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新青海，稱霸大西北
1938 年，馬步芳接替叔父馬麟擔任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正式成為全省軍政第一人。青海之黨政軍集於馬步芳一身，無論何機關，皆由其一人主持，有外來者評論説：「此種現象，為全國各省所無，惟山西、廣西，比較近似。」[1]
馬步芳每天淩晨 4 點起床，晚上 10 點睡覺，大半時間都在兵營、學校和機關中度過。其日常飲食相當簡樸，「經常吃揪麵片，把肚子填抱就算完事」。他好女色，但不太可能像共產黨所妖魔化的那樣「姦淫了 5000 名各族女子」。
青海之疆域相當廣袤，僅次於新疆和西藏，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大。但青海地廣人稀，環境惡劣，經濟落後，幾乎被內地視為蠻荒之地、不毛之地。上任之後，馬步芳一改馬麟時代「無為而治」的思路，提出 「建設新青海」口號並努力實行。當然，這些政策基本上集中在「民生」層面，沒有一項是推動民主──馬步芳本人毫無民主素養，西北是離民主共和等現代觀念最遠的區域，伊斯蘭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也不支持民主制度。馬步芳在意識形態上注重實用主義，巧妙地利用伊斯蘭教教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自己服務，總體而言，他「不是一個社會革命家，而是一個熱衷於保護其既得利益的保守的軍閥」。[2]
開始推行其「編組保甲、訓練壯丁、修築公路、積極造林、厲行禁煙、推廣識字」的「六大中心工作」。以植樹造林而論，早在 1929 年，馬步芳就規定每個士兵每年植樹七株。1938 年春，更是舉行植樹大典，發動 30 萬青海黨政軍、學生、壯丁，植樹 180 萬株，並要求做到「無一株不活，無一株不正，無一株不成植干，無一株不合抗戰建國之需」。[3]
以修築公路而論，於 1944 年完成西寧到玉樹的高原公路，全長 828 公里，被馬步芳稱之為「世界上最高的一條公路」；於 1947 年完成從青海到新疆的公路，起始於西寧，直抵阿爾金山。馬步芳認為，「人有血脈，國有路，交通最為首」，在其時代主持修筑的各類公路超過萬里。[4]
以保甲制度和壯丁訓練而論，青海辦理保甲，有兩個系統，從戶、甲、保、鄉鎮、區、行政專員直至省政府，為政治系統；而由行政專員兼壯丁訓練總指揮，縣長兼司令，區長兼總隊長，鄉鎮長兼中隊長，保長兼區長，甲長兼班長，此為軍事系統。由此，馬步芳在青海達成了軍政合一的統治。[5]
以識字運動而論，馬步芳看到青海的 130 萬人中，有 80 萬文盲，遂設立民眾學校、夜校、識字班 1428 處，並編輯了一首青海人耳熟能詳的《識字歌》：「中國害了五樣病，貧、弱、散、私、愚。識了字，各樣病根一齊治。」[6]
以禁煙運動而論，馬步芳設立「青海省禁煙委員會」，對吸食和販賣鴉片者，進行嚴厲懲罰。即便是至親，他也不網開一面：馬步芳三叔馬鳳的遺孤馬紹援從小就抽大煙，馬步芳派兵將其關在家中強制其戒煙。馬紹援體弱多病，不久便去世了。
馬步芳的新政卓有成效，當時地方士紳鼓吹説：「青海新政，行之數載，不繁不簡，不疏不密。……善政善教、雨露共沾，昭远貽来，记载敢阙」。[7]不過，青海新政中所説的「一切以抗戰為中心」，只是華而不實的口號，日本人遠在天邊，並未對青海造成實際威脅。而民主、共和、國家統一這些「新詞」，馬步芳也只是在口頭上說說而已。
三十年代，馬步芳訪問東南沿海繁華富足的現代都市，對照青海的貧困落後，深受刺激，雄心萬丈地在青海推動現代化建設。1939 年，在馬步芳的爭取下，青海省政府與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簽訂合同，投資六千余萬元營建西寧火力發電廠。1942 年，火電廠正式開始供電，結束了西寧沒有電力供應的歷史。火電廠的第一任廠長，正是日後在行政院長任上推動台灣經濟騰飛的孫運璿。
1942 年冬，馬步芳投資興建青海第一家工業企業海陽化工廠，生產硝酸、硫酸、鹽酸等軍用物資，並為青海帶來第一樣本地生產的日用工業品——火柴。此後，又成立西北工礦公司、西北畜牧公司和湟中實業銀行。[8]
四十年代中後期，青海首府西寧已具備了電影院、圖書館、醫院、長途公共汽車以及飛機場等公共設施，初步完成由傳統商業集市和政治中心向近代化城市的轉變。
青海的城鎮和鄉村漸有生機，范長江、馬鶴天、陳嘉雅三位記者、學者由甘青兩省交界的享堂鎮進入青海，其觀感頗為正面。范長江説：「兩岸土地之肥沃，田園之優美，遠在莊浪河流域之上，沿路楊柳夾道，果園菜圃相連，村落齊整，人口稠密，居民身體壯實，有鴉片嗜好者絶少，小孩之無褲者亦不多。」[9]馬鶴天説：「沿途一切均較前整齊進步。在甘肅境內時，處處出現從前繁榮而今衰敗之景象，至青海境，則道路修治，樹木密茂，房屋新整，處處有新興氣象。」[10]陳庚雅説：「青海沿湟水各縣村落，多能利用河水，灌溉良田。……菜花鋪黃，豆麥油綠，樹林成蔭，渠流不斷，景色宜人，一如江南。」[11]
馬步芳雖是武夫，卻重視文化教育。從二十年代起，青海省政府就在回民聚居區設立新式小學，使之逐步替代傳統的經堂教育。馬步芳親自擔回族教育促進會會長，在寧夏和青海創辦女子小學，開創了西北穆斯林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先河。一九三七年，他又兼任「回教教育促進會立高級中學」（後改名為「昆侖中學」）校長，該校禮聘優秀教師任課，並免除學費，公費供應服裝、文具、住宿、伙食。馬步芳還向教育部申請創辦青海大學，因條件不具備而未能成功，但他先後建立了數十所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為青海儲備了大量新式人才。
馬步芳嗜好不多，卻酷爱音樂，「平時愛好遊藝、歌詠和跳舞。每製作新歌詞，自行斟酌曲譜詞句」。[12]他與「西部歌王」王洛賓結下一段不解之緣：1938 年，王洛賓參加「抗戰西北宣傳團」來青海訪問，馬步芳與之結識，即邀請其留在西寧收集和研究民歌，但王洛賓並未同意。1944 年，「通共」的王洛賓被第八戰區司令部拘押，面臨生命危險。馬步芳聞訊派人前往蘭州營救，將其請到西寧，任命為政工處處長。1945 年 8 月，馬步芳作詞、王洛賓作曲，共同創作了《四季歌》，後來演變成《花兒與少年》，成為青海民歌之經典。[13]
「以夷制夷」的民族與宗教政策
馬步芳曾經在演講中宣稱：「青海民族複雜，但相親相愛；一條命，一口氣，這是我們百戰百勝，最可寶貴的一份財產。」然而，孫殿英在進軍西北時候發表《致西北同胞書》一文，斥責馬氏家族説：「彼輩把持地盤，殘暴不仁，用人行事，專尚四同。一要同姓，即馬，非馬不喜；二要同族，即回，非回不親；三要同河，即河州，非河不用；四要同教，即回教，非教不信。」[14]確實，「四同」才是其治理青海的核心政策。
在中原漢族眼中，作為西北「回回」的馬步芳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夷人」。馬步芳心中，當然對漢族中心主義的「中華觀」不以為然。但他學會了歷朝歷代儒家士大夫「以夷制夷」的統治手腕（他不認為自己是「夷」）：他的統治手法是挑撥各民族和宗教教派之間及其內部的矛盾糾紛，自己扮演最高仲裁者角色。比如，他故意將同一地區的一塊草山的放牧地界，寫成同樣的兩份執照，頒發給彼此爭奪這塊草山的兩方，促使兩方械鬥不已。[15]他甚至給雙方送去武器，讓械鬥升級，這些部落元氣大傷，不得不向其臣服。
馬步芳堅守其回民身份和伊斯蘭教信仰，以此將回族和伊斯蘭教徒打造成具有統治地位的民族和階層。當然，即便是回族和伊斯蘭教徒，若不服從其統治，他照樣施以雷霆手段──其族弟馬仲英的部屬大都是回民，被其俘虜之後亦遭殘酷虐殺。
馬步芳早年接受嚴格的伊斯蘭傳統教育。9 歲時，馬步芳被父親送到西寧東關清真大寺當「滿拉」學習經文。在即將完成宗教教育、成為阿訇之際，17 嵗的馬步芳投筆從戎。但多年的宗教教育在其心中打下深刻烙印，使之終身保持嚴謹的宗教生活習慣。在青海省主席任上，他兼任西寧東關清真大寺董事長之職，帶頭捐出 10 萬銀元，「改建新宇，以弘聖教」。他還重印父親與人合編的《回教必遵》一書，向穆斯林信眾散發。[16]另一方面，他像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一樣，傾向於世俗化和現代化，持溫和的伊斯蘭信仰，曾下令回族女性取下面紗，引發宗教保守人士抗議。
對其他民族和宗教信仰者，馬步芳恩威並施，不惜大開殺戒，迫使其乖乖接受其獨裁統治。
當時的西藏政府與南京政府幾乎斷絕了關係，比馬氏家族統治的半獨立狀態的西北諸省更為獨立。由於長期以來青海與西藏之間並無明確疆界，以西藏的立場而言，青海境內相當一部分地域為藏人聚居地，應屬「大藏區」管轄，所以強勢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窮兵黷武的馬步芳之間，幾度兵戎相見。
青藏之間的一場大戰發生於 1932 年。起初，在青邊玉樹的 25 族內部，嘎舉派的德賽寺與格魯派的嘎丹寺爭地，又加上商人糾紛，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命令四千藏軍進軍玉樹。這本是藏人的內部紛爭，馬步芳趁機把小事化大，借前一年的「九一八」事件通電全國，請纓「抗藏」。
南京政府順水推舟，電令時任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的馬步芳平定「藏軍犯境」。藏軍得到英國的軍事訓練和軍械支持，馬家軍以「鞏固邊防」為由獲得南京政府的軍械、軍費支持，這像是一場「代理人戰爭」。馬家軍聯合劉文輝的川康軍展開反擊，連戰連勝，兵抵昌都。馬步芳成為最大贏家，將青海管轄區域擴張到西藏的青科寺、石渠、德格一線，又呈請南京政府在玉樹、果洛地區增設囊謙、同德兩縣，所請均獲批准。[17]
這場戰争宛如回、藏、漢之「新三國演義」：西藏的藏族政權得到英國的支持，青海的回族和四川的漢族則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但表面上聯手的漢、回之間又彼此提防，矛盾錯綜複雜。這場規模不大的戰爭，若以傳統中國史的角度而論，這是馬步芳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維護國家主權統一」；但若以更廣闊的亞洲史或內亞史的角度而論，這是內亞各民族之前的紛爭，很難分出「正」與「邪」來，而「中國」或「漢族」並非舞臺上的主角，僅僅是配角或旁觀者。
1933 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後，西藏派出轉世靈童尋訪團，在青海境內找到靈童候選人。馬步芳藉故將靈童扣押，向西藏勒索 40 萬元巨款之後仍不放人。南京政府看不過去，蔣介石親自發電催促：「青海靈兒之赴藏最為重要，必須設法辦到，護送前往。馬主席一再遷延，迄未決定啓程日期……」最後，由財政部撥給 10 萬元護送經費，馬步芳才派兵護送靈童入藏，是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馬步芳統治青海期間，多次屠殺藏人、蒙古人和土著部落，焚毀藏傳佛教寺廟。尤其是果洛和玉樹地區的藏族和土著民眾，遭到其軍隊的無情屠戮；色航寺、達日江寺、什藏寺等若干寺廟，被其部屬洗劫、焚毀。其他少數民族，如哈薩克族、撒拉族也屢遭馬家軍殘殺，死難者不計其數。
另一方面，馬步芳也利用伊斯蘭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和文化傳統，幫助其穩固統治。比如，他親自主持青海湖會盟典禮，到會的蒙藏王公、千百戶重要頭目一百多名，隨員六百多人。「在節日般的祭海慶典期間，馬步芳與蒙藏頭人共同商討解決諸如牧場權、穆斯林商人與蒙藏人民貿易時牲畜和產品的等價支付，對省上稅收人員的要求，以及蒙藏人民的教育問題等。」[18]他還安排報刊對其民族和宗教政策歌功頌德：「青海省主席馬步芳，熟悉當地民情，恩威併用，各族無不畏威怀德，以圖現狀之安定，故現下之蒙藏回漢土，無論哪一族，哪一個村鎮，均絕對在馬步芳主席之命令下，支配行動，整齊步伐，成為後方抗戰之巨大力量。故馬步芳不僅是青海回教領袖，仍是青海各族各界之領袖。」[19]
[1]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頁147-148。
[2] 默利爾·亨斯博格：《馬步芳在青海》。
[3]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45。
[4]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52。
[5]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53。
[6]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56。
[7]《六大中心工作》（由馬步芳時代的青海省政府編印），青海圖書館古籍室藏。
[8]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182。
[9]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頁86。
[10]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頁141。
[11] 陳庚雅：《西北視察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125-126。
[12]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127。
[13]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27。
[14]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載《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銀川黨史資料》（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585。
[15]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209。
[16]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38。
[17]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36。
[18] 默利爾·亨斯博格：《馬步芳在青海》，頁120。
[19] 遠人：《青海各族之現實狀況》，載《回教論壇》，1939年第2卷。
