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野瀨久美惠著，黃鈺晴譯，《大英帝國的經驗──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臺北：八旗文化，2018。
作者：陳建元（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這本書對於 19 、20 世紀英國歷史有興趣的讀者是不可多得的好書。就筆者閱讀經驗所及，這麼一本能夠在敘述以及闡釋之間拿捏得恰到好處的專史相當難得，既在史事細節上剪裁得宜，讓對於這時期不熟悉的讀者不至於因為連串新訊息的密集轟炸而卻步，又能夠基於這些史實，以小見大地指出其中蘊含的意義。
另一方面，對於對英國歷史有基本掌握的讀者一樣能夠有所收穫，本書在流暢的敘事之中巧妙融入了近年來學者的研究成果，井野瀬教授簡潔但不失銳利地提出洞見與總結。本書如其副標題所言，關注的是「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但並不限於討論 18 世紀中葉以後的英國史，在這段時期以前的背景在必要時也多所交代。
作者的視野相當遼闊，在討論 18 世紀末的事端時，能夠有條有理地追溯到數十年前的種種原因。例如本書開篇時精彩地描述吉朋在寫作羅馬帝國興衰的歷史時，其實他本人便在國會中目睹所謂的第一次大英帝國正一步步失去對北美殖民地的控制（或說是興趣）。又如，扼要地交代了 1688 年威廉與瑪麗入主英格蘭的始末，還有為何在 1713 年繼承無子嗣的安妮女王王位的，是漢諾威王室而非人在法國的前國王詹姆斯二世之子。
此外，在說明 1707 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聯合，這個第一次大英帝國形成的關鍵事件時，作者讓讀者認識讓蘇格蘭財政在 1700 年代之所以陷入困境的達里恩計劃，並且相當到位地介紹此計畫的動機以及幻滅。也是因為這個財政上的困境，還有政治與軍事的多重壓力，多數蘇格蘭議員即使對於英格蘭心懷不滿仍然對聯合法案投下贊成票。
長老教會信徒、商業交易與美洲：平尼家族與丹尼爾・笛福
本書涉及的議題眾多，筆者在此嘗試補充書中提到的一些事件，藉此幫助讀者進入書中的脈絡。讀者在閱讀時若是有餘力，也不妨自己搜尋書中人物的生平以及事件的詳細經過，藉此更深地體會井野瀬教授強調的（以及不強調的）面向。
作者在〈布里斯托的平尼家族〉這一節當中提到，平尼家族於 1685 年參與了意圖推翻詹姆斯二世的蒙茅斯公爵的軍事行動之後，在起義失敗之後便渡海前往了西印度群島的尼維斯島，並且在一個世紀以後成為富甲一方的家族。這裡要補充的是，平尼家族上一代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約翰・平尼（John Pinney（1620-1705）)，他是長老會的牧師，在查理二世重返英國王位之後（1660 年），跟許多其他不願意服從改宗國教會的同儕一起被逐出了教會。這也就是書中所說的「非英國國教徒」，英文為 Dissenters，或可翻譯為不信奉國教者。長老教會信徒佔了非英國國教徒的大宗，另外也包括了浸信會徒、教友派等等。
約翰・平尼為了要養家糊口，與妻兒投入了蕾絲花邊產業（lace trade）。他們從安特衛普進口線頭，然後在鄉村加工最後在倫敦出售。參與 1685 年反抗行動的是家中的么兒亞撒利雅（Azariah）。他在叛亂被鎮壓之後被判處了絞刑，所幸他作為精明女商人的姊姊赫斯特（Hester）居中斡旋，以賄賂官員的方式贖回了弟弟的性命。只不過條件是亞撒利雅不能夠再留在英國，而必須要前往美洲，即書中提到的在加勒比海上的尼維斯島，建立輸入蕾絲花邊而將蔗糖運回英國的生意。
在〈遭到控訴的保險組織──勞合社」一節中，作者提到由於當時股票交易所的功能以及面積有限，所以在附近的咖啡館有時「甚至也會扮演起股市交易所的角色。」雖然作者沒有提到這點，不過幫助弟弟逃離殺身之禍的赫斯特，其實正與咖啡館與股市交易所密切相關。
就像學者寇文（Brian Cowan）所指出的，[1]赫斯特經常在加拉威（Garraway’s） 還有喬納森（Jonathan’s）這兩間咖啡館裡頭處理她的南海公司股票還有其他投資交易。這兩間咖啡館是股票交易商經常聚會及討論商務的地方。像是當時的雜誌 Tatler 第三十八期便描述這個地方是「炒股者聚集的集市」，此外也有資料紀錄下约翰・卡斯塔因（Sir John Castaing）是在喬納森咖啡館裡公告股票今日的價格，甚至就直接在咖啡館裡頭交易。其實，當時能夠進出交易所的女性屈指可數，所以她在咖啡館出現這事情才會被特別記錄下來，再加上她作為年長未婚女性的身份，也是她得以自由進出的一個原因。
今日以《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被世人所銘記的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從 1690 年代直到 1720 年代都對於英格蘭（1707 年以後的英國）商業、股市發展投以熱烈目光。在南海股票股價快速飆升的時候，笛福便說：「你如果要毀掉一個不諳世事的商人的話，帶他去喬納森咖啡館準沒錯。」咖啡屋既是人群雜處之地，必然也是訊息流通之地。笛福自己每週兩期至三期的雜誌《評論》（the Review，自1704 年出版至 1713 年）便擺放在咖啡館裡頭銷售以及供人傳閱。甚至在他在監獄坐牢的時候，他的諷刺政府之詩作依然在咖啡店中出售。他的對手甚至說，笛福出獄的時候比起他入獄的時候還更為富有。
不過，笛福的諷刺詩作究竟是在諷刺什麼呢？在這個時代，英格蘭國教的高層與所謂的托瑞黨人關係密切。雖然不無例外，這些高教會派大多對於在 1689 年之後居住在法國的詹姆斯二世及其繼承者抱以同情，對於威廉與瑪麗即位後的宗教寬容政策十分不以為然。他們始終要求政府應該要緊縮對於非國教會信徒，尤其是長老會人士的寬鬆態度。
本身是一位長老會信徒的笛福，跟平尼家的小兒子一樣，在 1685 年的時候都曾經參與了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的造反。笛福也時常發表詩作以及小冊子來嘲諷這群人在 1688 年的時候背叛了詹姆斯二世，選擇效忠了威廉與瑪麗。結果在局勢稍微穩定了之後，又利用新政權所給予的寬容與言論自由，不斷地暗示流亡在法國的詹姆斯黨人有朝一日終會重返英國。讓笛福啷噹入獄的便是一本嘲諷高教會人士的小冊子，書中高聲疾呼政府該把不服從國教徒全都給吊死以求一勞永逸。結果這本小冊子在出版之後引發了軒然大波，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對笛福發佈了通緝令，並且火速地將他逮捕歸案。
作者在書中提到「身為非英國國教徒的拘束感」，這一點應該要特別留意，因為實際上他們所受到的限制遠高於受拘束的感覺。約翰・平尼在復辟時代被逐出教會，因而失去傳道的自由所以才必須經商維生。另外，儘管查理二世後來稍微放鬆了壓制的力道，但 1665 年通過的《五哩法案》（the Five Miles Act）即規定這些不服從國教會的牧師，不得居住於他從前的教區或者是任何一座城市的五哩之內。像是在笛福還是男孩的時候，他們家的牧師山謬・安尼斯利（Samuel Annesley）（約翰・衛斯理的外祖父），便是在 1668 年脫離了英格蘭國教，並且甘冒違法被逮捕的風險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是聚會所講道。直到 1672 年政府將這種在聚會所講道的合法化以前，他至少被起訴了三次，家中的財產也被洗劫一空。
先前提到約翰・平尼出售蕾絲花邊以養家，他贖回兒子一條命的經費其實是來自於他將花邊出售給他在愛爾蘭的信徒們。由於英格蘭政府在愛爾蘭力有未逮，所以不服從國教者在愛爾蘭所受到的壓迫與壓力其實比在英格蘭來得小。例如笛福成年之後的家庭牧師丹尼爾・威廉斯（Daniel Williams）從 1664 年到 1687 年間便在愛爾蘭擔任長老會的牧師。雖然在 1688 革命以後，這些清教徒在講道上更為自由，但像是禁止非國教徒擔任公職以及就讀大學的法案仍舊存在，這些不服從國教者在英格蘭仍然像是一國當中未能享有完整權利的公民。
如上所述，作為長老會信徒的笛福也跟亞撒利雅一樣於 1685 年參與了蒙茅斯公爵的舉旗，他對於流放美洲這種處罰必然也不陌生。他所著的《摩爾・弗蘭德斯》（Moll Flander）一書中，主角摩爾勸告自己的某一任丈夫不應該賭一時之氣而冒在英格蘭接受絞刑的可能，她說「當眾受刑的恥辱對於一個男子漢在精神上的確是比他在外面所碰到的任何刺心的事都更使他難過。在外地他最少總有個求生的機會，在這裡卻一點兒也沒有。讓他去對付 一隻船的船主，那是天地間最容易的事情，大抵說，船主都是慷慨大量的人；只要態度好一點，尤其是讓他們多得一些錢， 他就能夠將自己贖出，到維吉尼亞去當個自由人。 」摩爾自己後來也以流放到美洲作為免除自身罪行的作法。
在故事的最後，一如平尼在美洲的致富一樣，笛福筆下的女主角自述道「我們現在的境況非常富裕，而且每年有進步。我們新開墾的地不知不覺地加多起來，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後，我們每年的出產最少值三百金鎊現錢，我指的是在英國可以值這麼多。」北美洲在 18 世紀時除了是這樣子給予在英格蘭失意落魄的人的一個希望之地以外，也是非國教徒尋找能夠自由崇拜的一方之地。這種應許之地的宗教色彩，可清楚地從此書的末尾看到：「我們決定在英國度過我們的餘生，誠懇地懺悔我們的罪惡生涯。 」
1707 年後，蘇格蘭人的帝國經驗
作者在第二章敘述了蘇格蘭在 17 世紀末失敗的達里恩計畫，以及後來 1707 年的兩個王國之聯合。笛福除了以其小說留名後世，他被人銘記的另外一個角色是 1706 年至 1707 年之間在愛丁堡作為英格蘭政府的情報探子，並且在愛丁堡出版小冊子與報紙來影響當時對聯合法案的輿論。他向讀者描繪了很多美好的願景，當然其中大部分在 1707 年之後並未成真，不過確實有幾點在日後的發展中成為現實。他曾說蘇格蘭人將不愁在蘇格蘭找不到工作。這話對了一半。許多蘇格蘭人在 1707 年之後在家鄉仍然無法謀生，而在倫敦亦無法謀得一官半職，他們只得忍受水土不服以及酷熱與疾病的威脅前往殖民地，以換取比起在家鄉優渥的報酬。東印度公司有時甚至被稱為蘇格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可見兩者關係之密切。
笛福還曾聲稱蘇格蘭人若是接受了與英格蘭的聯合，就不再需要以作為他國英勇的海外傭兵賣名而聞名於世。這話同樣只對了一半，蘇格蘭軍人仍然繼續在賣命，只不過是作為英國前進印度、南非以及其他地方時，在前鋒賣命的部隊。井野瀨教授寫道：「陸軍士兵，據說是再怎麼貧窮的人都不想從事的工作，是男人們最後的選擇。 當時，招募新兵的方式，要不是誘拐，就是舉辦招募宴，將參加者灌醉後，哄騙他們入伍。」笛福生涯晚期的著作《英國商業計畫》（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同樣也描繪到這一點：招募部隊的軍士官，根本募集不到人來從軍，只有在路上抓了幾個酒鬼，糊裡糊塗便簽下了入伍契約。
笛福在 1706 年寫的替政策喉舌作品當中的一段話，意外地反映出來蘇格蘭人，特別是高地人的困境，他說：「在通常情況下，沒有人想要靠打仗來維生，也不想離鄉背井，但是因為他們在母國遭遇到生活艱難與困苦，因而才知道自己必須要離開自己的國家才能夠活下去，或是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固然高地部隊在多場戰役中，像是在布爾戰爭中獲得英勇的美名，在今日的愛丁堡的舊城區各處仍可見銅像與紀念碑紀念著在南非陣亡的蘇格蘭子弟。不過，這也殘酷地反映出帝國對於高地人乃至於蘇格蘭低地人而言，是以性命安危以及遠渡重洋作為代價的。這也回到本書一個核心的關注議題，帝國對於不同人群，不同性別，不同階層的英國人而言，意義都不相同。
以上是筆者對於本書的一段關於平尼家族的文字的補充以及發想。以下再簡短介紹其他篇章的主題。本書有許多面向，筆者想強調在本書對於非白種人、女性、中下階層人物的關注。作者試圖從為數不多的史料中，挖掘出關於這群人生命的吉光片羽。她認為唯有從一幅幅個體生命圖像出發，才能夠明白國會所通過的法案，還有英國在印度、南非以及其他地方的征服，對於這些人物而言的意義為何。
高地人的困境
詹姆斯黨人的領導者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在 1745 年孤注一躑地發起最後一次對英國王位的挑戰，不過在 1746 年的卡洛登戰役大敗之後粉碎了他的夢想。他在戰敗之後，必須要設法在英軍的追捕之下逃離蘇格蘭。在這逃亡過程當中日後被渲染上許多傳說色彩，日後有許多民歌以及傳說皆是在傳述許多高地人幫助他的故事。斯凱島的芙蘿拉・麥克唐納，將查理假扮成女僕貝蒂・伯克成功助其脫困。芙蘿拉便是是本書關注的人物之一。在查理成功逃亡之後，她面對英國政府的訊問時守口如瓶，隨後吃了幾年的牢飯以後回到了高地。她的家庭在此之後因為政府對於高地的報復性作為而陷入了經濟困境。一如許多她的先人一樣，芙蘿拉於 1774 年舉家移民到了南卡羅萊納 。
發人深省的是，雖然他們在英國國內的處境宛如次等公民，然而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芙蘿拉及作為氏族領袖的丈夫艾倫其實到北美洲才不到兩年）則是首先跳出來自願從軍要捍衛英國國王的先鋒。姑且不論這身先士卒的作為是否像作者所說的「想要加深故鄉蘇格蘭高地與聯合王國之間的聯結」，芙蘿拉及其家人的遭遇，更反映出高地人在這個時期的無奈，僅能用自己的性命作為忠誠的象徵以及維生的工具。
芙蘿拉在美洲的時光大約只有五年，不過這正是獨立戰爭最激烈的五年。除了參戰的丈夫與兒子都成為戰俘外，她的財產、名聲等等都被沒收。跟在當初從蘇格蘭出發時的滿懷期待形成強烈對比，她傷痕累累地帶著家人回到了故鄉高地。雖然他的另一個兒子在美國東部發了財，讓芙蘿拉人生最後的十年能夠衣食無缺地在故鄉養老，但是她在那五年當中所受的創傷從未復原，從 1779 年到 1790 年之間始終為病痛所苦。這便是芙蘿拉有關帝國的經驗。
廢奴運動與奧拉達・伊奎阿諾
讀者若是曾經看過 2006 年的電影《奇異恩典》，除了主角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還有其摯友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外，或許曾留意到在這群為了廢奴奔走的人當中有一位黑人，名為奧拉達・伊奎阿諾（Olaudah Equiano）。作者在討論 18 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廢奴運動時，便選擇以中文世界讀者應該頗為陌生的伊奎阿諾作為切入點。
伊奎阿諾經是名奴隸，不過在存到了足夠的錢以後贖回了自由。在嘗試過多種工作以後，最終在廢除奴隸制度運動中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於 1783 年開始與另一位廢奴運動的領導者格蘭維爾・夏普（Granville Sharp）有所聯繫，提供夏普自己做為奴隸的經驗，讓夏普在法庭上控訴當時的一艘奴隸船由於航行失誤，船上的飲用水嚴重不足，於是船上的工作人員將奴隸扔進大海任其淹死，以此來確保船上其他乘客的生命安全。夏普主張對船員判處謀殺罪，但最終並沒有成功。由於法律上的各種爭端，這次大屠殺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公眾注意到奴隸貿易的殘酷以及奴隸的悲慘處境。
伊奎阿諾於 1789 年出版了自傳，其巧妙地結合了幾種體裁──奴隸敘事、論戰小冊子、精神自傳、神意文學和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呈現給讀者從奴隸變成自由人的生動故事。本書不僅讓廢奴主義受關注的程度提升，而且不斷地再版也讓他在經濟上更為寬裕。他在 1797 年去世時留給女兒的遺產將近有一千多磅。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在美國內戰以前經常被廢奴主義者選錄，不過在此之後他幾乎被遺忘了一個世紀。直到 196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時，他的自傳還有其他敘事詩作才被重新發行。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都一直廣受歡迎。
寓於消費生活中的帝國：日用品與旅遊
聯合利華的前身李佛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該公司的一個主力商品是廣受歡迎的陽光肥皂。這種新肥皂，使用甘油和植物油，而不是過去所用的牛脂（動物脂肪）。香皂的廣告中除了謳歌著肥皂及其帶來的清潔感與文明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像是「使用肥皂，是富裕與文明、維持人們健康與淨化身心的手段」；1897 年，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即位六十周年，陽光肥皂的包裝更妝點上女王的身影。「如何展示物品」的競爭，也將女王印在包裝之上，並且開始消費。在帝國當中生活的人們，除了被刺激著要消費，就連在盥洗洗衣時，也會習以為常地將包裝上的女王身影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2]。
這樣的公司一樣有其帝國經驗。他們注意到製造肥皂所需的重要油脂原料，特別是植物性棕櫚油的豐富產地西非，便提出了在奈及利亞發展棕櫚油農園的計劃。不過這樣的政策跟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標榜「間接統治」，即是主張盡可能地不介入當地體制的政策相牴觸，所以無功而返。不過他們最終甘冒當時受到國際輿論批評的比利時的邀請，進入比屬剛果發展，1911 年，和比利時政府之間締結了開發協定。李佛公司之所以如此急於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競爭對手梨牌香皂的崛起（後來該公司於 1917 年被李佛兄弟買下，現在仍然在印度、奈及利亞等地銷售，為聯合利華公司旗下品牌） 。
不過帝國無孔不入地進入人們日常中不會留意之處，則是上層人士、知識份子的有心之為。作者推測道，或許可以說是在維多利亞女王成為「印度女皇」以後，於登基五十周年紀念慶典、六十周年紀念慶典的經驗之中，逐漸地廣泛定型下來的。正是在這個被稱為「帝國的時代」的時期，國民和王室之間的關係也大幅地改變了，那就是將女王當作時代的象徵──「帝國之母」。這個現象，不只是出現在將女王一家視為理想家庭模範的中產階級身上而已，連在 1870 年代後半起，開始會在表演開演前吶喊著「為女王陛下乾杯！」的演藝劇場的常客和勞動者們也都是如此。所以，將女王的頭像印在肥皂的包裝上，不僅不是對於王室的大不敬，這樣子將女王、帝國毫不突兀地融入日常生活當中，久而久之變成為人民腦海當中習以為常的形象以及觀念。
如前述寓帝國於消費當中的現象，同樣表現在今日英國四處可見的湯瑪斯・庫克旅行社。作者告訴我們庫克公司的第二代約翰・庫克，洞察人們對於英國、歐陸的旅遊都已經感到厭倦，他相信消費者總是想要追求與眾不同的感覺，既凝視他人也凝視自我，想要將他人視為膚淺的遊客，而自己是深度的旅人。約翰聽到有人說不想要去有英國人的地方旅遊，便嗅到了商機。他所給的方案，便是人類文明源頭的埃及之旅、尼羅河之旅等等。而且在這樣發展的同時，還成為了負責當時前往營救被圍困英軍的運輸協助提供者。
約翰確信帝國的擴大將會擴展觀光的疆界。後來在南非戰爭時，庫克公司在承攬運輸士兵和物資前往南非的業務的同時，在戰爭結束後也企劃了戰地巡禮的追悼之旅，獲得了極大的利潤。旅行社將帝國提供給英國人作為自我追求以及旅遊的目的地，這反映出這些地方在遊客一次一次地觀光、朝聖之下，逐漸成為國土中的一部分。對於旅行社而言，帝國是筆新型態的生意，而對於旅行者而言，帝國則是進行場不失安全，充滿異國風情冒險的首選。
女性的帝國經驗：維多利亞女王、莎拉、西柯爾
本書之所以得以提供一些過去只是在主流史學邊緣的女性史事，是 1970 年代或甚至是 1980 年代之後女性主義、婦女史學勃興之後的成果。正如在第八章末所說的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白人女性，還有對於維多利亞時代黑人女性而言，大英帝國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這些環繞著她們的疑問，和展示在國家肖像藝廊中的希柯爾的肖像畫，說明了歷史之中還有許許多多被遺忘的女性。要『發現』她們，不外乎是要仰賴於我們的歷史認識了。」
19 世紀最著名的英國女性無疑是維多利亞女王。書中是這麼說的，重視家庭、勤勉、自助等女王提倡的價值觀，除了是出於她本身對這些價值的優點的贊同以外，這可能也是她對於社會、帝國迅速變化的察覺，「將『重視家庭』的這個新道德觀套用在她自己的身上，用來彌補自己身為女性君主的短處，以尋求權力的安定。」
例如，女王在 1840 年結婚以後始終與丈夫亞伯特親王共同以「女王夫妻」，並且再加上和九個孩子們在一起的「女王一家」的形象，出現在國民的眼前。據說，要求畫家以「幸福的女王一家」為構圖，鮮明地反映出以孩子為中心的近代中產階級價值觀中的理想家庭，就是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女王在丈夫和孩子們的位置配置和視線的聯結方式，以及畫面中的種種物品的幫助之下，展現出身為掌管「丈夫與孩子們環繞在身邊的幸福中產階級家庭」的妻子和母親的形象。就連在丈夫亞伯特去世之後，維多利亞所維持的寡婦、哀悼，深居簡出形象，也很有可能是刻意營造的。換句話說，女王總是很低調地被報導、被看到。
雖然英國王室在十九世紀時在政治上沒有決策權，不過在這時代風起雲湧的自由主義以及幾次的革命浪潮下，王室可以穩定地維持下去，除了本書鮮有提及的意識形態與英格政治思想的傳統外，隨著 1830 年代起急速發展的媒體新生態，女王靈活地運用照片時代的來臨以及繪畫的複製技術的進步來營造自己的形象。作者結論道女王便是透過在媒體上展現出「國民想看見的自己」，來迴避對於君主制的批判。
除了女王以及皇室的故事以外，女王所收養的「莎拉・福布斯・博內塔」（Sara Forbes Bonetta），同樣是一般讀者陌生的一位女性。她來自隸屬於一個名為愛葛巴多（Egbado）的民族，是以現在奈及利亞西南部的優魯巴地區（Yoruba land）為據點的優魯巴族的分支，生活在奧凱歐登（Oke-Odan）聚落。 而在一次獵奴者的襲擊當中，其家人皆被殺害，而她以及其他族人則被被當作奴隸賣給歐洲商人。 莎拉因為與英國軍官福布斯 的邂逅而被帶回了英國，並且在 1850 年把莎拉當成「禮物」送給女王。女王下令讓她學習英語、鋼琴和法語等等，和上層階級家庭的女兒一樣，接受相同的教育。隔年，她被送往位於西非的獅子山的中心地區自由城的「英國海外傳道會」（CMS）的女校，目的是為了讓她成為「將野蠻文明化」的樣板以及大使。
莎拉固然比起遭殺害的雙親與家人幸運許多，能夠在皇室的照料下過著衣食無缺且類似中上階層的生活。但是，在必須要作為王室的宣傳人的時候，一樣必須奉命行事。1861 年的春天，莎拉突然在女王的命令下遷居到布萊頓（Brighton）。不久之後，1862 年8 月，她在這個以海水浴場聞名的城市舉行結婚典禮的報導，佔據了各家報紙的版面。 新郎是「英國海外傳道會」的模範生， 兩人的婚姻也讓皇室以及政府可以證明他們是一個救濟奴隸貿易的犧牲者的「慈善的博愛主義的帝國」。作者銳利地指出莎拉的存在暴露出來，被利用來作為帝國擴張的藉口的「野蠻的文明化」。此外，也讓人留意到「拯救／被拯救」或是「救得了／救不了」之間的界線，是極其曖昧不明的。 深具慈愛的母親形象的維多利亞強硬地要求莎拉離開本來愉快的生活，遷居到布萊頓跟慈善大英帝國的模範生結婚 ，一來是顯示出在慈愛背後的強制性本質，二來則述說了莎拉在面對帝國時的身不由己與無奈。
讀者或多或少都聽說過佛羅倫絲・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時對軍隊的看護，因為《泰晤士報》的隨軍記者大篇幅地報導了，南丁格爾活躍於激烈戰地斯庫臺（Scutari）的情形，這扭轉了在當時人們心中女護士這職業的地位與形象，成為人們心中「帶來光明的淑女」。換句話來說，女護士除了醫學上的技術和知識之外，還被期待要擁有身為淑女的資質──自我犧牲的奉獻精神、順從和體貼等等被強調是女性應有美德。
不過其實有一位非白人在十五年前 BBC 舉辦了「偉大的英國黑人（Black British）」的票選活動榮登第一名，她是活躍於 19 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出身於牙買加的瑪莉・西柯爾（Mary Jane Seacole）。 身為黑白混血的西柯爾，並不被認為並擁有南丁格爾這些資質。她憑一己之力前往克里米亞半島的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郊區附近，在那裡開了間名為「英國旅館」（British Hotel）的旅舍，運用從小母親傳授給她，並且在旅行中實踐過鍛鍊的草藥知識來照顧傷兵。據說英國士兵們對於在槍林彈雨中為他們提供飲食、竭盡所能奉獻自己的西柯爾，充滿了仰慕之情，稱她為「西柯爾媽媽」。
她獻身於照料英國士兵的事蹟，經由隨軍記者拉塞爾（William Howard Russell）的報導和士兵們的信件，而廣為英國大眾內所知。雖然在她生命的盡頭時她在英國是眾所周知的人物，但西柯爾很快就從英國人的記憶中消失了。多年來，她在克里米亞的工作在南丁格爾的事蹟之下黯然失色。直到西元 2000 年之後人們對她的興趣才開始逐漸恢復。
相同地，井野瀨對於女性的特別重視，展現在她述說的在帝國各處的女性故事。我們看到接受「英國女性移民協會」委託調查移民實況而前往加拿大的艾拉・賽克斯（Ella Sykes）的故事；阿拉伯的格特魯德・貝爾（GertrudeBell）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阿拉伯的勞倫斯」T・E・勞倫斯少校一起從事情報工作，她以在伊拉克建國過程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而為後世所銘記；在非洲，有在奈及利亞東部的卡拉巴爾內陸的奧格甬（Okoyong）地區的女性傳教士瑪莉・史蕾沙（Mary Slessor），她喝生水、不用蚊帳、大太陽底下不戴帽子，赤腳行走。
作者還介紹了在西非獨自旅行的瑪莉・金斯利（Mary Kingsley）。她的《西非之旅》（Travels in West Africa, 1897），儘管是超過 700 頁的大部著作，但是初版的 1500 本上市後旋即售罄，到 1904 年為止已經加印了八刷。 還有來自愛爾蘭的愛麗絲・格林（Alice Stopford Green），她在布爾戰爭時，前往聖赫倫那島（Saint Helena） 戰俘收容所，訪問了超過一千名戰俘，並且將其寫作成書。這場非洲南部的戰爭激動了格林的民族情感，她在布爾人對英帝國的反抗中看到了愛爾蘭人的未來。在布爾戰爭中，許多日後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要角都協助布爾人對抗英國，他們必然也在此看到了愛爾蘭有朝一日獨立的風景。
帝國疾風號：身為殖民地人民的無奈
本書的最後訴說了帝國疾風號的故事。有留意英國新聞的讀者或許仍然記得今年五月時梅伊首相針對加勒比地區移民的「疾風一代」（Windrush generation）的道歉。所謂的「疾風一代」得名自於 1948 年 6 月22 日抵達英國的帝國疾風號，這艘船除了運送加勒比海地區的英國人回本土以外，另外搭載著 492 名加勒比亞海地區人（大多為牙買加人）到達英國。從 1948 以後到 1971 年之間前來英國的數十萬移民便被稱為帝國疾風一代。
在英國戰後缺乏男丁的背景下以及當時的法律規定中，聯邦殖民地移民只要抵達英國便直接獲得永久居留權。1962 年新法實施以後，希望在英國工作或定居的「英國臣民」，開始有義務提出勞動部所核發的雇用證明書。1971 年，更進一步限定，只有「本人、或是雙親，是出生於英國的大英國協公民」方得入境英國，從這個時期起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便開始銳減。不過在 1971 前來到英國的西印度群島移民，在英國落腳之後便自認為是英國人，雖然根據統計直到 2018 年大約還有五萬多人並未擁有身分證明。
疾風一代的入境登記卡在 2010 年保守黨上臺以後全部被銷毀，而隨著英國對移民政策的縮緊（梅伊在內政大臣任內便以限制移民措施聞名），疾風一代這些人要去證明自己不是偷渡移民，但是在官方那裡卻很可能申請不到資料了。這些人在英國出生、繳稅、投票，定居了四十年以上的人，突然然感受到帝國出現在自己的生命當中，而且是種無法承受之重。就像上述許多故事中，非白人以及婦女們必須含淚撐過去的無奈處境一般。從今年這件事情在英國造成的滿城風雨看來，今日的英國仍然與大英帝國過去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不經意之處，或許才會注意到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其深處或許仍然隱匿著未曾被驅散的帝國幽魂。
一本面向大眾卻也不失深度的的英國史
總而言之，無論是英國史的入門者或是進階者皆能從這本書中獲益良多。無論是對美國獨立戰爭、維多利亞女王或是布爾戰爭有興趣的讀者，都會因此接觸到過去或許不曾關注的面向。多少令人意外的是，這本針對日本讀者所寫的英國史，除了在「末松謙澄之渡英」一節談及末松謙澄以及他替日本在 1904 年至 1906 年間在英國輿論界塑造對日本抱善意的輿論外，並未特別著墨日本與 19 世紀大英帝國的聯繫。
過去英國史或是世界通史當中提到這段時期常見的主題，如英國於 1832 年、1867 年還有 1884 年的政治改革，又或者是工業革命的發展以及隨即而來的工人運動或像是羅特歐文的社會主義，又或者是有關穀物法的廢除以及愛爾蘭大饑荒還有愛爾蘭風起雲湧的建國運動，本書基於其關懷以及篇幅限制，並未鉅細彌遺地交代這些背景細節，不過讀者可以看到生活在這些大環境下的個人，特別是女性以及非白人族群是怎麼看待以及親身生活於其中的經歷。
本書的副標題「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筆者閱畢全書之後認為，作者固然在第一部分精彩地解釋了英國在喪失美洲之後在殖民政策上的轉型，以及如何從這失敗當中汲取教訓。不過，接下來的篇章，似乎就此與喪失美洲這件事情脫鉤了。此外，書中述說了許多人關於帝國的經驗與認同，不過關於「認同危機」一點，似乎同樣是在第一部分著墨較多，接下來的篇章當中雖然零星地提及澳洲、加拿大居民自我認同的興起（像是〈「帝國時代」的加拿大移民〉一節），不過似乎稱不上是危機。最後一點「社會蛻變」或許才是與全書大多篇章較有密切關聯的論旨。
總之，作者述說了許多則引人入勝，有時候則是令人嘆息的故事，這些正是吸引人進一步去探索的敲門磚。講談社是日本享有盛譽的出版社，閱讀完這本《大英帝國的經驗》更有百聞不如一見之感，此外譯筆行雲流水，令人讀來彷彿是在閱讀中文書一般，在這裡必須特別向譯者致敬。井野瀨久美惠以自己的視角與關注寫下了這本著作，且讓我們期待在不久的未來，臺灣也會出現以作者自己的視角與關懷出發所寫作的英國史。
[1]文中提及的寇文的著作，請見：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編註：1897 年，陽光肥皂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的廣告，可參考：http://t.cn/RDeBp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