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紹恩
一提到艋舺、萬華等，大家現在首先會想到的，大概是龍山寺附近群聚的遊民吧？而回顧艋舺（今萬華區北半部）的歷史可知，無家可歸者（the homeless）與當地的深厚關連其實由來已久，特別是乞丐。
最為人所熟知的，大概是大正十二年（1923）由施乾（1899-1944）創立的乞丐收容所——愛愛寮。不過，無家者與這座河港城市的歷史淵源，並不是從日治時期才開始，至少可以上溯至清道光年間（1782-1850）創設的乞食寮。
簡單地說，乞食寮是指無家乞丐的棲身之所。各地乞食寮的起源不盡相同，有的是乞丐群居自然而成的生活空間，或是有人自費投資創設的收容設施。無論如何，乞食寮通常都設有一位管理者，官方稱為「丐首」，俗稱為「乞丐頭」；相對應地，住在乞食寮的乞丐則有「歸頭丐」之稱。
在清代艋舺，這樣的乞食寮有兩座──位於龍山寺旁的「頂寮」和啟天宮（料館媽祖廟）附近、較晚創立的「下寮」。這兩座乞食寮在收容人數上是臺北地區最多的，設立時間上也較早。
乍看之下，乞食寮彷彿旨在收留無家乞丐，然而，這與今日不以營利為宗旨的收容中心是一樣的嗎？
或是我們更具體的提問：清代臺灣的乞食寮，是不是一種不求回報、單純以救助無家者為營運目標的慈善事業？
以艋舺為例，首先從丐首的收入來看。若以《武狀元蘇乞兒》這部香港電影來看，可能會讓讀者下意識地將「丐幫幫主」與丐首畫上等號，或是認為丐首就像周星馳所飾演的蘇察哈爾燦，本身也是一名乞丐。
雖然歷史上確實不乏這種由乞丐出任丐首的情形，不過，艋舺的丐首從設立之初便不是乞丐出身——他們不僅不以乞討維生，甚至富裕到可以放高利貸、經營當鋪的程度。日治初期（1906）的調查發現，下寮丐首黃俊的家中有女婢等家僕，夫妻二人甚至經常吸食鴉片，生活極盡享受。
讀者在驚訝之餘，或許很快就會想到一個問題：艋舺丐首的家境之所以這麼富裕，究竟是他們在擔任丐首以前就已家財萬貫，或是丐首的收入，致使他們成為鉅富？
這個問題可能沒有正確解答，但根據日治時期的調查至少可以知道，丐首一職確實有利可圖。
一位調查者便曾寫道，丐首自願從事管理乞丐這種「一般人所不齒」的職業，原因並不是出於「慈善的真美精神」，而是看上丐首的「奇妙收入」。當調查者試著向丐首詢問其收益來源時，「則其回答必曖昧模糊。」不禁令人好奇，丐首不欲說明的收益來源，究竟是什麼呢？
前面提到的放貸業，其實就是丐首的收入來源之一。除此之外，丐首一職的收益還包含「牽豬哥」、「收眠床稅」以及「貼葫蘆單」。
據說因為牽豬哥被視為賤業，無人經營，於是成為乞丐的專業。當養豬戶需要公豬配種時，丐首便會派遣屬下的乞丐，將自己出資飼養的公豬趕去交配，以換取酬勞。酬勞的五分之一交給乞丐，丐首則可享有絕大部分的收益。1906年的調查顯示，下寮丐首黃俊飼養了五頭公豬。
收取眠床稅或說寢台稅，即乞丐住在乞食寮按月繳納的住宿費用。如果乞丐住進乞食寮需要繳納有如房租的規費，那麼乞食寮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非營利的慈善事業。不過，也有調查者指出乞食寮不收房租，否則與旅舍沒有分別，而且若丐首收取租金，乞丐便可來去自如，難以妥善管理。
貼葫蘆單。商家在每月的初一、二日及十五、十六日兩期，有施捨乞丐的習慣，即所謂的「打店面」。這是商家為避免乞丐徘徊於店家門口、進而影響生意的因應措施。依照慣例，在每月這兩期，丐首的副手（為乞丐的一員）會率眾到各個店家收取費用，返回乞食寮後再作分配。
不過，也有商家不喜歡「打店面」這種按月繳納的辦法。或許是連乞丐們每月兩次的來訪都難以容忍，這些商家寧願在每年年末直接支付丐首一筆費用，使其約束屬下的乞丐不要滋生事端，擾亂商家的安寧。丐首收下費用後，便會在店家貼上葫蘆的圖記，以警告乞丐不得隨意接近。至於選擇葫蘆圖樣的原因可是因為，葫蘆是乞丐守護神——鐵拐李的「註冊商標」。
值得一提的是，「貼葫蘆單」並非臺灣特有的慣習，在晚清及民國初年的中國城市也十分常見。這種為處理乞丐問題而被迫作出的貢獻，可稱為「丐捐」或「丐稅」。雖然沒有任何正式的法律條文為這種變相的徵稅背書，但丐捐卻是清代至民國城市裡商家和部分居民不能免除的稅款。也因此，丐捐被學者形容為「街頭的社會契約」。
由此看來，光緒五年（1879）艋舺頂寮與下寮的地盤糾紛，或許就能夠定義為丐捐徵收範圍的爭奪。起因於兩方丐首在彼此的管轄範圍上意見分歧，因無法調解紛爭而互相控告，致使地方官員必須出面確立兩寮的管轄範圍。
這則小故事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訊息：乞食寮似乎各有地盤──至少在艋舺是如此。此外，還能更進一步思考，如果乞食寮只是一項旨在救助無家者的慈善事業，那麼該怎麼解釋兩寮丐首「爭管地段，互相稟控前來」的行徑呢？
也許，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乞食寮的「地段」意味著該丐首能夠理所當然徵收丐捐的範圍。乞食寮的地盤糾紛，或許反映了爭奪地方利益的現實問題。
接著，從丐首的產生方式來看，光緒五年（1879），地方官員正式頒發許可證給艋舺頂寮與下寮的丐首。在此之前，兩寮的丐首均屬私設，是由當地各個郊鋪共同推舉產生，並未得到官方的核可。
光緒五年後的艋舺丐首，改由地方人士推舉人選，再經由官府同意後任命。地方官會核發「諭戳」（圖章）給丐首作為憑證。然而，1906 年的調查報告卻也明確指出，艋舺頂寮與下寮的丐首均為世襲，其中，「艋舺頂寮丐頭林俊已世襲五代，下寮黃俊已世襲四代。」用今天的話來說，艋舺頂、下寮丐首可謂家族事業。
如果丐首的產生方式實際上是以世代承襲為主，那麼，前面提到的「各郊舖公舉」或是後來「由官給諭」的丐首任命程序，看起來就只是為了追認繼承者的正當性。
從丐首一職有利可圖，並可世襲擔任這兩點來看，實在難以認定乞食寮是旨在服務無家可歸者的慈善事業。
最後，從丐首與乞丐的關係來看，在清代臺灣，官府基本上將管理乞丐的責任交由丐首負責。因此，當乞丐犯罪時，官府不會直接向其問罪，而是責罰負有管理之責的丐首。官府對丐首的責罰，輕則訓誡，重則施以笞刑，也就是抽打背部或臀部的刑罰。
為了避免屬下的乞丐滋生事端，間接讓自己受到牽連，有的丐首會抽打抗命的乞丐，甚至會挖削他們的眼球或斷去腳筋。官府對於丐首的處置方式一般不會過問，默許丐首對乞丐掌有生殺大權。
不止如此，當乞丐挨餓或生病時，丐首基本上不會加以支助。丐首的說辭之一是鼓勵乞丐要勤於工作，但調查者對此評論道：「其實乞丐頭無慈善心，顯然可見。」如此看來，乞食寮的運作情形與一般對慈善事業的想像，可謂大相徑庭。住在乞食寮的乞丐們，似乎只能謹慎行事，自求多福。
丐首與乞丐的關係近似於主僕關係。乞丐稱丐首為「頭家」，丐首則稱乞丐為「乞丐腳」，而腳字有弟子、手下的意思。至日治時期，丐首對乞丐施以私刑的權力，雖已不被政府所認可，但是丐首的命令依舊無人敢抗拒。丐首及其屬下乞丐之間，仍然存在著「宛如一家人中的主人與子弟輩的關係」。
綜上所述可知，艋舺的丐首不僅有利可圖，而且還能透過世襲傳承，確保在乞食寮的經營管理中所獲得的利益，可以長久地延續。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寮中乞丐並未受到合理的對待，與管理者爆發衝突時甚至會有性命之憂。
與其將清代艋舺的乞食寮視為無家者的庇護中心，倒不如說是：有心人利用乞丐對居住以及商家對安定環境的需求，成立的一項經由官方特許的營利事業。
丐首似乎是有意識地利用乞食寮，組織無家可歸的乞丐，進而利用這群能夠引發公眾恐懼的無家者，來謀取諸多利益，例如向商家收取保護費，或是乞丐的管理費用等。
史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曾提到，清代的乞丐運用「污染」（contamination）及「破壞禮儀」（ritual sabotage）這兩大武器，行使「乞丐的社會恐怖主義」（social terrorism of beggars）。中國城市史學者盧漢超認為，孔飛力所說的污染，指的是乞丐將自身殘疾展現在公眾之前；破壞禮儀，則是指乞丐為了求取施捨而出現在婚喪節慶的場合。
盧漢超指出，在難以指望國家幫助的情況下，乞丐們的組織，有助於在乞丐內部取得某種程度的公正和安定，同時增加他們對外乞討的機會與應付外界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乞丐的幫會與中國城市裡的其他社會組織，諸如商會、同鄉會、同業公會等，並無不同。」
讀者看到這裡，或許會感到納悶：文中出現的在寮乞丐，真的是所謂的「弱勢」嗎？比起「弱勢」，他們是不是更像一群協助丐首收取保護費的幫派嘍囉？
或許這不是需要過於深究的問題。相較之下，更重要的應該是，我們對於普遍被歧視的無家者的認知是否足夠公允，對他們的歷史理解又有多深。
先有理解，而後才有反思的空間，從而意識到自己是否因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產生偏頗的觀念。歷史是這樣，或許套用至當代社會的課題也是如此吧。
參考書目
- 王詩琅，《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卷三）》，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六卷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5-19。
-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六卷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47-255。
- 侯德鐘，〈乞丐的狀況〉，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六卷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4-51。
- 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