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時代之聲
1920 年代的台灣，有人說這是個狂飆的年代，在這段期間台灣人醞釀出自覺意識，逐漸形成台灣人族群的認同，與日本民族有所競爭。也是在這個時間點，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創辦文化書局、文化劇團，並且透過演講、讀報、播放電影等方式啟迪民智。台灣人經歷了首次的政黨活動、學生運動的蓬勃發展等等，台灣社會的氛圍出現了轉變。
在那個「摩登」電影多半是黑白無聲的年代，新潮的流行大都聚集在大稻埕周邊，咖啡館、西式餐館，那是許多菁英份子討論政治、文化、藝術，思想迸發的場所，1943 年創立的「天馬茶房」就是大稻埕眾多咖啡館的其中之一。
天馬茶房的當家詹天馬，本名「詹逢時」，是日治時期大稻埕有名的仕紳，他常戴著洋高帽、裝扮十分時髦，曾經當過片商、電影商等，更是當時知名的辯士。
實際上，「辯士」跟辯護律師的工作可以說是天差地遠。
辯士是一個專門解釋電影劇情、加油添醋地讓民眾看得懂電影的職業，換句話說，一部電影好不好看端看辯士會不會講。據說當時許多觀眾就是為了一睹「詹天馬辯士」的風采才進電影院看戲。
甚至，今天台語歌曲的先鋒也與詹天馬有關係。
根據莊永明的研究，由於詹天馬曾為電影《桃花泣血記》填過歌詞，許多台語歌曲便是受到這部電影歌曲的啟蒙後而創作出來。例如在大稻埕的巷弄裡創作出像是〈望春風〉、〈補破網〉、〈雨夜花〉等許多知名的台語歌曲。
看看詹天馬填的《桃花泣血記》，他嘗試透過歌曲，鼓吹當時新潮的自由戀愛風氣。歌詞如下：
人生就像桃花枝，有時開花有時死，花有春天再開期，人若死去無活時。戀愛無分階級性，第一要緊是真情。
直到今日看了仍讓人震驚，他的思想非常開明。一開始就告訴聽者人生短暫，應該要好好把握活著的時候；其次寫到愛情不該被困在舊時代的階級觀念裡，真情才是最重要的。詹天馬這樣跟得上時代的思想，與大稻埕的環境不無關係。當時，生活在大稻埕的仕紳與女性生活方式相對比較自由，也因此孕育出許多藝文工作者，大稻埕就是那個時代的藝文創作園地。
兩個時代的窘境：日治時代與遙想的「祖國」
1945 年 8 月 15 日本戰敗，直到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的近三個月時間裡，住在台灣的仕紳出現了大懸問：我是誰？我可以是誰？台灣人是否可以出頭天了？
中日戰爭結束，也讓台灣的仕紳內心開始擺盪。
「中國人」會不會比日本人更歧視台灣人？選擇到日本生活會不會比較好？這時許多仕紳道聽塗說了中國人的行逕，像是新政府對待台人的態度、土寇橫行、賄賂等異聞紛紛出現。甚至台灣本島出現「自治」政府的想法，希望能夠維持現狀。探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台灣仕紳對中國政府的不安與不信任。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的這一天別具歷史意義。除了代表二次大戰終於結束，台灣的命運也走向了另外一種變化：
（一）「國語」原本是日語變成中文。
（二）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
（三）從「太陽旗」到「青天白日旗」。
（四）從「皇民化」到「中國化」。
當時《民報》社長林茂生曾經期待，脫離日本殖民時代的國家與社會，終於可以不用再對立。但是，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上任之後，發動「漢奸總檢舉」對中日戰爭期間出賣過國家利益的人做總清理。對台灣人民來說，無非是利用「漢奸」的名義對政治菁英進行思想審查。其中又以辜振甫為首的「謀議台灣獨立案」最為著名。
當時，以辜振甫為首的百名仕紳，被警備總部懷疑他們醞釀推翻政府而加以逮捕，其中也包括詹天馬。有學者指出，當局雖然逮捕台灣仕紳，從調查到最後判決卻都草草了事，其實政治目的大於實際作用，政府想藉此抹煞台灣仕紳對「台獨」的想像，確保自己統治台灣的合理性。
台灣究竟屬於誰？加拿大或是美國託管的可能性有多少？倘若中華民國只是代表太平洋的盟軍來接受日軍投降，台灣這塊島嶼究竟該何去何從？
對台灣菁英來說，這塊土地的命運、個人的選擇都在不斷地擺蕩當中。
詹天馬、天馬茶房與二二八
1945 年 10 月 10 日台灣慶祝第一次中華民國慶日。然而在不久之後，「祖國」的七十軍也來了。
軍隊坐著美軍軍艦到達基隆港下船，群眾歡欣鼓舞、列隊歡迎。只是出現在群眾面前的軍隊，卻是帶著扁擔、挑著被褥與鍋子的景況，還有人甚至沒有鞋子穿，兩頭掛著雨傘，殘破不堪的綁腿，甚至並不是每位士兵身上都有佩槍。
「這難道是祖國的軍隊嗎？」
當時的仕紳吳濁流於一場歡迎會中，聽到一位台北師範的學長說，「中國二乘二會變成三、或五，甚至有時後會變成六或八也不一定。」這樣的印象對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仕紳來說很是詭異。
再者，來到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權力一把抓，掌握各個機關的核心，當時陳儀認為「台灣人沒有政治人才」、他們「不懂國語」，產生對台籍菁英的不信任。這也使得台灣仕紳對「祖國」的想像逐漸由期待轉為失望。
同時，因為士兵與官員貪污以及裙帶關係，學校的校長任用不識字的教員，政治關係攀親帶故屢見不鮮，讓部分台籍仕紳感受到這根本不是「接收」而是「劫收」。
據說詹天馬還曾經戲弄過當時的「外省人」，在天馬茶房門外寫著「拾獲黃金一枚招領」，不少外省籍人士就就這樣大辣辣地走進店門說那個黃金是他的，詹天馬聽了後生氣地把外省人趕出去，因為他的「黃金」其實是刻有「黃金」二字的小印章。
這則故事的真假雖不得而知，但卻可以從中見到台籍菁英對於外省籍人士的負面觀感。
總總情緒的積累，終於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一個小插曲點燃了怒火。
查緝私煙的員警在天馬茶房前，與林江邁女士拉扯的過程中，用槍托擊中林女士的頭部，導致林女士流血昏倒，一旁民眾群情激憤，查緝員這時又開槍擊中路人陳文溪。
社會上累積已久的「民怨」一觸即發。
由於日治時期已經有集會請願的經驗，許多民眾於隔天前往台灣省公賣局台北分局時官方卻以機槍掃射，造成大量無辜民眾的傷亡。自此，全島型的抗爭運動爆發。
歸納起來，當時社會上對政府的態度有兩種：一則仕紳希望透過這次事件化危機為轉機，向政府提出建議藉機改革；一則走向激烈的反抗。台灣歷史的悲劇二二八事件就在天馬茶房門口，拉開序幕。
天馬茶房與時代之魂
天馬茶房裡有新式咖啡、有劇團表演。從 1920-1930 年代以後，那是台灣人意志覺醒的時代，仕紳多半受過日本高等教育，喝過洋墨水，他們開始要求日本政府改革。直到國民政府「光復之後」，陳儀政府在極短的時間，要求台灣人不能使用台語，劇團表演、教職員、公務人員必須使用國語，這讓許多知識份子陷入失去對話的空間，或可稱之為「失語者」。
根據學者的觀察，曾經喧囂的天馬茶房、永樂座等熱門的消費地點，在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後，大稻埕過往繁榮的景像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扼腕之餘，也令人懷疑政治在之中動了手腳。
天馬茶房門前，那原本是台灣仕紳、知識份子或是有思想、走在時代前端的台灣人聚集的地方，是思想衝擊、交流的場域。只是二二八之後，隨著政治上的噤聲，眼看時代轉變的「辯士」除了繼續說電影外，也成為官方政治宣傳的喉舌。
天馬茶房已經被拆除，對面的法主宮廟也因為造路被墊高。走在大稻埕南京西路上，附近的城區已經成為文創產業、咖啡店進駐的地方，也是日本遊客最常拜訪的地方。但我們仍可以從新興文創裡，看到舊台北的痕跡。
1999 年林正盛導演拍攝《天馬茶房》電影，就以詹天馬以及他所開的天馬茶房、劇團當背景，透過一段愛情的悲劇述說時代的悲歌。電影裡一首《幸福進行曲》就唱著那個時代的青春、熱血以及對政治的積極，一切似乎從大稻埕出發，詹天馬的天馬茶房只是時代的縮影，在二二八過後，已經逝去的台籍菁英不再有聲音，未逝去的台籍菁英以無聲的方式，不是只保全自己，而是用沉默來抗議那個時代的矛盾。狂飆年代的他們年輕過，瘋狂過，現在那個年代的理想抱負，又由誰接棒呢？
本文由故事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共同合作。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於每年秋季特別企劃「他們的年代」系列活動，今年 2018 年以「1930-1960 台灣文藝復興」為題，彷彿乘著時光機，回到二戰前，看見台北的繁華，聽見蟲膠唱片的樂音，窺見台展畫作的瑰麗，察見文學詞藻的新意，再到戰後，歷經大空襲後生活的困苦，及國府軍來台後失序的社會。以二二八事件為視角，由台灣藝文發展的流變，來找尋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的歷史軌跡。活動詳情：https://goo.gl/FeqHg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