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耶魯大學博士，美國麻塞諸塞大學歷史系教授） 湖南人應該讓中國步羅馬帝國之後塵消失於歷史舞臺，湖南本身則要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把舊帝國的文明帶進未來。 ──一九○三年，某湖南學生 隨著更多湖南學生進入東京的宏文學院等校就讀，原以來自時務學堂的湖南人為核心的湖南留學生，一九○三年時成長為人數一百多人的更大組織。一九○二年晚期，幾位湖南留學生創立湖南編譯社，翻譯論政府、教育、科學、歷史的外文書，供國內的湖南鄉親閱讀（《支那教育問題》是其中最早問世的譯作之一）。 同一群學生也在日本創辦了名叫《遊學譯編》的月刊，一九○二年秋首度問世。刊名很籠統，但它是由中、日兩國境內的湖南學生撰稿，且是為這兩國的湖南學生而寫的湖南人刊物。它是日本境內第一個以個別省分為焦點的中國留學生刊物。 這兩項事業都得到官方支持，也就是得到一八九○年代陳寶箴所創立的實業改革機構支持，其中在陳寶箴下臺後仍繼續運作的湖南礦物總局，出了大筆經費給這分刊物，充當該刊在長沙的發行所。該刊第一期宣告，「有精神而後有物質，有理論而後有事實，有學術而後有政治」，所刊的文章涵蓋學術與教育的許多面向，全是為了實現政治改革這個最後目標。 《遊學譯編》的三個主編，代表了將湖南學生帶到日本的三股涇渭分明的潮流。一個是楊毓麟，曾任時務學堂老師，唐才常的至交。楊毓麟代表了曾親身參與湖南維新運動，後來東渡日本避難的學生。 另一位是楊度，他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就讀衡陽船山書院時，是王闓運最喜愛的學生，因而代表了旁觀湖南維新運動（欽佩但未參與該運動）的學生。王闓運極力反對楊度赴日留學，因而他也代表了受過正統儒家教育、與湖南當地有深厚淵源、卻透過赴日留學與此前活動徹底劃清界線的學生。 最後則是黃興。黃興一八九七年自較守舊的長沙嶽麓書院畢業，後來就讀湖北的兩湖書院。兩湖書院是張之洞所創辦，以推動被郭嵩燾斥之為流於表面的自強改革為創辦宗旨。黃興未因湖南維新運動的瓦解改變原立場，他拿公費赴日求學，因此他代表了因中國境內由上而下進行較保守的改革，從而赴日的學生。對他們來說，赴日求學與他們先前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和關注的事物完全不相牴觸，且還受到後者的支持。 這三股潮流匯聚於宏文學院，使原本因地域和受教經歷分化為不同圈子的湖南學生在東京共聚一堂。《遊學譯編》是海外湖南留學生的喉舌，代表了他們諸多觀點的合流。在這同時，它也是把他們對更廣大湖南鄉民的願景落實的媒材，一如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湘報》為湖南鄉民所做的。 透過日本報刊和國外報刊，這些學生痛切體認到中國在當今世界裡的衰弱。他們看到周遭的日本人生活在當世其中一個最成功的民族主義社會裡，與中國的情況呈強烈對比。凡是來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都受到日本強、中國弱之強烈對比的衝擊，但湖南學生根據自己對本省歷史與命運的獨特理解，和他們對晚近湖南改革、反抗之經歷的認識，回應這衝擊。其中有數人還曾在這改革、反抗的歷程裡扮演過某種角色。 一如在日的其他許多中國留學生，《遊學譯編》的撰文者開始構想如何為中國創造民族主義，如何利用日本社會的強，來造就自己社會的強。但對湖南學生來說，他們構想的主要對象乃是湖南省本身。由於中國日後能否保持領土完整還在未定之天，湖南再度成為旗幟鮮明的排外大堡壘。誠如他們所認為的，湖南人已把洋人拒於門外數十年，也平定過太平天國之亂，無疑也能阻止這些想把中國瓜分的帝國主義者。 就在非湘籍人士章太炎，開始把王夫之視為所有漢人的共同財產來宣揚時，聚集於日本的湖南學生開始更猛力地想將王夫之據為己有。他們這麼做，其實是在追隨譚嗣同、郭嵩燾、鄧顯鶴的腳步，由此觀之，他們三人多年來的推廣似乎收到成效。到了一九○○年代初期，凡是湖南人所寫描述湖南人性格的著作，鮮少不把王夫之視為他們的精神領袖。 王夫之同時扮演了兩種角色，既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先驅，也是現代湖南子弟的祖先。這兩種看法直接助長了湖南人的自豪感，儘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出於不同的原因而助長這種自豪感。但在湖南學生的著作中，最有力的看法，乃是這兩種看法的交融為一：把王夫之視為湖南民族主義之父。 有數人對這一新湖南民族主義提出了有系統的闡述，其中之一是蔡鍔。 蔡鍔曾是時務學堂最年幼的學生，後來成為自立軍一員。一九○三年一月十三日，他在《遊學譯編》第三期發表〈致湖南士紳諸公書〉，勾勒他所構想的湖南未來。此信以湖南人所共有，且經由此前幾十年的情勢發展，已在湖南形成的一個信念為前提：湖南人注定要帶領中國進入現代世界。蔡鍔在此信中，自信滿滿寫道，「湖南一變，則中國隨之矣。」 梁啟超認為湖南可扮演中國薩摩藩的角色，亦即扮演逼中國進入現代世界之省分的角色，而蔡鍔寫此信，就是欲說服湖南士紳揚棄上述觀念，轉而追求更宏大的目標。他寫道，「自戊戌政變來，湖南則漸媿薄有薩摩人之譽……（但）綜湖南全部可以敵日本……然則薩摩何足況湖南？」於是蔡鍔提出另一種看法，建議湖南人不要再把自己比擬為日本的諸藩，而應自成一體。 蔡鍔未擔心湖南在中國的地位，反倒表示湖南應把心思擺在思索湖南可如何獨力將中國文明帶進未來。他寫道，「夫湖南僻在中國南方，政教學術，大抵取索于中原，而非己有矣；則湖南者，亦猶羅馬之英法，可謂能有新機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國也，同異之間，如是而已。」 因此，湖南可以成為從古帝國的廢墟中崛起的現代國家。做為有著內陸文化與思想的純內陸地區，湖南看來已避掉在沿海或有洋人居住之地區的文化混雜。事實上，蔡鍔寫信時，長沙這個大城仍然禁止與外國通商。照他的類比，如果未來的湖南等於英國或法國，那清朝其他領土的下場，就會如羅馬帝國的殘餘一樣四分五裂且各無關連。 蔡鍔的文化「中國」觀，不只背離把「中國」視為一地區的地理觀，也背離章太炎以共通的族群身分界定「中國」的種族觀。基於蔡鍔的觀點，中國的邊界和其人民都是可變的。湖南則不然。 湖南代表最純粹的中國內陸文明，然則湖南文化所指為何？蔡鍔接著寫道，「歐之化，其理想胎于文，其精神胎于武……湖南素以名譽高天下，武命自湘軍占中原之特色……文想則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因此，湖南「精神」誕生自湘軍，湖南「理想」，據蔡鍔的說法，誕生自郭嵩燾從英國返鄉後在思賢講舍裡祭拜的那些湖南先賢（湘軍將領曾國藩屬於「軍事」範疇而非「文化」範疇）。 未親炙郭嵩燾教誨的蔡鍔，竟重述了郭嵩燾對歷史上湖南性格的原始陳述，說明了在郭嵩燾去世十年後，他的努力已得到認同。 九個月後的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出現對新湖南民族主義的另一種闡述，執筆者是曾在船山書院受教於王闓運門下的《遊學譯編》主編楊度。一九○三年秋，《遊學譯編》刊出最後一期，此時已有不少學生返鄉。楊度在這一期發表了長詩〈湖南少年歌〉。那是在學子即將返國的焦躁不安和日本正與中國展開新一輪締約協商，要求開放長沙供日本人通商、居住的氣氛中，鼓勵湖南人愛國的呼聲（此詩發表四天後，清廷同意日本的上述要求）。 此詩開頭寫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然後歌頌湖南的自然奇景（湖南的山川湖泊）。此詩寫到「湖南自古稱山國」，藉此為湖南的反抗搭好舞臺。它探索湖南人的愛鄉歷史，以屈原的事蹟（「為哭將來民主稀」）為開端： 亡國遊魂何處歸， 故都捐去將誰屬？ 愛國心長身已死， 汩羅流水長嗚咽。 不考慮當下的時空背景的話，此詩中屈原的「亡國」，或許代表中國。但就此詩的時空背景，特別是就當下一時的時空背景來看（發表於中日締結條約開放長沙對外通商的四天前），「亡國」指的是湖南。「故都」代表長沙，「亡國遊魂」是返湘的湖南學生。 屈原溺死汨羅江兩千多年後，屈原的「愛國心」仍存於這些學生心中。一如屈原無法魂歸其已亡失的楚國，這些湖南學生回到即將亡於帝國主義的湖南。因此，屈原的「為哭將來民主稀」，乃是楊度對湖南和湖南人民前途的擔憂。 在屈原之後，此詩繼續寫道，「此後悠悠秋復春，湖南歷史遂無人。」接著向宋朝理學家周敦頤簡短致意（周「空談未救金元辱」）之後，楊度轉向王夫之，以整整一個詩節描述他： 惟有船山一片心， 哀號匍匐向空林。 林中痛哭悲遺族， 林外殺人聞血腥。 留茲萬古傷心事， 說與湖南子弟聽。 楊度筆下的王夫之，與此前之人所構築的王夫之形象稍有不同。一如郭嵩燾或唐鑒，他特別強調王夫之的自我放逐幽居，但比起郭、唐所喚起的王夫之，他筆下的王夫之痛苦與憤怒之情大有過之。楊度想用王夫之（個人而非學者身分）做為湖南人反滿民族主義的龍頭，因此，在這情況下，王夫之的學問未讓人覺得是哲學，而讓人覺得是「萬古傷心事」，要人想起滿人所帶來的苦難。 楊度在船山書院受教於王闓運門下時，肯定仔細研讀過王夫之的著作，但在此詩中（或者在他其他出版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他曾認真鑽研過王夫之思想的跡象。這是個重大的轉折，而且在赴日留學的較年輕一輩湖南人中普遍可見。 王夫之的歷史地位，一時之間完全建立在他一生反抗當道所樹立的榜樣和他的反滿著作上。原被視為改革派哲學家的王夫之，此時搖身一變成為湖南當地反滿、反帝國主義的典範。但不管是被視為何者，他仍一如一八二九年鄧顯鶴所盼望的，乃是湖南人「宗仰」的典範。 因支持清廷而令楊度遺憾的湘軍那一代，在〈湖南少年歌〉中則成為湖南無可匹敵之武力的明證。這支武力不只平定了太平天國之亂，還在此後建立偉大功業；楊度寫道，左宗棠後來帶兵平定西部的回亂，把清帝國遼闊的西部地區變為「湖南殖民地」。 至於這支湖南武力未來會走向何方，楊度追隨蔡鍔等人的腳步，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以全球史為類比，闡述湖南的命運。他寫道，「歐洲古國斯巴達，強者充兵弱者殺。雅典文柔不足稱，希臘諸邦誰與敵？」同樣的，「區區小國普魯士，倏忽成為德意志。兒童女子盡知兵，一戰巴黎遂稱帝。內合諸省成聯邦，外與群雄爭領地。」 這將是湖南為中國扮演的角色。誠如此詩接下來所說，「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湖南將是年輕、尚武的國家，將振臂而起，改造其周遭地區，打造出由它領導的新帝國，帶領其他省（如有必要不惜動用武力）組成一新聯邦，建立以湖南為典範（且受湖南保護）的中國。 一如蔡鍔，楊度深信中國的未來基本上繫於湖南一身。也和蔡鍔一樣，深信湖南人是中國賴以抵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唯一憑藉。誠如他接下來所寫道，此詩最著名的句子： 若道中華國果亡， 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位湖南青年在此喊出他的心聲：湖南人是中國抵禦外侮的唯一支柱，湖南人會是最後一個倒下者，湖南人比其他人更能頂住帝國主義者的進犯。 但在「中國」究竟意指地理中國，還是文化／民族中國，此詩並未明確交待。如果他所指的是地理中國，且真正目標是驅逐洋人和滿人，保住中華帝國的疆域，那麼把湖南類比為普魯士、斯巴達一事，就表示湖南人應征服中國，並按照湖南的模式重建中國，也就是基本上要推翻積弱不振的清朝，在清朝原有的所有疆域上建立一新帝國，而在這新帝國中，湖南人能將其他省統合為一新聯邦。湖南人將趕走列強，繼續擔任新中國的領袖和守護者。 如果他所指的中國是個文化實體或民族實體，此詩就在暗示，注定要拯救同胞者，乃是湖南的漢人民族主義者，即整個漢民族裡，獲選擔負拯救任務的一群人，角色類似薩摩或長州藩的日本人。至於可能性如何，此詩最後幾行暗示，「中國人」不是單一不可分割的實體。湖南人要先救湖南，再救中國： 憑茲百戰英雄氣， 先救湖南後中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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