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 年 2 月 12 日，大清帝國最後一任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奉隆裕皇太后頒布了《清室退位詔書》，詔書中除了宣布退去帝位，更表明了袁世凱將成為北方政權的合法繼承人。原先以為中國終於可以擺脫長達數千年的帝制，殊不知，掌握實權後的袁世凱卻想方設法地重回帝制。
就在袁世凱的野望日益彰顯的同時，隔了一個海峽的臺灣，有一群對祖國懷抱熱情的臺灣青年自認無法坐視不管，這群人嚮往祖國的革命運動，決心為祖國的未來盡一份心力。
這群青年們經由日本抵達滿洲，悄悄地來到中國，試圖將自行培養的霍亂病源體放入袁世凱的飲水中使其「駕崩」。可惜的是，到了北京他們才發現，自來水廠的戒備森嚴，根本無從下手，這次的暗殺行動以失敗告終。
當時前往暗殺袁世凱的青年們，幾乎都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高材生，像是蔣渭水、翁俊明、蘇樵山等，在這群人中，成績最好、也有實務經驗的就是「杜聰明」，他也是培養出霍亂細菌、且親自前往北京執行任務的人之一。
出生於清治末期的杜聰明，從小聰慧好學，他以榜首的身分考上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 21 歲那一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隔年便獲得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深造的機會，歷經了無數的日夜，在 29 歲時獲得博士學位，也成為臺灣第一位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人。
儘管已經獲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也在同一年順利成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但好學的杜聰明始終沒有放棄精進醫學研究的機會。在臺北帝國大學的資助下，杜聰明在 1925 年踏上了留學歐美的道路。這一去，就是兩年半。
在這兩年半的旅途中，杜聰明先後抵達日本、美國、英國、德國與法國等地，除了觀摩歐美各國的醫學設施以外，也不忘拜訪當時著名的教授級人物，期望藉由這種跨國交流，反思臺灣醫藥、病理學的狀況。
有趣的是，杜聰明在美國訪問時，突然接到臺灣總督府任命他代表日本政府參加 1926 年 7 月在費城舉辦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Narcotic Education）。接獲這項重責大任的杜聰明，便以「臺灣的鴉片問題」為題目，用他那流暢的英語演說能力，向與會的各國代表們介紹臺灣當前在解決鴉片上癮者的醫療經驗。
杜聰明提出以鹽酸、嗎啡為主的「漸禁斷療法」，來代替直接斷絕鴉片的「禁斷療法」，以減輕患者毒癮發作時的痛苦，有效解決鴉片成癮的狀況。此次發表毒品的研究成果撼動了國際醫學界，這個另類的臺灣經驗亦成為各國焦點，當然，也讓日本在國際醫藥研究界內扳回了不少面子。
回臺之後，杜聰明除了向臺灣總督府報告此行的成果之外，更與得意門生邱賢添等人在同鄉好友施乾所設的愛愛寮（乞丐收容所，收容者中有鴉片上癮者）裡替鴉片、嗎啡上癮者進行治療。他們透過累積案例和研究調查，持續改善醫學配方，幫助上癮者成功戒除毒癮。
不料，1929 年一份來自臺灣民眾黨的電報，再一次敲響了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的警鐘。
正因為國際聯盟長期以來關注於世界各地的鴉片問題，當這一封來自殖民地臺灣的電報出現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案桌上時，1930 年的臺灣再一次成為遠東鴉片調查團的考察對象。[1]
為了因應隨時可能到來的國聯鴉片調查團，臺灣總督府隨即於 1 月 14 日頒布「臨時阿片癮矯正所規程」，命全臺各地地方政府增設「更生院」，作為勒戒毒癮之用，其中，位於大稻埕的「臺灣總督府臺北更生院」便是杜聰明常年研究鴉片毒癮的重要研究場域。
根據杜聰明的〈臺灣阿片癮者之統計的調查（第8報告）〉，自 1930 年臺北更生院成立到 1946 年 6 月 10 日最後一位患者出院，一共有多達 11,498 名鴉片癮者與麻藥中毒者，除了讓患者們接受現代化的醫療照顧，杜聰明的研究團隊也在「治療」與「研究」兼顧的狀況下，發表了數十篇影響後世甚深的調查報告。
除了毒品的治療，杜聰明同時也是培育臺灣蛇毒研究的先驅。
杜聰明的研究團隊不僅成為毒物研究的專家，對於臺灣特有的熱帶醫學研究也是不遺餘力。以蛇毒為例，研究團隊歸納出專屬的治療方法、血清，甚至也將蛇毒的成分作為藥品的材料（例如：鎮痛劑）。
在杜聰明的引領下，許多優秀的臺灣人也加入這樣的研究行列，其中一位弟子便是曾經和杜聰明投身於鴉片研究、最終卻以研究蛇毒的論文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的邱賢添。
除了在熱帶醫學的成就，杜聰明也致力於中醫與西醫的結合。
爬梳杜聰明過往的回憶錄可以發現，儘管他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必須加以科學化，但他並不主張要將醫藥分離，換句話說，作為一位研究者，杜聰明從未直觀地認為西醫有效而中醫無效，反倒是企圖運用實際的研究成果，打破一般人對於中醫的迷信成分，進而保留有效的中醫藥品。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擔任過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臺大醫學院院長，同時也成為戰後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但可別因為這樣，就以為杜聰明只有在醫學圈內發光發熱。
在日治臺灣政治發展史當中，杜聰明也曾經佔有一席之地。正因為杜聰明頂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又致力於根治臺灣人的鴉片困擾，1930 年由《臺灣新民報臺灣曾經主辦的「模擬選舉」中，杜聰明成為被提名的候選人之一。
從一位熱血青年到影響臺灣病理學的研究者，杜聰明並不以「臺灣第一」自居，反倒強調「樂學至上，研究第一」、「欲先人醫者，必先為人也」。或許，這種為社會無私的奉獻精神才是所有研究者真正應有的態度吧。
[1] 實際上，早在 1910 年以前，臺灣的鴉片問題就已經備受國際聯盟關注， 1928 年的時候遠東鴉片調查（考察）團也已經來臺調查，只不過該次的調查結果並未能讓蔣渭水等有志之士滿意。當 1929 年 1 月 8 日臺灣總督府頒布「改正臺灣阿片令施行規則」後，等於是重新發放許可證給鴉片吸食者，對此，臺灣民眾黨人選擇利用電報的方式，讓國際間注意殖民政府的這項「違反國際條約」的政策。
參考書目
- 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臺北：時報文化，1993。
- 劉明修著，李明峻譯，《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臺北：前衛出版，2008。
- 林淑慧，〈醫學訪察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1（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0，頁1-38。
- 許宏彬，〈臺灣的阿片想像：從舊慣的阿片君子，到更生院的矯正樣本〉，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府報》
- 《臺灣人事鑑》
- 《臺灣民報》
- 《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