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鄉隆盛並稱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幼名正助，號甲東，他與西鄉隆盛同樣出身薩摩藩下加治屋町（鹿兒島城下町）的下級武士之家。大久保利通曾擔任藩內書役助之職，但於嘉永三年 （1850 年）受由羅騷動牽連，父親大久保利世因而被解職和流放，大久保利通亦被解職並判予謹慎（自閉）處分，因此家道沒落，陷入貧困。
相對於西鄉隆盛受到藩主島津齊彬賞識，大久保利通則是在島津齊彬逝世後，受島津久光拔擢參與藩政，並於 1862 年賜名「一藏」。
雖成長於薩摩，大久保利通卻沒有薩摩男兒的爽颯特質，他冷峻少言，給人的感覺猶如福地櫻癡所說的：「北海冰山」。若以文武官之分，西鄉隆盛相當於武官，大久保利通則是標準的文官，兩者差距甚大。
英國外交使節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在《明治維新親歷記》對於大久保利通這樣描述：「毫無疑問，後來天皇下決心遷都，江戶終於成為日本的政治中心，並改名為東京──即東部的都城，大久保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但他是個極少言寡語的人。」[1]
西鄉隆盛也曾說過：「若將國家比喻為一棟家屋，我有自信建造的房子遠比甲東的還要牢靠。然而，家屋的建築業已結束，在擺設家具、裝潢室內到布置住家景觀方面，甲東確實有天賦，諸如我等連修理茅廁一隅也不夠資格。但若要再度破壞家屋，甲東仍不如老子。」[2]
大久保利通並不如電影《末代武士》裡的大村松江彷彿世仇般痛恨西鄉隆盛，他與西鄉既是童年夥伴又為摯友，在西鄉受安政大獄波及流放奄美大島期間，兩人仍保持書信往來，他也為了西鄉的特赦奔走，甚至在西鄉面臨第二次流放時，大久保曾想過要和西鄉一起殉死。
西鄉重返薩摩之後，兩人攜手倒幕成立維新政權，卻在進入建設新國家的階段，在「征韓論」的論點有不同看法，突顯出二人政治上觀點存在極大差異。
從「廢藩置縣」到「征韓論」
戊辰戰爭中以武奮戰的薩摩士族，在維新政權成立後，雖然有人成為東京駐防的近衛兵，有人進了警視廳，但除了這些人能拿薪水之外，大多數士族都被迫面臨失業。
明治四年（1871 年）廢藩置縣後，舉國譁然，失去特權的士族鼓譟鳴冤之際，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卻是以岩倉使節團的一員到國外考察去了。士族的不平也好，山雨欲來的暴動氣氛下百姓的不安也罷，這些情緒全都留給了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留守日本的內閣。對當時的士族來說，明治維新換來的，只是一場空罷了。
明治維新不久後，原以對馬藩主宗氏為媒介來向朝鮮交涉的日本，藉新政府成立向朝鮮半島提出建交，但朝鮮以奉清朝皇帝為由拒絕，此舉激怒了日本的新政府。不過即使以此為導火線，也並非起因，征韓不過是以朝鮮的對日態度為藉口，於此時間點上表面化而已。
對新的明治政府而言，對外路線的抉擇之一，是將日本的勢力擴展至朝鮮半島，藉由朝鮮半島來確保日本的國家安全，即所謂的「征韓論」。但此路線的風險極高，留守政府因此出立即提出征兵海外的提案，但使節團的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笑允等，認為政權才成立未久，反對貿然採行海外冒險的策略，主張應以內治為優先。
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這對自幕末出生入死的患難搭檔，兩人的征韓不同調，源於對政治理解的差異。
西鄉隆盛的征韓論，並非單純出征攻打朝鮮，而是希望能先以遣韓使的身分過去，將明治維新的思想輸往他國，漸次形成國論，若遣韓使遭受殺害，則可建立起「征韓」的大義名分，除此之外，更試圖解決不平士族的困境。
大久保利通則代表理性主義派，堅持走清楚明確的現實主義路線。大久保利通在歐遊旅程中，最欽佩俾斯麥。從政治外交角度出發，日本在征戰朝鮮之前，必須先解決國內問題，貿然征韓將導致日本面臨一場毀滅性的戰爭，讓本來已經龐大的財政赤字更為膨脹，拖垮國內經濟和改革進程。
但大久保利通自己也十分清楚世界局勢，從世界列強的利益平衡與地緣政治來看，朝鮮並不需要畏懼日本，而日本也承受不起敗於朝鮮，特別是兩國背後虎視眈眈的列強，俄國南下威脅的隱憂等都必需考慮。也因此，大久保利通認為西鄉的征韓論點，既危險又缺乏思考。
明治六年，由征韓論引發的政變讓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辭官下野，改由大久保參議新設內務省並兼首任內務卿，實質相當於首相，被稱作「大久保獨裁」的政壇拉開序幕，其於日本政壇影響力亦延續至今。大久保利通的次子為政治家牧野伸顯，牧野伸顯的女婿是日本前任內閣總理大臣吉田茂，麻生太郎和寬仁親王妃信子是其曾孫。
從「臺灣出兵（牡丹社事件）」到出使北京
為了解決長久以來臺灣島周邊遇難的漂流船屢屢遭原住民侵擾的問題，日本政府曾試圖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之道，但一如過去歐美商船在臺遇難的經驗，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推諉責任。
明治六年（1873 年）副島種臣以特命全權公使身分和柳原前光來到中國，到達北京後，會見辦事大臣毛昶熙和董恂，柳原前光分別與兩位大臣談起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人事件。毛、董二人告訴副島種臣殺人者「生番係化外之民，我政府未便窮治。」[3] 即殺人者皆屬生番，為化外之民，非中國政教所及之意。
於是，在清廷無法處理此等問題的認知下，副島種臣將臺灣為清政府「化外之地」的話柄帶回日本，大久保便憑藉這一點毅然決定出兵臺灣，過程中，美籍外交顧問李仙德（Charles W. Le Gendre）也大肆煽動日本出兵。
西鄉隆盛辭官後，以薩摩為首、支持征臺提案的是大久保利通和西鄉從道，他們希望藉由征討臺灣生番，安撫國內沸騰的征韓情緒。若實行征韓，或許會招致俄國出兵，但若是征討臺灣，依照清國所謂生番乃化外之民的說法，即便征臺也不至於侵犯到清國主權。如此一來，便得以為征韓論者降溫。
根據大久保利通日記記載，他與西鄉從道「徹夜談論，聆聽有關臺灣事件，東京情況。」對於臺灣出兵，國內外都有反對聲浪，大久保一度決定中止出兵，但西鄉從道已讓各軍艦先行出航，他不得不承認此舉已成既定事實。
面對臺灣出兵事件，日本議閣在確定方針後，命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的身分，前往北京交涉，與清國全權代表恭親王奕訢進行會談。當時任職清國總稅務司的赫德（Robert Hart）描述雙方會談情形：「簡單地說，日本提出臺灣為無主之地的主張，緊咬著國際法不放，主張出兵的正當性，但清廷方面總是回答：『謝謝您的忠告，但臺灣是我們的啊。』」[4] 雙方雞同鴨講，談判陷入膠著，大久保利通於日記中寫道：「實際鄙人進退維谷，困苦至極，因而深思熟慮。」[5]
兩難之際，英國駐清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調解，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簽妥互換條約與調印互換憑單，清廷支付五十萬兩賠款，承認日本出兵臺灣是「保民義舉」，以換取日本撤兵。大久保後於日記寫道：「此次奉重大使命，其困難難以言表，幸而大事告成，離京之時自感欣喜。」[6] 北京出使一事也更加奠定大久保利通在政治外交方面的領導地位。
造訪臺灣
外交議談定案後，大久保利通返回日本途中特意前往臺灣，一方面是通知征臺軍與西鄉從道可以撤退，另一方面則是弔唁戰歿者英靈。
難得來到臺灣，大久保利通原本打算與原住民合照（大久保喜歡拍照，西鄉隆盛則是討厭拍照），但原住民一看到相機，以為是大砲，驚恐之際一哄而散，後來是與原住民交涉經驗老道的西鄉從道，重新聚集原住民後，才拍下這張與琅嶠十八社頭目的合照。[7] 當年 12 月臺灣遠征軍準備離臺時，原住民頭目還贈與征臺軍總司令西鄉從道都督一只銀質手環。[8]
無論是從西鄉隆盛與大久保互通的書信，或是大久保歸國後，西鄉頻繁出入大久保宅邸來看，都顯示出這個時間點上，兩人之間的對立還沒有浮上檯面。但是在征韓論方面的意見分歧，使得原為總角之交的二人無可奈何地變得極為疏遠。而這就是歷史的無情之處。[9]
[1]薩道義，《明治維新親歷記》（文匯出版社，2017 年），頁 370。
[2]勝田孫弥著，《甲東逸話》，（富山房出版，昭和 3 年），国立国会図書館。
[3] 《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4]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2006 年），頁 115。
[5]井上勝生著，周保雄譯《日本近現代史卷一：幕末與維新》（香港中和出版，2016 年）頁 258。
[6]藤崎濟之助著，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下卷》（海峽學術，2003 年），頁 353。
[7]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2006 年），頁 106-107。
[8]西鄉都督與樺山總督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西鄉都督與樺山總督》，昭和 11 年。
[9] 田中彰著，何源湖譯《明治維新》（玉山社，2012 年），頁 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