交戰國的生產力減退，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仰賴其他國家的外來進口。而這樣的需求也刺激大阪的生產量。尤其，棉織品相當缺乏，讓大阪的棉紡織產業有了更多進軍國外的可能，譬如當時的中國、印度等都仰賴日本的棉織品進口。
大正 9 年、10 年時，大阪的棉紡織品生產總額，大幅超越過去的第一名──愛知縣，成為名符其實的東洋曼徹斯特。另一方面，大阪其他產業也進入過去未曾有的佳境，像機械產業和鋼鐵材料工業等因外需激增，在大阪砲兵工場的指導下，非常活躍地發展。其他產業的興盛，像是：化學工業、金屬工業、火力發電等，讓過去被稱為「水之都」的大阪，變成了工業大城「煙之都」。大阪的工業也遠超過東京與愛知，成為日本第一。
大正時期雖然美好卻也埋下後續變調的種子，像是物價暴漲（大正 7 年的米騷動事件）以及戰後經濟恐慌的來襲，大正末期許多先前急速擴張的工場開始吃不消，接連關門，勞工遭到解雇等，造成失業的浪潮來襲；快速發展的工業也使得大阪的空氣污染也越來越嚴重。
如此蕭條的景氣延續到昭和時期，全國不少銀行面臨到停業。銀行的休業重創大阪產業交易，股票、砂糖等交易所一時之間也面臨停業。金融恐慌的結果，使得金融資本集中化，大阪的銀行從大正末期的 53 家銀行，減少至 28 家。
不過滿州事變以後，因為軍需工業的需求大增，使得金屬、機械與化學等相關產業有了新的商機。在這些因應戰爭時局的的相關產業急速地成長，反而民生產業的重要性遭到忽視，民生產值明顯地衰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原物料的不足，大阪的軍需產業也開始衰退。並且接著幾次的空襲，大阪許多的基礎建設遭到嚴重的打擊，遍地猶如荒野一般。
戰後，變成廢墟的大阪再次因為韓戰而帶動相關的產業復興，像是礦業、金屬產業、機械產業等，此後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大阪的產業振興仍是緩步，直到 1970 年，日本舉辦大阪萬博會，日本經濟超高度成長，當時的大阪工業出產量又回到全日本第一名的寶座。隨著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的來臨，大阪的經濟也不可避免受到影響，發展面臨停滯與失業率上升等困境，如何產業再生，也將考驗著這一座有著悠久商業傳統的城市。
而如果在大阪走訪到鶴橋的話，會逐漸發現這個地方的廣告看板多了許多韓文，而且韓式料理店也相繼林立，有種到了韓國的錯覺。在大阪產業現代化發展的背後，當然有著不少勞動者的付出，在這當中尤其需要提到「在日朝鮮人」。
在日朝鮮人是指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包含現在的南韓與北韓）時，飄洋過海抵達日本的朝鮮人。雖然從 19 世紀末期，就已經有朝鮮人前來日本留學或工作，但尤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赴日的朝鮮人為多。
日本殖民統治下，不少朝鮮人生活艱困，不少人為了生活而告別自己的家鄉來到日本，而日本當時也因工業化，而需要大量勞工。其中，大阪是當時全日本最大的朝鮮人居住地，在日朝鮮人居住在大阪的比例，從 1915 年的 10％，到了 30 年代則攀升到 30％。早期多是青壯年的朝鮮男子隻身赴日工作，到了後來則是整個家族遷移到日本定居。
由於人力需求，大阪工業相關公司也派人至朝鮮招募工人，以攝津紡織木津川工場和東洋紡織為例，在 1910 年代就前去濟州島招募勞工。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好景氣，讓赴日的朝鮮人數大幅增加。因應這樣的狀況，當時便規畫航線連結大阪與濟州島，也就是知名的「君が代丸」。1920 年代後半到 30 年代前半，搭乘「君が代丸」，從濟州島到大阪的朝鮮人，一年約有 15,000 人到 20,000人。
至於前往大阪的朝鮮人勞工，以到工場工作者為。1920 年代後半，大阪周邊地區的中小型工場中，便開始出現朝鮮人勞工，主要在化學工場、金屬機械工場以及紡織纖維工業等。女性朝鮮人勞工最多從事紡織工，尤其集中在泉南地域，居住在工場宿舍或「朝鮮町」。
朝鮮女紡織工們的勞動條件非常惡劣，工場排班是一天兩班制，長時間的勞動卻僅有非常低廉的工資。另外一個主要的工場位於包含鶴橋的東成區一帶的橡膠工場，橡膠工場在當時被視為危險且骯髒的工作，工場主們大都希望能夠雇用薪水比日本人便宜的朝鮮人，朝鮮移工可說是支撐著大阪的橡膠工場。而找到工作的朝鮮人也會透過關係介紹更多同鄉的人進來工作，也因此東成區成為重要的在日朝鮮人居住地。
在日朝鮮人並沒有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離開，儘管當時有不少朝鮮人想要回朝鮮半島，但因為在日本的生活仍是貧窮，沒有回國旅費，因此只好繼續在日本工作。再加上戰後日本政府在在日朝鮮人的回國政策上，並沒有給予他們國籍選擇的權利，而是採取兩極化的處理方式，對於日本國有益的在日朝鮮人可以歸化為日本人；但貧窮或犯罪的在日朝鮮人則使其回國。另一方面，韓國對在日朝鮮人的回國政策也是相當消極。於是，在日朝鮮人就這樣繼續在夾縫間尋求生存之路。
不過，在日朝鮮人中有部分的人士也成為舉足輕重的企業家。像是 MK 計程車公司的創立者青木定雄（俞奉植），慶尚南道人， 1943 年時到日本，白天在軍需工場工作，晚上就讀夜間部，後來去立命館大學唸書，可惜肄業。在 1960 年時經營計程車公司，青木定雄要求計程車駕駛在迎接客人時，不要用自動門，要親自下車開門迎接，向客人親切地打招呼。如此與其他計程車做出區隔，也讓 MK 的名聲更加響亮。
在日朝鮮人作為殖民統治下的產物，對於不少日本人或在日朝鮮人而言，這是一個見不得光、需要隱藏的身份。萬一曝光，可能會招致不少的差別待遇和歧視。手塚治虫的一部漫畫中，就塑造了一位原姓趙，日本姓為森山的歸化朝鮮人，在公司擔任董事，他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在日朝鮮人，反而歧視其他在日朝鮮人，以顯示自己屬於「日本人」的一群。
雖然，年輕世代的在日朝鮮人有些已願意勇於表露自己是在日朝鮮人，年輕日本人也不再認為在日朝鮮人與一般日本人有所差異。可是在日朝鮮人的存在，確實引來一些日本人的仇恨與差別待遇，他們誤以為日本政府給了日朝鮮人許多特權，也常認為日本社會的重大犯罪多是在日朝鮮人所造成，擾亂日本社會秩序，甚至有的還會攻擊在日朝鮮人聚集的區域或學校，抑或是在網路上散佈對在日朝鮮人的仇恨性言論。
在大阪商業近代化的光明面背後，有著不少勞工的默默付出，在這之中更有著為數不少的在日朝鮮人也貢獻了一己之力。在日朝鮮人作為殖民的印記，至今在日本社會中常被視為異質的存在。透過這異質的存在，我們也可以思考在日臺灣人的處境又是如何？甚至是跨越國別的思考，以人權為基礎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