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7 月，日本長崎縣長崎市、五島市以及天草市的 12 處「潛伏基督徒」遺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最新的世界文化遺產。早在消息公布之前，已獲得內部通知的長崎、五島及天草市便開始進行推廣及宣傳。伴隨著這新一輪的世界文化遺產登錄，日本國內外的目光都聚焦在這 12 個遺跡上。
不過，比起這些史跡成為遺產所帶來的感動，更值得我們去記住的是，在這些歷史記憶的背後，所關係到的重要歷史問題，而它正一步一步消忘在這些感動與悲慟之中。
一、從豐臣秀吉禁教到島原之戰
時間回到 400 年前，眾所周知，日本與西歐的基督首次接觸是在 1549 年，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來到九州鹿兒島，在得到統治當地的「戰國大名」島津貴久批准後，開始傳教（有關傳教士與戰國日本的介紹，請參考拙著《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遠足文化出版）。
不過，沙勿略受到當地神道、佛教勢力的反對，被迫放棄，改到周防國的山口繼續傳教。自此之後，耶穌會為主導的基督教傳教活動開始在日本展開。到後來，傳教活動獲得大友宗麟、織田信長等人的勢力保護，於是便在日本各地持續推進，遠至東北的奧羽地區都有他們的足跡。部分武士領主、公卿貴族，甚至陰陽師、僧侶都以各種理由受洗成為教徒。
然而，情況到了 1588 年有了重大的逆轉。
平定九州的豐臣秀吉在九州博多宣布了著名的禁教令，也是日本的統一政權首次明確禁止基督教發展，更成為後來德川幕府全面禁止基督教的先聲。
秀吉在禁令中提出了三大理由：
一、日本乃神國，切支丹國教授邪法（傳教）之事，絕不相容。（「切支丹」即基督教 “Christian” 的日語譯音，「切支丹國」則泛指奉仰基督教教義的國家）
二、門徒（「切支丹」）在九州破壞佛寺神社，實在不可理喻。
三、若縱容傳教士利用才智，廣納門徒的話，日本佛法將有破滅之虞。
換句話說，平定九州的秀吉不僅以統一日本為己任，也將自己定位為守護日本傳統的保護者，將佛法（包括神道）定位為本土的傳統文化及核心，卻視同樣為外來的基督教為擾亂日本傳統的禍根。
在這立場下，傳教活動被視為非法行為，還在長崎等地堅持傳教的傳教士及其日本人門徒，有的被處決，有的被迫流亡到澳門或呂宋的馬尼拉，其中，一直協助推動傳教的武士領主高山友祥（右近）後來也被流放到馬尼拉。
雖然如此，豐臣政權的禁教令主要針對的仍是上流武士社會，對黎民百姓的監控其實還是十分寬鬆。加上文祿慶長之役後豐臣秀吉病逝，豐臣政權隨即陷入政治鬥爭，無暇徹底地跟進禁教的推行。
德川家康獲得政權後，原則上沿襲秀吉的禁教路線，即「貿易歡迎，傳教嚴禁」，因此，家康開始尋求與英國、荷蘭合作，當時這兩國的貿易圈正好擴展到東北亞來，這兩國也跟西班牙、葡萄牙不同，願意只做生意不傳教，這正好與家康政權利益一致。
另一方面，眼見秀吉死去，耶穌會的傳教士既認為是基督教重見光明的開始，同時也有部分的激進份子準備請求西班牙出兵支援，以確保傳教順利。不過，在 1588 年英西兩國的海戰後，西班牙在海上的影響力已開始衰退，傳教士請求支援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到了 1610 年代，當德川家康已經穩定控制日本後，隨之而來的任務便是制衡日本各地區諸藩、鞏固幕府政權的權威及代表權等工作，相當迫在眉睫。西班牙無敵艦隊大敗的消息，讓家康確信外來的軍事威脅不會東來，於是，幕府大規模的禁教行動在 1612 年底展開。第二次的禁教進一步禁止教徒信奉基督教，將傳教士分階段地趕出日本，只容許為通商而來日的外國人繼續在長崎活動。
在這段期間，先後有去而復返的傳教士被幕府抓捕，到 1634 年為止，所有在九州長崎、島原、天草地區的耶穌會教士不是病死就是被幕府處決，肅清耶穌會等西葡系教會的工作已大致完成。
不過，三年後即 1637 年爆發的「島原天草民變」，卻讓幕府驚覺到，九州地區的門徒人數以及影響力，是在幕府的想像之上。當時天草及島原兩藩因為苛政激發民亂，最後演變成大規模的戰事。
不過我們要留意的是，這場著名的民亂並非是單純的宗教抗爭，事實證明，當時參與亂事的民眾既有仍然堅守教義的基督教門徒，也有純粹不滿藩政的非門徒。鎮壓民變後，幕府一方面定性這次民亂為「不滿苛政」的騷亂，另一方面，則更全面徹底鎮壓、迫害仍然潛伏的門徒，像是以鼓勵舉報、實行嚴格的人口調查等方式，或是強制百姓成為寺社的信眾，再由寺社進行宗教管理，不從者則會被強制改宗，再不從者則被處決。
以上的情節對不少有聽聞德川日本禁教的讀者來說，可謂耳熟能詳，配合近期上演的電影《沈默》，「為信仰而慷慨赴義」的殉教聖人形象，早已深入日本人心中。
然而，在現實的歷史考證工作裡，卻沒有那麼簡單明瞭。
二、「迫害」的實相
「為信仰而慷慨赴義」、「為了保存教義信仰，忍辱負重」的說法聽起來可歌可泣，賺人熱淚，但事實上存在極大的盲點。
前面提過，自 1637 年起已沒有傳教士留在日本，除了島原天草民亂後的追捕迫害外，後來發生的迫害其實都集中在十九世紀初期，換言之，距島原天草民亂已過百年之久，那時候所謂的「基督徒」，雖然靠著祖先用隱密方式流傳下來的「聖物」以保持信仰，但早已不是當初耶穌會傳入的原樣，其中更還加入神道、佛教以及土俗的諸多元素，簡而言之，便是徒有基督教形式。
再者，到了十九世紀初，由於時代久遠，又歷經強烈打壓，基督教早已無完卵，就連幕府當局也不知原本的基督教教義和形式，只能靠被迫害者是否自稱「基督教徒」來作為依據。那時候日本國內外的情勢嚴峻，使得人心浮動不穩，於是幕府便藉祖宗之法 ── 以打壓「基督教徒」為名，同時打壓所有不安分子，此舉早已失去祖法的原來目的。
在電影《沈默》中可以看到，幕府強迫被抓到的「基督教徒」踐踏刻有聖母瑪利亞、基督像的繪像，使他們冒瀆神靈及教義的一幕，這稱為「踏繪」。的確，「踏繪」主要在江戶時代的九州地區進行，但隨著島原天草民亂的殘局完全平息，「踏繪」也變得形式化，逐漸轉變為一種「不反抗藩政」，自證良民的儀式。
即使是那些死守祖先教誨的「基督教徒」，由於只知形式，不知真義，也逐漸不再抵抗「踏繪」，而且這些「基督教徒」也強烈地認為自己只是死守祖先的智慧及教條，與島原天草民亂的參與者是完全不同的。
更甚者，有人以「踏繪」作為「更易獲得庇佑」的一個必要條件，甚至熱心地接受「踏繪」。原本用以檢出教徒的「踏繪」，完全失去作用，幕府威權受損，陷入兩難。
三、「潛伏基督徒」與「隱藏基督徒」
上述的情況早已獲得學界的證明，近 40 年來研究者真正到這些地區實地走訪研究，追訪這些「基督教徒」的後人之時，得到的答案其實是，他們既不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也不認為自己是因為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因此，研究上對於怎樣稱呼他們，一直存在極大的爭議，但由於明治開國以後日本便興起「西歐熱」，導致「純真地堅守原教旨」的教徒形象與印象被廣泛吹捧，早期的研究便以立場為先，在不明實情下稱呼這些「基督教徒」為「潛伏基督教徒」。
二戰後，為了讓日本重回國際社會，政府更進一步推動「光復」基督教，力主對西方世界的親善，於是「純真地堅守原教旨的教徒」的刻板印象繼續發酵，而研究界則在平行時空下，繼續努力去定明這些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有些學者將明治開禁以前的「教徒」稱為「潛伏基督徒」，而將開禁之後仍然自成一格，不與西方教會合流的「基督教徒」稱為「隱性基督教徒」。同時，其他學者又以不同的觀點創立不同的稱呼，結果便是使他們的真實情況越不明朗，加上非學術界主吹浪漫主義的傾向越發強烈下，到了 2018 年 7 月，12 個遺跡仍然以「純真地堅守原教旨的教徒」之印象被深深地被紀念著。
當然，筆者在此並非主張這些「潛伏基督徒」和「隱性基督教徒」是欺世盜名的群眾，也不認為他們是「冒牌貨」，筆者只是認為他們的真實故事及情況理應而且必須如實反映，而不是葬送在想像中的浪漫主義裡，如果無法以真實情況示人，即便以世界文化遺產被世人銘記，其內涵不過是失真失實的虛幻故事而已，何曾能夠幫助我們以歷史教育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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