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士林劍潭抽水站旁邊，有一座名叫「天德宮」的土地公廟。這座廟有兩個特殊之處，除了配備升降功能以防止淹水外，也收容了許多「落難神明」。
所謂落難神明，指的是曾經被供奉，但後來遭丟棄的神像。這件事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畢竟在信仰和人們生活緊密的臺灣社會中，無論丟棄或損毀神像都是一項大不敬的行為。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使得信徒竟然甘願冒遭天譴的風險丟棄神明呢？
其實這牽涉到 1980 年代風行臺灣社會的賭博遊戲：大家樂。
1980 年代，對於早已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的臺灣來說，經濟成長更加快速，國民所得也持續提高。在人民生活普遍富足後，便有閒錢可以從事娛樂活動或進行投資。
其中，部分希冀以小搏大的民眾，除了緊盯螢幕上的股票行情外，更多人選擇的是投入「大家樂」這種帶有賭博性質的金錢遊戲。
大家樂是種依附在「愛國獎券」底下的猜數字遊戲。發行於 1950 年的愛國獎券，原本目的是為了替國家增加收入，不過到了 1980 年代，業者為了促銷自家的愛國獎券，祭出一項經營手段：只要玩家手中票券的最後兩個號碼與第一特獎末兩個數字相同，就能獲得贈品。
新型態的經營方式，果真帶動了愛國獎券的購買熱潮。只不過，這種經營方式流傳到臺中一帶後居然變質。為促銷自家彩券，業者不斷增加獎項，最後竟演變出以愛國獎券號碼為賭注的遊戲。
求神佛、問明牌、願發財
許多抱著一夜致富夢想的民眾，就隨著這股風潮，捲入瘋狂的數字遊戲中。於是，每每在愛國獎券開獎前，就會發現賭徒開始找「組頭」簽「牌支」。每支單價因應簽賭人身分、地位或各地區習慣，以及各種簽賭類型而不同，從最低 100 元到最高 7,000 元都有；至於玩法，最常見的「特尾」是指中了獎券開獎號碼的最後兩個數字，其它尚有「媽媽樂」、「火車籠」等各種玩法。
為了贏得高額的獎金，玩家們便四處求神拜佛找「明牌」。一時間，「時事牌」、「股票牌」，甚至連公務人員的公文號碼，都成為簽賭號碼的出處。像是時任省議會議員的廖泉裕就曾提過，在愛國獎券第 1166 期時，他的某份公文文號是 4845，結果有人拿 45 號去簽賭，最後居然中獎，之後這個人每次遇到廖泉裕就會問他的公文字號。
不過，最常見的方式還是求神問佛，無論正神或陰神，都是賭徒詢問的對象。有趣的是，或許心理上認為正神不會幫助人們得到意外之財，因此普遍來說，有應公、姑娘廟等陰神反倒成為玩家們較常祭拜的對象。
若是中獎，賭徒會以各種方式答謝神明，可能將神像請回家供養，也許打面金牌送給神明，甚至邀請脫衣舞團到廟前演出，無奇不有。然而，若讓賭徒「槓龜」，神像的下場通常是被惡意丟棄，嚴重者還可能面臨破壞或燒毀的命運。像是收容了六千多尊「落難神明」的臺中黎明幼兒園園長林金連，便有一尊被砍斷手腳並毀容的濟公神像。
風起雲湧的社會、浮躁不已的人心
只不過，讓人好奇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氛圍，讓人們膽敢做出這種冒犯神明的舉動呢？
事實上，接續 1970 年代末剛結束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隨之而起的「臺灣意識論戰」，臺灣社會在 1980 年代的抗爭運動相當興盛。這些因素均造成既有體制和思想逐漸鬆動的現象，或許也連帶動搖了人們對宗教的信仰。
在追求發財的集體狂熱心理催化下，當部分人的願望無法達成時，神明、神像便成為賭徒宣洩不滿情緒的代罪羔羊。可以這麼說，落難神明不僅反映出大家樂的賭博現象，可能也暗示著 1980 年代社會劇烈變動時人心之浮動。
大家樂所造成的種種荒誕現象，總算在 1987 年愛國獎券終止發行而結束；巧的是，這一年臺灣解嚴，社會進入更開放多元的時代。不過賭博並未因大家樂結束而終結，反而促使賭徒加入香港的六合彩，或是發展出更多賭博形式。
例如，當時流行一種名為「高速樂」的賭博，每位賭徒必須先搭載遊覽車，接著在 00 到 99 之間選一個號碼，然後等待該輛遊覽車在高速公路上連續超車超了 5 輛後，第 6 輛遊覽車車牌的後兩位數字即為中獎號碼。如果連這樣都可以賭，那麼之後的職棒簽賭或者賽鴿簽賭等等，就不足為怪了。
透明的博弈、隱微的慾望
回顧戰後臺灣的博弈史，從曾經出現的愛國獎券，到現在的大樂透、運動彩券等等，除了反映政府因應國家財政需求的配套措施外，部分彩券也帶有將博弈合法化以遏止人們沉迷賭博之目的。然而，無論政策如何改變，只要人無法控制對金錢的慾望，或許，神龕上的神明仍將持續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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