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日本爆出東京醫科大學在入學考試時,將女生的成績一律扣分,好讓女生在該年錄取生中的比例佔三成以下。這種醜聞當然被罵死了。更別說這是在調查文科省高官子女走後門入學的事情中發現的,真是醜上加醜。
但日本人應該要記住日本與女醫師之間的關係,因為將歐洲近代醫學傳入日本的重要人物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他們家是婦產科醫師世家。
和他有關係的人之中,德意志地區第一位女醫師 Charlotte von Siebold 就是 von Siebold 家的人,雖然是繼女。用我們熟悉的親屬稱謂的話,Charlotte 是 Philipp Franz 大 8 歲的堂姊。Philipp Franz 停留在日本期間,和日本牽手楠本滝生下一個女兒。這個留在日本的女兒名叫楠本イネ,她是日本第一位婦產科醫師。
先說年紀較大的 Charlotte。她的生父是德意志邦國 Würzburg 的政府顧問,去世後母親改嫁當地醫師 Damian von Siebold,Charlotte 也就成為 von Siebold 家的繼女。在家庭背景耳濡目染之下,Charlotte 很快就對醫學產生興趣。她在 1811 年去哥廷根大學學習醫學,並有機會進入當時的重要學者的私人課程(相對於在大講堂的公開課程)。1814 年獲准在 Darmstadt 執業。1817 年,她又在將博士論文送交 Giessen 大學,通過答辯後獲頒博士學位。
Damian von Siebold 的兄弟 Johann Georg Christoph Siebold 也是婦產科醫師,他以發明幫助生產用的座椅而聞名。他的兒子 Philipp Franz 也成為醫師。但他懷抱雄心壯志,1822 年在荷蘭御醫的斡旋下加入荷蘭軍隊,成為荷屬東印度醫院外科少校,並以軍醫身分抵達日本長崎。他獲得日本方面相當的禮遇,獲准離開一般歐洲人難以踏出的出島,在長崎郊外的鳴滝講授醫學,稱為鳴滝塾。
Philipp Franz 一邊教學,一邊收集學習日本的文化,成為他東洋學研究的基礎。但研究與間諜行為只有一線之隔,Philipp Franz 後來因為攜帶禁止輸出的地圖等地理情報,而被幕府驅逐出境。此時楠本イネ 2 歲。離開生父的她搬到四國的宇和島藩卯之町,由 Philipp Franz 的日本弟子照顧,也開始學習醫學。
年紀稍長後,楠本イネ又回到長崎,向另一位荷蘭軍醫 Pompe van Meerdervoort 學醫。日本開國之後,生父 Philipp Franz 的驅逐令解除,第二次造訪日本的 Philipp Franz 帶了楠本イネ的兩位異母弟來日本。在兩位弟弟的支援下,楠本イネ在東京築地開業行醫,還受宮內省聘御用掛,成為實質上的御醫。
不過日本從 1875 年實施醫術開業試驗,這是將未受過正式醫學教育的醫療專業人員納入體系的考試,以西洋醫學出題,應考者則以漢方醫為主。楠本イネ從小就接受西洋醫學教育,父親又是向日本引進西洋醫學的大學者,可說是名門正派,看起來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但是醫術開業試驗一開始只接受男性應考(1884 年才開放給女性),連考試機會都沒有的楠本イネ只好把醫院關掉,回到長崎當產婆。堂堂御醫因為政府的性別歧視而無法發揮所能,真是對該制度最大的諷刺。
回顧日本的近代醫學史中的女醫師,我覺得日本的醫科大學在入學考試中虧待有心想讀醫學的女生,不只是赤裸裸的性別歧視,教育者失格,還辜負了日本近代醫學的根基之一,甚至可說是重蹈覆轍。這些性別歧視的掌權者真該去長崎的鳴滝塾謝罪。但也不要對著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的雕像行禮,因為最該謝罪的對象楠本イネ,可是連座雕像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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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印書館出版之《台北亂走》 時光流轉,還記得十年前的台北是什麼模樣嗎? 時間帶走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 在變與不變的光景中,這個城市也許超乎想像地耐人尋味。 我在美國留學期間,幾乎每年寒暑假都回台北。長則兩個月,短則兩星期的停留期間,我就像個外來的觀光客,每天帶著相機出門走走看看,原本熟悉的事物也因此而變得新奇。 當時亂走台北的隨筆,如今變成幫助記憶的歷史紀錄。好些景物已不復存在,只剩下過往的回憶在時間之河裡閃閃發光。 除了具體的事物,還記下一些1990年代學生生活的大小事,宛如時空膠囊一般被保存了下來,蘊藏著等待被重新記起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