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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賭博還是運動?曾經席捲上海、蔚為風潮的休閒「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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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狗是運動還是賭博?

跑狗現在雖不像賽馬般熱門,但曾是英國、上海等地最時髦的運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寧副研究員,透過史料分析跑狗文化的形成,探討跑狗對於近代上海的重要意義,包含:中西方對於「運動或賭博」的文化差異、促成「夜上海」的形成、以及提升女性社交地位等等。
1935 年 11 月上海逸園賽前就位。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們有攜帶靈緹犬狩獵的習慣,直到 1831 年狩獵法通過後,狩獵比賽逐漸增加。傳統的比賽方式是縱兔在前,再放靈緹追逐,裁判騎馬緊隨,依據靈緹的速度、獵殺技巧與靈敏度來做評分。

到了 1921 年,美國出現以電動假兔代替野兔的比賽,電動假兔會在軌道上滑行,先繞場一周,再放靈緹出場追逐,由於假兔速度有人操控,所以靈緹始終可望而不可及,而在現場的觀眾可以一覽無遺,這項新的大眾娛樂就此展開,稱為「跑狗」。

過去只有貴族能參與的狩獵活動,在跑狗出現後,成為全民瘋狂的大眾娛樂,從美國到英國,再於 1927 年正式傳入上海。

當時,上海工部局董事麥克貝恩 (W.R.B. McBain) 聯合許多洋行、公司合組中國跑狗協會,去函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申請興建跑狗場,並與英國聯絡申請加入賽犬協會聯盟。麥克貝恩的跑狗計畫甫運作後,其他團體也陸續成立跑狗場,1928 年麥克貝恩的「明園」跑狗場開幕,緊接著是「申園」,以及在法租界區的「逸園」。

1928 年,上海的三座跑狗場:明園、申園與逸園
資料來源│張寧, 2003 年 12 月,〈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 1927-1933 〉

跑狗的「光、熱、力」,照亮夜上海

張寧認為,跑狗在 1930 年代的上海具有三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帶來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西方人將賽馬與跑狗皆視為運動,中國人認為賽馬是一項運動,從春秋時代開始,君子的教養就需要會騎射,這也跟中國尚武的精神相關,所以中國人認為具有騎術的賽馬也是一項運動。但是,跑狗不一樣,就是一群狗在奔跑,沒有人在上面,因此中國人認為跑狗不是運動,是賭博。

這與西方的認知產生差異,西方人認為跑狗是一項運動,賭博只是助興,且跑狗所採用的「贏家分成法」是一種可確保機會與風險並存的合理機制,在這種機制下,賭客不容易輸錢,輸贏也都是小錢,因此,他們認為跑夠是乾淨的運動。

中西方差異所產生的激烈爭議持續三年(1928-1931),而租界與華界對於「跑狗是賭博還是運動」的論述,反應了三個面向:物質表徵、政治追求、以及觀念轉變,這三者都反映了上海「現代性」的形成。

上海跑狗場,在晚間燈火通明如白晝。
資料來源│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上海百年掠影》(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頁 196。

跑狗的第二個重要意義,是促成「夜上海」的形成。

當時的跑狗賽事多半在夜間舉行,上海的三座跑狗場燈火通明,在電力並不普及的時代,許多地方都還使用油燈,這代表當時的上海幾乎是全亞洲最大的城市,這也是「夜上海」由來的原因之一。明園與申園兩座狗場開幕後半年,在上海掀起風潮,成為大家心目中摩登與現代的象徵,這與跑狗的「光、熱、力」有著密切的關係。

跑狗場巨型的探照燈,將夜晚照明得如同白晝。除了電力,跑狗展現的爆發力與快感甚至令賽馬相形失色。

另外,跑狗場也善用現代行銷手法,除了舉辦聚會邀請貴族名媛成為飼主,形成名人代言的概念,更大篇幅登報廣告,詳列地點、購票方式、以及各種優惠;開場前也會施放煙火與表演助興,甚至在狗場中造出園林景色,可以邊吃喝邊觀賽,更以大眾化票價吸引觀眾,下注金額還可以多人合注。

在這樣精彩刺激的吸引力下,《晶報》的報導 (1928 年 8 月 24 日) 甚至記載:「小學校之學生,閨閣中之驕女,曩有數金,即奔赴賽狗場,一決雌雄。」跑狗無疑成為當時最時髦、最熱門的休閒活動之一。

跑狗的第三個重要意義,則是對於女性地位的提升。在這裡必須補充賽馬的歷史脈絡,早期上海的賽馬是只有具備會員資格的男性可以參加,而入會又有嚴格的門檻,條件除了身份地位,還有社會關係,像是華人就無法入會。後來華人自行開設了兩座賽馬場,但也不准女性入會。

直到二十世紀初,女性才被允許成為附隨會員,附隨會員的條件是必須依附著具備會員的男性親屬。但跑狗不同,跑狗總會歡迎所有女性成為會員,因此當時上海的三座跑狗場有非常多的女性會員。

張寧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 1929 年有一位張夫人在逸園狗場掉了錢包,因此登報以一百元懸賞錢包,張夫人的錢包裡放了證明會員資格的徽章共三枚(代表三座跑狗場)、化妝品、珠寶以及印章等重要物品。三家跑狗場各開賽兩天,一週有六天皆有賽事,會員還可以攜帶朋友入場,而會員也經常是賽狗的主人,如果賽狗贏得比賽,主人也可以上台接受表揚,這顯示女性的社交生活空間因為跑狗而大為擴展。

1936 年 1 月跑狗頒獎典禮。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是賭博還是運動?

上海的跑狗文化有幾個重要的關鍵字:「運動」、「賭博」、「現代性」,張寧逐一對這幾個關鍵字做解釋。

「運動」作為一種休閒活動,它與殖民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是人們對運動太習以為常,而忽略了它與殖民文化背後的關係。張寧指出,像是臺灣的國球「棒球」,就是日治時期引進,但棒球的起源又來自美國。

而另一項熱門的運動──籃球,也是發源自美國。臺灣有一句話說「本省人打棒球,外省人打籃球」,這就是因為傳播路徑的不同,籃球是在二戰後才流行,與當時在臺美軍和 YMCA 有關。而像是香港人喜愛的足球,是受到英治時期的影響。張寧表示,這些都顯示了運動與殖民的高度相關性。

過去談到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總是從政治制度與思想切入,但很少談到活動。活動從西方傳入東方後會產生怎樣的變化,「運動」是很合適探究的題目。

在租界時期的上海,有三項運動與殖民文化息息相關:跑狗、賽馬與回力球。張寧說明,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區中,英國人的勢力最為重要,上海雖然不是殖民地,卻是個殖民社會,在多國籍的環境下,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運動可以凝聚社群的向心力;而如何凝聚向心力,是藉由舉辦大型的賽事、以及透過加入俱樂部。換言之,當時推廣運動,並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社交目的、經營關係。

談及運動與賭博的關係,張寧說賭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讓人們產生刺激感、產生樂趣,而運動競賽除了有輸贏外,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自然成為賭博項目。有些人在觀賞球賽時會跟辦公室同事下賭注,例如幾個人支持紅襪,其他人支持洋基,在觀賞兩隊比賽時,自己支持的球隊贏了很開心之外,加上賭博以及贏到的賭金就更增添趣味性。

然而,張寧指出,在賽馬、跑狗,尤其是回力球比賽中,有些賭客根本不進場觀賞賽事,只憑其他人給的建議下注。

「不進場觀賞賽事」,這在運動與賭博之間是非常大的轉折點,運動不再只是運動,而是一個賭博的工具。
 

如果身處 1930 年代,會支持跑狗或禁止?

面對這個問題,張寧思索了片刻。她說,跑狗的賭博方式很難輸錢,通常無論輸贏,也都是小錢,所以如果她當時作為一名觀眾,會認為跑狗無傷大雅。

張寧回想,她讀小學時,中午休息可以回家吃飯,在返回校園的途中,有家雜貨店有戳戳樂的遊戲,戳一次五毛。她跟一群同學曾為了玩戳戳樂而遲到,因此受罰,雖然覺得被懲罰很丟臉,但卻無法抗拒戳戳樂,過了兩天又去,深深著迷於戳戳樂的魔力。張寧說自己不曾真正賭博過,但卻能從兒時的遊戲深刻感受到賭博的吸引力。

然而,如果她作為一名規管者,她會禁止賭博,希望大家都勤奮工作。因為賭博是不勞而獲的行為,難免會將賭博跟一些犯罪行為做聯想,例如民眾會不會把買菜錢拿去賭跑狗,或是晚上贏了錢回家會不會被搶。

華人與狗歡迎入內

由於華人團體抨擊、國民政府的限制,上海公共租界的跑狗場「申園」、「明園」於 1931 年相繼被迫關閉,只留下法租界的「逸園」,這也意味著華人主權聲勢上漲。

華人團體在爭取關閉跑狗場的過程中,用諷刺的口吻講述過去外灘公園的賽馬場標語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而到了跑狗場的標語是「華人與狗歡迎入內」。這些都是華人團體片段地擷取標語,以鼓舞民族意識。

這兩個標語,都是將長長的一段文字縮寫成「華人與狗」,字面上看起來很聳動,目的就是為了激起民族情感。

張寧補充,其實上海跑馬廳起初並沒有入場門票,也沒有禁止華人入場,然而,華人在接近柵欄觀賽時,會因為興奮而大聲喊叫出「好啊!跑啊!」,而這些突來的叫聲會驚嚇到比賽中的馬。後來上海跑馬廳人數變多,開始收入場門票,才有了禁止華人入場的規定,但華人仍然可以在外圍看熱鬧,後來禁止華人入場的規定到了 1919 年也已廢除。

跑狗界的大明星

跑狗場在上海公共租界不受華人團體歡迎,但場景來到同時期的英國,跑狗在英國相當熱燒,甚至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1930 年代左右,英國有一隻最受歡迎的冠軍犬 Mick the Miller,牠的英勇成績讓牠成為至今最受歡迎的運動明星之一,也曾在電影中亮相,可以被稱為英國人的偶像。英國的跑狗流行文化,直到 1960 年代才因電視轉播的普及而退燒。

英國的運動狗明星 Mick the Miller
圖片來源│Wikipedia

張寧曾在英國看過跑狗,在英國,跑狗是一項大眾文化,被稱為窮人的賽馬,因為入場的價格較為便宜。觀賞跑狗也經常成為約會的行程,因此,可以看到許多穿著俊俏的男性在跑狗場中獵豔或約會。英國人也認為跑狗比賽馬適合女性,除了因為兔子是假的,不會有血腥的場面,也認為狗的性格比馬溫和。在民國時期的中國,許多人因戰爭或環境的緣故,還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當時這些賽馬跟賽狗吃得好、睡得好,所以有些人會戲稱:「帝國主義的馬跟狗,過得比人還好。」

在蒐集史料的過程,張寧也經常看到奇特的現象。例如二戰之後,原本出產靈緹犬的愛爾蘭轉移成澳洲,澳洲成了賽馬與賽狗的最大出口國。澳洲挑選靈緹成為賽狗的資格,跟一般想像不同:跑得太慢的自然不行,因為靈緹靠視覺追兔,一離開視線就不追了;跑得太快也不行,因為牠會率先追到假兔,一口撕爛;還不能太聰明,太聰明的狗一發現不必繞圈,就先到另一邊等著假兔,比賽就無法進行了。

靈緹犬的身形瘦長,輕輕一躍,就優雅地跳過障礙。
資料來源│North China Daily News, 28 May 1928, p.12

跑狗退燒?動物權爭議?──澳門逸園狗場

上海法租界的逸園狗場,與現在澳門的逸園狗場是有關聯的。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進入上海租界區,當地的英國與美國人被日軍囚禁在拘留營,在上海逸園工作的秘書 Ginger Norman 也是被囚禁的一員,直到 1945 年戰爭結束後,才被放出來。後來,逸園狗場於 1963 年在澳門重新開張, Ginger Norman 來到澳門逸園狗場工作,同時也聘用了兩名原先在上海的馴狗師,除此之外,告示板、起步鐘等器材也是來自上海逸園。某種程度上,兩個狗場是有傳承的意味。

澳門政府在 2017 年宣布,於 2018 年 7 月收回逸園賽狗場用地。張寧認為,澳門這次關閉賽狗場的因素可能跟醜聞比較有關。她看到 Mick the Miller 的資料中,每間狗舍通常睡兩隻狗,床墊還鋪上新鮮的稻草,且要經常曬乾,平日運動完還要替牠按摩。但澳門狗場被指控未妥善對待賽狗,作為賽狗的靈緹犬身型細長,休息時需要能完全躺下的空間,澳門狗場卻未提供這些賽犬足夠的休息空間,且單獨關籠,然而靈緹犬非常需要同伴的陪伴。

另一項為人詬病的是澳門狗場的淘汰犬隻機制,比賽中連續五次未拿到前三名的賽犬就必須被安樂死,這也被倡議動物權的團體抨擊。

澳門逸園狗場,白天觀眾零零星星,入園得先購買門票,門票可以作為賭注金。
攝影│王怡蓁

文化的轉譯 藏在生活中

研究跑狗、跑馬的近代史,張寧強調自己感興趣的不是運動、也不是賭博,而是其中的「文化轉譯」。

她舉了幾個例子解釋文化轉譯,像在外國麥當勞常看到的 “Staff Only” ,在臺灣麥當勞成了「閒人勿進」,然而誰是閒人?或者自認不是閒人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進入?這個翻譯與原本英文的脈絡並不相同。還有公廁緊急按鈕看到的 “Emergency Only” ,在臺灣成了「非緊急時勿用」,這兩句中文警告都是以反面、禁止的口吻來呈現。

另一個差異很大的例子是英文的 “handicapped”,字面上是殘障人士使用座位的意思,但臺灣改以「博愛座」來呈現,優先使用博愛座的對象轉為老人、孕婦、小孩與行動不便者。張寧認為這些都是文化轉譯,甚至在轉譯的過程出現了不同的意思;在轉譯過程中,援引、配合該地文化,而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研究跑狗、跑馬等休閒活動歷史的張寧,本身也喜愛觀賞運動賽事、喜歡運動。
攝影│張語辰

談到文化差異,張寧有一回陪同熱愛羽球的朋友在利物浦現場觀賽國際錦標賽,她發現,發明與制定羽球賽事規則的英國人雖然熱愛羽球,但在球賽現場總是端莊地觀賞,彷彿在聽音樂會;而其他國家的觀賽者,特別是亞洲國家,像中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會隨著比賽的高潮迭起熱情呼喊,甚至拿出加油棒敲打,為自己國家的選手加油。這樣的景象形成強烈對比,讓她印象深刻。

自嘲是邊緣人

張寧說,自己大學時其實不太喜歡中國近代史,因為近代史中都是戰敗、割地、賠款,後來研究中外關係時接觸到外交檔案,看到許多貿易、商業往來的資料,十分感興趣。到中研院工作後,逐漸轉移到「外人社群」的研究,她想知道這些外國人哪來的?在異地做什麼?與其他外國人的交往狀況如何?遇到哪些困難?

為何會對外人社群感興趣,張寧回想起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她說,劍橋本是個以男性為主的大學,加上自己隻身在英國,她好像夾在兩種文化之中的少數,生活上巨大的差異讓她覺得自己是個邊緣人,所以對夾在兩種文化中的人事物都特別感興趣。

此外,研究近代史的好處是,可以搞清楚現在的生活為什麼變成這樣,可以解答許多問題。

例如,過去的休閒活動和現在不太一樣。最早是台上看戲、台下賭博、吃酒、進香,後來是看電影、跳舞、逛公園、打球,現在則是看電視、上網、手遊。近代史研究,可以問出休閒活動是如何轉變。在跑狗研究的背後,是龐大的知識體系,張寧直說真怕在單篇文章中解釋不清,因此正著手撰寫一本書,梳理運動與賭博的關係、以及運動與殖民的關係。

 延伸閱讀

 張寧的個人網頁
 張寧,2003年12月,〈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頁73-124。
 張寧,2005年6月,〈從跑馬廳到人民廣場:上海跑馬廳收回運動,1946-5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頁97-136。
 張寧,2010年,〈賭心思: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巫仁恕、康豹、林美莉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頁85-11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寧,2011年8月,〈殖民現代性的城市生活:以上海為例〉,《傳記文學》,99(2), 55-67。

採訪編輯|王怡蓁
美術編輯|張語辰

CC 4.0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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