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傳統戲曲的讀者，肯定對「胥吏」這個詞不陌生。「胥吏」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官員的指揮下，處理政務的低階辦事人員，也就是古代的公務員。
一般胥吏常給大眾市儈、貪小便宜，甚至仗著官員的勢頭欺壓百姓的印象。明清時期就常常出現這類諷刺胥吏的戲曲，但在明清之前，大眾又對胥吏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這必須從的中國官僚制度說起。大家時常掛在嘴邊的「官吏」，其實包含兩種不同的身分。官府內的各式辦事人員大致可分作「命官」、「屬吏」、「卒」這三大類。以《包青天》這部戲劇來說，包拯就是「命官」；而隨侍在側的王朝、馬漢則是「屬吏」；至於在廳堂上拿著棍子喊：「威～武～」的人員則是「卒」。
「命官」顧名思義，就是指朝廷任命的官員。這類人事命令多出自中央政府，不得世襲、流動率極高。命官是官府中的老大，「屬吏」和「卒」都要聽從命官的指揮。「卒」的本質是老百姓，他們多半是因為要定期替政府無償勞動（徭役），或是背負著罪犯的身分才在官府中服務；屬吏的職責便是監督「卒」，他們多享有津貼，屬於政府正式編制人員。而屬吏正是我們一般俗稱的胥吏。
兩漢時期，「官」與「吏」在字義上並沒有太大分別。上至宰相下至縣令，都可以稱為「吏」；另一方面，縣、鄉之類的小吏也能用「官」通稱之。
當然，會如此混稱並不代兩者在執掌上沒有區別。根據尹灣漢簡等出土材料，「吏」在兩漢時期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爬到「官」，朝廷也有不少大官就是基層的胥吏出身。
《漢書．朱邑傳》記載 ：宣帝時期，官至財政部長（大司農）的朱邑，早年曾任舒（縣）桐鄉的嗇夫。朱邑在臨死前對著守在病榻前的子孫說：「我曾是服務於桐鄉的公務員，當地的百姓都很愛戴我，請務必將我葬在桐鄉啊…」（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
如果當時「胥吏」真的那麼卑賤又受人輕視，一個官至「九卿」的中央大員，絕不會在臨死前透露自己早年的胥吏身分。由此可知，胥吏在漢代並不是受人唾棄的官員，反而是成為大官候補的潛力股。
漢代的官吏選拔多半只看才幹，不看門第與資歷。因此當時「官」與「吏」之間並未有明顯的鴻溝，人才多能流通。
但這個局面一直到漢末魏晉時期開始出現了轉變。
漢末以來，門閥制度逐漸成形，「官」與「吏」之間開始出現明顯的區別。「官」始終為熟讀經書的士人集團把持，庶民甚難經由胥吏一途經年累遷至「官」。而「清官」這類錢多事少離家近的要職通常由貴族子弟擔任，但政府組織若只靠空談老莊是無法運行的，還是勢必要有通曉法律的人來處理公文。於是這些貴族眼中低賤、耗腦力的工作只好交由胥吏來執行了。
漢代的法律規定，官、吏若是犯錯皆須接受杖責，但隨著儒家思想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刑不上大夫」逐漸成為時人的共識。因此，棍子只會朝犯錯的胥吏身上招呼，使得胥吏不僅上班壓力大，又有挨板子的危險。但在這些儒生眼裡，反正別人家的兒子死不完，儒生們就愈加瞧不起胥吏了。
唐宋時期，出現了「流內官」、「流外官」兩種體系。「官」、「吏」在體制上開始分流，與上述杖責處罰對象的改變，都更加深了兩者的身分差別。據《舊唐書．張玄素傳》載：活躍於隋唐的士人張玄素，在太宗時期陞遷至三品官。在一次晨會上，老闆唐太宗隨口問起他的工作履歷（歷官所由），張玄素支支吾吾地回答他早年曾擔任過令史之類的胥吏。
說出自己的黑歷史後，張玄素面如死灰，晨會結束告退時還差點腿軟（甚以慚恥…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與漢代朱邑的故事相比，胥吏的地位在唐代更是一落千丈。
造成胥吏地位下降的原因，除了儒學逐漸在知識體系中居於主要地位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分工的專業化。
在過去，要成為胥吏的門檻較高，因為胥吏們通曉律令、公文書寫的能力是被當作「家學」傳承下來的，一般人沒有機會習得。（甚至還會有人開班授課，教授此類專業知識，例如秦代主張的「以吏為師」）但隨著國家頒布的法令愈加繁雜，官府業務的分工也隨之變得細瑣。
工作內容更容易掌握，對胥吏的要求當然就不如以往；再加上民眾的文化水平逐漸提升，政府毫不費力就能找到有能力擔任胥吏的人。由於不愁找不到人，自然不會提高薪資來吸引民眾進入胥吏體系——政府甚至盡可能降低胥吏的薪資，來應付政府組織擴大但人事經費不足的困境。
胥吏為了維生，只能用職務之便向百姓索賄。明清以降，胥吏的地位與形象來到了最低點——百姓稱呼這些胥吏為「無賴子」，士大夫的態度則是「奴隸使之，盜賊待之」，完全沒有把他們當人對待。
胥吏的歷史淵長卻又備受爭議，一方面他們是國家政令的基層執行者，要處理官員不擅長的法律業務；但另一方面，隨著時代變遷，素質不一的胥吏也逐漸為人所輕視。
因為史料較少，過去的歷史研究低估了胥吏的影響力。事實上，他們與奉行儒家信條的官僚集團保持著一種權力平衡，兩者都為統治集團所倚重。現今我們若要研究中國政治制度、法制史、社會史，胥吏可以說是不容忽視的研究對象。
參考資料：祝總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